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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锈等地胜利会师后，红二方面军继续向宁夏的何连湾、预旺堡一带转移，11月进至陇东的环县。

这时的西北高原，庄稼早已收完，到处都是光秃秃的。这里冬天雨雪稀少，刺骨的西北风怒吼着，卷起地上的黄土漫天狂飞，浑浑浊浊，干冷异常。因此，这一带家家都在屋里靠墙的地方，用土坯砌一个中间留有火道的大土炕，火炕与锅灶相通，饭做熟了，炕也烧热了，晚上一家人就相偎在炕上睡觉，借以御寒过冬。我们由于缺少御寒的棉衣、棉被，就象当地人那样，晚上七八个人在一条炕上挤着取暖。站岗放哨时，往往冻得直打颤。粮食也不多，每天两餐小米和玉米饭也很难维持。特别是这一带的地表水苦咸得不能喝，老百姓都在自家的房前挖土窖，下雨天把流水引到窖里存起来饮用。一盆水先用来洗东西，澄清后再用它饮牲口，真是水比油还贵。因此各级组织不得不做大量的工作，让我们这些宁愿少吃一口饭也不能不洗脸、洗脚的南方人节约用水。尽管有不少困难，部队还是带着胜利会师后的高昂士气，准备着去夺取新的胜利。

这时，中国革命已处在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斗争的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党中央为了培养大批具有较高军政素质的干部来承担这伟大的重任，l936年6月在陕北的瓦窑堡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战略决策。我们二方面军，由于经过一年来的长征，部队严重减员，进行了缩编，一批团以上干部编余下来，二方面军首长决定把这批干部送到红军大学去学习。那时我是二军团四师十二团的政治委员，9月在甘肃南部成县战斗中负了重伤，虽然伤势还没有好，也确定到“红大”去学习，我听了很高兴。

二方面军到“红大”去学习的干部，还有王尚荣、谭友林、余秋里等几十人。我们1936年ll月首先集中甘肃环县的木钵，再从这里穿过陇东高原直奔陕北保安。我的臀部受伤，被子弹击碎的骨头无法取出，伤口疼得难以行走。在同志们的照顾下，有时走路，有时骑牲口，就是这样，困难还是很多。但是，不管有多大的难处，“红大”却总是深深地吸引着我。因为“红大”就在党中央的身边，那里有我们早已敬仰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心想到“红大”一定能够见到他们。

从陇东到陕北，到处沟梁纵横。经过几天的行军，我们终于来到了党中央和“红大”的所在地保安。地处高寒山区的保安虽然是苏区，但由于千百年来的封建枷锁卡在劳动人民的头上，经济文化落后，不是天灾就是人祸，这块黄土高原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显得十分荒凉。保安虽说是县城，但是没什么街道和店铺，老百姓就在黄土崖边挖的窑洞居住，生活很苦。国民党反动派更是变本加厉地对苏区和红军实行封锁和进攻。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党中央对我们“红大”的学员尽量给予很大的关怀和照顾。我们来到后，就换上了灰线布做的新棉衣、大衣、帽子和被子。从此，我们便在离保安七八里地的一个村子里，与四方面军的一批干部编为“红大”二期新一科，开始新的学习和生活。

转瞬之问，1936年就要过去了。我们也从过去那种如火如荼的战斗环境开始稍为安定下来。正当我们安心学习的时候，一天晚上突然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蒋介石在西安被扣起来了!这就是中外闻名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影响下，被蒋介石逼到西北来打红军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顺乎全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不愿当亡国奴，甘愿冒“犯上作乱”的罪名，以大无畏的英雄胆略，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凛然向蒋介石请缨抗战而不成，百般无奈，才实行兵谏，以逼迫蒋介石同意联合共产党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这么大的事件，来得这么快，这么突然，转瞬之间，形势陡然大变。这个消息，一时间震动着我们“红大”所有人的心，我们兴奋到了顶点，大家都睡不着了。因为在这之前的岁月里，我们同蒋介石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不知牺牲了多少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从南方喊到北方，做梦都想着何时才能等到这一天。现在大家都在议论这件大事，没一个人不主张把蒋介石杀掉的，因为我们这些红军干部，几乎都是在蒋介石反动统治压榨下穷得叮当响，没吃没穿，受不了那种残酷压迫才出来当红军的。不少人当红军后，亲人又被反动派杀害了，人人都同蒋介石有着深仇大恨。当时，张学良来电要求党中央派代表到西安去。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罗瑞卿等同志骑马到延安，张学良即派飞机接他们到西安协同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又过了几天，张闻天在中央驻地的一个麦场上，给中央机关和“红大”学员讲了西安的形势，主要意思是说，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他还有一定的影响，如果把他捉住后杀掉，就要引起全国很大的混乱，从长远的观点看，对革命人民并不利。因此，这次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等同志到西安，就是要争取和平解决，要蒋介石承认联合抗日的条件。听张闻天讲话的意思，看来蒋介石是杀不成了，大家的脑子也开始冷静下来，思考着中央这个方针的深远意义。

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还是在那个麦场上，和我们一样穿着灰布棉大衣，脚蹬一双老棉鞋的毛主席，亲自来讲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我们“红大”的学员和中央机关的干部都整齐地席地而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第一次听他讲话，他就站在我们的面前。由于事情关系重大，我们听得入了神。毛主席在队伍前边一面走动一面讲，还比划着手势。他那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脸颊，诙谐、响亮、浓重的湖南乡音，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大家都认真地听他讲，生怕漏掉了一句。特别是讲到我们党中央将怎样对待蒋介石这个牵动着千百万人的心的问题时，他说，我们为什么要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桩事情呢?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响应我们党的倡议，适应全国人民的要求，要求蒋介石联合我们共产党抗击日本侵略者，要蒋介石答应他们不再去打红军，被迫捉了蒋介石和他的一些高级官员，逼迫他们抗日。我们应张、杨两将军的邀请去协助他们解决西安事变问题，就要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向蒋介石晓以抗日的大义，调解好这件事，逼迫蒋介石接受张、杨的主张。当时，蒋介石出于无奈，已承认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但并没有签字。所以毛主席说，对于这个问题，蒋介石签字当然好，但签了字这个人也会赖着不执行啊，就是不签字，迫于形势，他也有可能执行。究竟执不执行呢?这就要全国人民进一步努力争取，逼迫蒋介石执行。能这样做的话，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他打了一个通俗的比喻。毛主席说：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能都是顺利的，都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成功。这就好比女同志怀了孩子，今天不生，明天也不生，非到足月有了压力，或是遇到了偶然的情况产生了压力才生的。生孩子也是逼迫出来的啊!你们不相信?他用手指着听报告的一些女同志说，请问她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大家听了，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毛主席自己也笑了，。

我和我们二方面军的同志过去都只是听说过毛主席，今天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他精辟而又诙谐的报告，都兴奋极了。在回驻地的路上，大家纷纷议论，说毛主席讲得多么好、多么透彻啊，也都觉得忽然一下子长了不少的见识。我们从中看到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无比英明和它所产生的巨大力量。这个法宝使国民党营垒发生了巨大变化，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和各党各派的热烈欢迎和支持，粉碎了国民党亲日派、汉奸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初到“红大”，我们就受了这样一次生动的斗争新形势下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听毛主席一次报告，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就在毛主席报告后不久的一天，阳光在蔚蓝的天空下格外灿烂，气候显得比往日更加温暖，我们大家都在窑洞里学习，忽然不知谁在窑洞外面喊了起来：“总司令来了!总司令来了!”我们一个个往外挤，奔出窑洞去看，朱总司令正健步走过我们窑洞门口，要到科主任郭述申同志的窑洞去。因为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朱总司令曾随四方面军行动，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都认识他，纷纷向朱老总问好。总司令也问大家好，并和一些站在前面的同志握手。我站在后面看到朱总司令穿着灰军装，中等身材，非常结实，腰里束着一条跟士兵一样的小皮带，腿上扎着绑带，象一个普通的士兵。他和大家说话握手时那么随便，显然是一个极为平易近人的长者，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人们目送朱总司令走进郭述申同志的窑洞后，有人说：真是想不到，如果半路上遇到他，谁能想到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总司令!我是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总觉得没有看够，就轻轻来到郭主任的窑洞前走来走去，想再看看。窑洞的门敞开着，只见总司令坐在条凳上，轻言慢语地不知说着什么，郭述申同志不时地点着头。总司令要走了，大家又不约而同地拥到窑洞外送他。总司令挥手跟大家招呼话别，接着就骑上马走了。后来总司令又来到“红大”，是给我们新一科的学员讲党课的。我们住的窑洞比较大，几十个人都集中到这里，总司令坐在中间。我们有的坐在条凳上，有的坐在炕上，听他讲建党方面的问题。给我印象深的是关于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说，一个人，一个党员，自己有了错误，就要自己来批评自己，不夸大，不缩小，这样才好。讲到怎样执行党的决议时，他说，共产党员对党的决议就是要坚决执行，如果随随便便，决议就等于零。这个问题听起来似乎显浅，但在那个时候由中国工农红军的总司令在窑洞里给红军大学的学员讲，是很有深刻意义的。当时，张国焘反党反中央的问题尚未解决，联想起来，这是多么重要的一课啊!

1936年底，由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党中央从保安迁往延安。我们作为第一梯队，首先来到延安。延安，这个古时就已有了名声的边塞要地，座落在万山丛中，凤凰山、清凉山、宝塔山环绕着它，延河水从它身旁蜿蜒向东流去，雄伟的宝塔更给延安增添了不少光彩。一条不太平整，南北走向的街道贯通全城，街道两旁开设了不少店铺，还有照相馆、书店。这在陕北来说，也算得上是个买卖兴隆的好地方了，比起保安来，不知要好多少倍。

1937年4月，“红大”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仍是八个队。我和王尚荣、张震、吴克华、余秋里等编到了第二队，同校部、一队一起住在城内一所当时没有多少学生的师范学校内，其他的队住在府衙门等地。

党中央非常重视“抗大”的教学，毛主席亲自规定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中央的首长以及其他一些首长都来给“抗大”的学生讲课、作报告。刘伯承同志在讲战术课时方法很新鲜，他不要求大家作记录。他说，我先讲，你们听，我们上下配合，我讲你们也讲，要象鄂豫皖的磨子(上面转)和西康的磨子(下面转)一样，上下都动。讲完了大家提意见，我综合整理出材料发给你们。所以，他每次讲课都很生动活泼，大家听起来也感到轻松、高兴，很容易懂。罗荣桓同志讲党的建设课，有条有理，非常实际，让你听起来津津有味。罗世文同志原是四川省委书记，后随四方面军长征来到延安。他给我们讲社会发展史，通俗具体，联系实际。有时有人问今天讲什么课?他幽默地说，讲猴子变人嘛!大家就明白了，很引人入胜。朱老总更是经验丰富，讲课很有份量。他讲中国近代史时，联系他参加同盟会、讨伐袁世凯、反对段祺瑞以及北伐战争等亲身经历，就象摆龙门阵那样动听、实在。由于教员们都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理论水平高，听他们的课收获很大，大家都非常满意。另外，毛主席、周恩来同志也时常来给我们讲国内外大事，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一些从各个地区来延安汇报工作的领导同志也来作报告，使我们不断受到既生动又现实的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们的脑子里充实多了，悟出了更多的革命道理，眼界也开阔起来。这时，我更认识到，干革命只凭勇敢是多么的不够啊!必须懂得革命的道理，才能更好地干革命。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形成，全国各族人民、各进步党派都把独立、自由的理想和希望寄托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于是，延安这个不显眼的小城，一时成了全国革命的灯塔。许多有志青年纷纷来到延安寻找革命真理。我们“抗大”陆续来了几百个外地学生，原来的“抗大”又增加了四个队。他们的到来使“抗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这些经过长征的工农干部和这些有着较高文化知识的青年学生结合在一起，互相学习，互相鼓舞。“抗大”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各种球类、田径、器械操都开展起来了，同志们都踊跃参加。记得只有一条腿的钟赤兵参加了跳高，大胖子罗炳辉还上过单杠。学员们不分“官”大“官”小，都在一起活动，非常活跃。抗日救亡的歌声更是响遍了整个延安城。我们在延安天主教堂演话剧时，朱总司令、张闻天、徐特立等领导同志都来看。这些生动活泼的活动，是我们在过去频繁的战争环境中少有的，它不仅吸引着“抗大”的学员，连中央的一些领导也常到这里来活动，经常在晚饭后和星期天来学院与同学们打篮球，常常吸引很多人看。一天学习之余，同学们就到清凉山下、延水河边，交流学习心得，或谈心、散步，怡然自得。我爱和同学们上街到书店转转，看到一些通俗易懂的书，比如象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就买回来看。它是我学习哲学的启蒙读物，帮我增长知识，受益确实不浅。

尽管当时的经济条件还很困难，但党中央对“抗大”的生活照顾还是很周到的。我们开始吃到了在保安时想都想不到的大米、白面。每月还有点零用钱，要是高兴了，邀上几个同学，可以到街上的饭馆吃上一次红烧肉，改善改善生活。

短短的几个月，学习虽然很紧张，但也很舒心，正象毛主席为“抗大”题词写的那样，处处是一片“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景象。

在这年的2月，我的生活中曾荡起过一次小小的波澜，它虽然使我感到沮丧，但也使我的思想又一次得到了升华。这时延安由于统一战线的发展，与外地的往来增多了、通邮了，很多同学跟家里通了音讯。于是，我也试着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不久，一个叔伯家的姐夫给我回了信，告诉说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妹妹没法生活，被迫到湖南讨饭去了。我拿着这封家书，回想到我那穷苦的家，母亲在我当红军前早已由于贫病交加离开了我们，我实在没法生活下去才离开了父亲，当了红军。现在，父亲又故了，妹妹出走讨饭，生死下落不明。摆在我面前的竟是一幅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死时连口薄皮棺材也没有，只是用芦席一卷，上面压块板子就埋掉了)。别人收到家信都是那么高兴，而我的心却是那么难过。使我感到安慰的是，家虽不幸，但我正在这革命的大熔炉里接受锤炼，正在研究造成这人世间的不平和悲剧的秘密，正在寻找改变这不平世道的办法!家中的不幸使我悲痛，也给了我动力。许许多多同志牺牲在战场上，正是为了解除千千万万个象我这样的家庭的痛苦在做出贡献。想到这些，我决心更加勤奋地学习，更好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来到“抗大”，眼看几个月过去了，我的臀部伤口虽然天天换药，但由于条件限制不能除根而未痊愈，残留在肉里的碎骨头常常作痛。有时眼看伤口表面结了痂，好了，但是一活动，碎骨头又冒出来顶破已结痂的地方，于是又开始流血化脓。反反复复，流出的血和脓粘在裤子上，使我几乎没有穿过一天干净的裤子。可是，学习越来越紧张，要上课，还要出操，都要坚持下去。上午上完课后，我要抓紧时间到一里路外的医务室去换药，回来吃饭时别人都已午休入睡了。许多事我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心血和精力，因而常常疲惫不堪，人也瘦了很多。就在“五一”节前，我们二方面军的关向应副政委来到了延安。有一次我去看他，向他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他看到我很瘦，关心地问我的伤势怎么样了，并勉励要我好好学习。过了几天，他特地到“抗大”找我，说是有一个同志的伤还没好，准备让他到西安去治疗，要我同他一起去。到西安的医院去治疗，条件当然好，何况这样的大城市又没去过呢。可我转念一想，如果因为治伤而失去在“抗大”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将来要后悔一辈子的。决心一定，我就对关向应副政委说，因为自己的军事政治水平低，能到“抗大”来学习实在不容易，在新的形势下不抓紧学习，回部队后怎么能适应工作呢?再痛苦我也要坚持学完了再去。关副政委说，那也好。我就这样坚持着学习，也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伤口里的碎骨头太多，常常冒出来，我就有意地把指甲留长，趁上厕所的时候，自己用指甲一块一块把它抠出来。记得到离开“抗大”前，我一共抠出了四十多块碎骨头，并用纸包起来留作纪念，后来在搬家时丢失了。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民抗战开始了。为了迎接抗日高潮，我们这批学员提前毕业。我又回到了原来的部队，不久，奔向了华北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