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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9月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最后一个梯队——第二方面军，通过甘南的腊子口，翻过岷山山脉到达哈达铺地区。从雪山草地走出来的红军战士，来到这稀有人烟的地方，真象是到了天堂。部队在这里发动群众，打土豪，征集资财，准备冬装，补充新战士，扩大队伍，改善生活，恢复体力，为尔后的行动作准备，并且打了胜仗。这段难忘的革命历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方面军总指挥部在哈达铺驻下不久，我听说总指挥部要派一些干部到红军学校去学习，心里想，长征快要结束了，能去学习一下倒是个机会。一天，我去哈达铺开会，顺便到了总指挥部，打听关于派人学习的事。一进指挥部，看见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正和贺龙同志谈话。一、四方面军在草地分兵时，刘伯承同志和朱德总司令随四方面军行动。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刘伯承同志随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行动。我这还是头一次见到刘伯承同志。刘总参谋长和贺老总向我问了部队情况后，我就向他们提出，能不能去红军学校学习。

“啊?!”贺老总听了觉得很突然，他笑眯眯地说：“学习当然好哟，可你这个团政委的工作谁来接替?部队刚刚走出草地，要恢复体力，要休整，还要准备打仗，我看……”说着转过头望着刘伯承同志，象是征求他的意见。

“是啊，当前还是工作要紧。”刘伯承同志不紧不慢地说。他态度和蔼，语气亲切。

两位首长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当时我们部队的任务确实繁重。经过十个多月艰苦转战和远征，历尽千辛万苦，走出了草地，部队减员很大。由于饥饿和疲劳，战士们的体力很差。这时，蒋介石还在调兵遣将，围追堵截我们，妄图阻止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西北。中央军委指示，红二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是：东出甘南和陕西省西南部，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和略阳地区，从右路拖住胡宗南的尾巴，配合一、四方面军执行静(宁)会(宁)战役计划。

贺龙同志说：“目前，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搞好部队生活，恢复体力，还要就地发动群众打土豪。补充新战士，扩大部队。”

刘伯承同志又说：“是这样，以后还有学习的机会，还是先把部队整顿好。”

听了贺老总和刘总参谋长的一番话，我不再要求去学习了，便连忙返回团部。不几天，我们第四师就接到了经礼县、西和县境内占领成县的作战任务。

9月16日，我们师由小川镇出发，拂晓前进抵成县。守敌是王均部队的一个营和部分地方反动武装。他们依托城防工事顽抗。先头部队十团首先到达东南门，突破了敌人的城防工事，很快把县城的主要街道占领了。敌人退到城西北角的制高点，负隅顽抗。十团组织了几次攻击，均未奏效，最后只好退到南门和东门。上午十时，我们十二团接到师部命令，协助十团夺回失去的阵地。团里领导研究决定，由我带领三营从东门进攻敌人。

队伍沿着城北向东门前进。经过一片开阔地时，遭到敌人的猛烈阻击，三营营长朱少卿和七连连长负了伤，我便直接指挥三营各连。部队来到东门，我们请十团的同志介绍情况，并看了地形。前边街道都是石板铺的路面，两边房屋的墙壁参差不齐。敌人少数兵力向我们射击，大部分隐蔽在街道两侧房墙的背后。我们的机枪和步枪无法杀伤隐蔽在房墙后的敌人。

怎么对付藏在死角的敌人呢?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我们的子弹要是能拐弯就好了。”这句话提醒了我。我当即把三营的机枪集中起来，命令机枪射手集中火力打街道上的石板。射手们理解了，立即把机枪对准石板逐段向前猛烈扫射。顿时，暴雨般的子弹打向石板路，无数的小石片飞溅起来。那些隐蔽在墙后死角的敌人，被这些小石片打得头破血流，狼狈逃窜。我们的战士趁机发起冲锋，沿街道两侧从一个房屋死角跃进到另一个房屋死角，很快就把敌人赶到城西北角的老地方，大部分街道又被我们占领了。为了防止敌人反击，战士们利用街上摆摊子卖东西的柜子、桌子、板凳和卖肉用的案板，将敌人可能反击的几条主要通道全部堵死，把敌人围困起来。

下午五点钟左右，枪声还稀稀落落地响着。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志向我们团的阵地走来。他们迈着有力的步子，谈笑风生，镇定自若，对头顶上“呜呜”飞过的子弹毫不在意。任弼时同志还背着一支小口径步枪。

我边走边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报告战斗的经过。

贺龙同志高兴地问：“敌人是你们还是十团打跑的?”

“当然是我们打跑的。”我的回答有几分自恃。

“敌人还在城里，可不能麻痹大意啊!”关向应同志操着很重的东北口音严肃地说。

方面军首长听说我们用机枪打石板路，一梭机枪子弹几乎顶得上一发迫击炮弹，就停下来，观察脚下被机枪射击后马蜂窝似的石板，又看看街道两侧房门、墙壁上大大小小的弹痕，贺龙同志高兴地说：“这个打法好，是条很好的经验。”并问这个办法是怎么想出来的。我告诉贺老总，在湖北板栗园战斗中，我站在一块石头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敌人射来的一颗子弹打中了我前脚下的石头，我的小腿一下中了七块石片，伤了七处，是那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启发了我。贺龙同志听了连声说好。

方面军首长察看了居民的房子，看到街道两旁的民房破坏不大，很满意。并再三叮嘱我们，严守群众纪律，爱护群众财产。

第二天，方面军指挥部搬到了城里。团长黄新廷同志和我到指挥部受领新任务。

贺龙同志向我们交代：把清扫成县残敌的任务移交给兄弟部队，你们团去攻占徽县，要在明天拂晓前攻克县城，然后就地分兵发动群众。任弼时、关向应同志特别强调，占领徽县后，任务是筹款，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

当天下午，部队经过简短的动员就出发了。第二天凌晨三点钟左右，到达了徽县县城西南面一个村子里。我们准备了云梯，正要去攻城，侦察员报告，徽县已被红六军团占领了。红六军团看我们来了，就按照总部的部署，向两当县开去。方面军指挥部和四师司令部随后进驻徽县城。

成、徽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但是，群众长期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红军不了解，不敢和我们接近，工作很难开展。我们根据方面军首长的指示，干部带领工作队，分头到各村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每到一地，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用各种办法揭露国民党压迫人民的罪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我们还采取了一个老办法，请贫苦农民吃饭。那时候请吃饭很简单，用地主家的粮食做一大锅饭，杀地主家一口猪，烧一大锅菜，请老百姓自带碗筷来吃。当地虽比较富裕，那是富裕了地主，受苦、吃不饱的群众还很多。穷苦人家听说红军请吃饭，男女老少都带上碗筷来了。我们的炊事员一边给群众端饭，一边做宣传工作。听了我们的宣传，吃完饭，有的穷苦农民当场就悄悄向我们反映情况，有的还自告奋勇给我们领路去打土豪。打了土豪，我们又把衣服、粮食分给群众。这样，接近我们的群众更多了，有的要求当红军，有的主动给我们送情报，告诉我们哪家地主最坏、最富、钱最多，这就使我们打土豪的目标更准了。群众发动起来后，我们除了招收不少新战士外，还组织起一百多人的地方游击队，后来又动员他们编到我们团当了红军。

短短的十几天里，我们团发动群众，筹了很多款。经过长征，同志们的衣服都破了，现在又到了该换装的季节，我们就利用筹来的款买了一些布，在群众帮助下做衣服。每人还自己动手打草鞋。每个战士都有了新衣服、新草鞋。一件件新装，针针线线都凝聚着人民群众对红军战士的深情厚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我们吃饭、穿衣、行军、打仗和兵员的补充都有了保障。出草地时，我们一个团只有七八百人，而这时又扩大到一千多人了。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同志很关心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经常亲自找团的干部汇报情况。每次都问得很详细，很具体，还常常到部队驻地去看望战士的吃住情况，对伤病员更是关怀备至。

有一天我到指挥部去，贺龙同志正在看一本杂志，见了我就说：

“最近你们团工作很有成绩，但是也要批评你们!”

我看贺总指挥今天说话不象往常那样带有笑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贺总指挥接着说：“你们对伤员关心不够。你们团长、政委铺上都有棉絮，负伤的三营长、七连长床上怎么没有啊?”原来，有一天他和关政委到我们团看了我和团长的铺，又看了在我们前面院子的伤员的住处，发现我们床上铺了一条棉絮，而伤员的床上却没有。贺总指挥这种深入群众、一丝不苟和严格要求的作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的话使我很惭愧。回来后，我立即把床上的棉絮抽出来，又找了一条，亲自送给三营长和七连长。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我们团得到了补充，战士的体力也有所恢复，整个队伍的面貌焕然一新。但是，由于张国焘破坏了中央静(宁)、会(宁)战役计划，使整个战局发生了不利于我的重大变化。9月27日，敌王均第三军，沿着我们的来路，由西向东，经小川镇向成县进犯。我们四师奉方面军指挥部盼命令，返回成县和小川镇之间，协同红三十二军歼灭进犯的敌人。不料我们还未到达，红三十二军已和敌人打响，敌先我占领有利地形。在这种情况下，方面军首长决定二军团四师和六师各一部，赶往成县城外的西北地区设伏。

我们十二团埋伏地点是在一座有庙的小山头及其附近地区，左前方是六师十八团的阵地。在我们阵地南面有一个村子，村子西边有一条小河向南流去。团指挥所就设在山上的庙里。我们从山顶放眼望去，远近群山的树木和山坡上的高粱地连成一片，郁郁葱葱。一小块一小块金黄色的稻田，点缀在绿海之中，一派北国江南的风光。我们这些初到这里的南方人，不禁触景生情，想起了鱼米之乡的湖北洪湖老家，战斗情绪更加高昂。

午后，敌人出现了。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向我们打炮，好象是进行火力侦察。不一会儿，我们的阵地就被浓烟和飞起的黄土笼罩了。由于隐蔽得好，敌人的炮火没伤着我们一根毫毛，烟雾和尘土随风向西南飘去，正好迷住了敌人，反而给我们创造了调整兵力的机会。敌人没有发现我们，把攻击目标转到十八团埋伏的阵地，其后面正好暴露在我团的正面。黄新廷同志说：用个把营出击打它一下!于是我带领二营顺着山沟偷偷地摸到敌人的侧后。一阵密集的子弹从敌人侧后打过去，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慌慌张张，乱挤乱窜，真象一群捅散了的马蜂。在我们团和十八团的夹击下，敌人只好仓皇夺路逃命。我们乘胜追击，一口气把敌人赶过小河的西岸。

战斗结束后，部队往回撤，同志们又渴又饿又累。这时正好通过一个果树园，果子挂满树枝，举手可摘；满地落着熟了的果子，低头可拣。可是战士们谁也没有动树上的果子，也没有踩坏地上的一个果子。我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只看见果园地上留下许多深深的草鞋脚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战士仍能做到自觉遵守群众纪律，这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也是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一个法宝。

正当我们返回时，有人喊了一声：“敌人转回来了!”我抬头一看，增援的敌人和退却的敌人合成一路，大约有一千多人，向我们反扑过来。地形对我们不利。我正指挥部队撤回原阵地时，不料负了伤。在我身边的二营营长蔡久同志，迅速背起我通过一块高粱地，回到我们团阵地的一个小山包上。

子弹穿透了挎在我身上的皮包，打中了我的臀部，从前面出来，把皮包里的文件和两本书都打透了。一本是刘伯承同志翻译的《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令》，是四师参谋长金承忠同志在湖南便水战斗牺牲后留下的，我一直把它留作纪念；一本是在湖南时，当时的师政委方礼明同志送给我的《列宁主义概论》。这两本书是我最宝贵的财产，它给了我智慧和力量。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这次和我一起负了“伤”。

当时，五连连长刘林同志和几个战士绑了一副担架，把我抬到成县东关一户群众家里。因为流血过多，特别渴，嗓子象要冒烟一样。这家老乡连忙给我烧开水。我喝了水，觉得好多了。深夜时，贺龙和关向应同志来了。在昏暗的灯光下，贺龙、关向应同志俯下身来看我。他们见我流血过多，脸色苍白，给了我许多安慰，要我安心治疗，并嘱咐身边的同志好好照顾我，告诉他们准备好担架，明天天一亮找几个老乡抬到红川镇找方面军卫生部长贺彪同志好好看一看。贺龙、关向应同志的亲切关心，使我感到身上伤痛减轻了许多。六师政委廖汉生同志也来了。听见廖汉生同志向贺龙和关向应同志报告说：这次战斗异常激烈，打死打伤了不少敌人……我们伤亡也不小，十八团政委周盛宏同志牺牲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不禁一惊。贺龙同志难过地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接下去又断断续续地听到贺龙对关向应同志说：敌人力量处于优势，又占领了有利地形，这一仗不好再打下去了。为了争取主动，需要转移，寻找新的机会消灭敌人。

第二天一早，我离开了成县，由五六个老乡轮流抬着走。在高低不平的小路上，我听见担架前面的同志和后面的同志不断地互相打招呼：“慢一点!”“轻一点!”生怕我受到震动，增加痛苦。一路上，这些亲切的感人肺腑的言语，不绝于耳。

岁月流逝，往事如烟。但是我永远也忘不了在陇南的那些日子，忘不了在那里牺牲的周盛宏同志和其他同志，忘不了全力支援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