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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蒋介石国民党调集一百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和红二、六军团再次发动大规模“围剿”。11月，总指挥部首长决定撤离根据地。为此，命令红十八师坚持根据地游击战争，钳制敌人，掩护二、六军团主力突围转移。当时，张正坤同志为十八师师长兼政委，李信同志为政治部主任。为了保障十八师与主力的通信联络，总指挥部将军团首长用的电台调给十八师，任命我为队长，报务员有江天生、曾纪砚、康元芳、刘智能。张师长是我的老领导，李信同志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真高兴，又在他们直接领导下工作了。

从1935年11月19日起，二、六军团主力经湘中向黔东方向转移，十八师就在原地坚持，钳制敌人。我们的电台在非常艰险的情况下开始了工作。师长、主任非常关心电台工作，常来电台视察。有一天，我们的电台坏了，我们向师长作了报告，师长说，你们几个小鬼好好观察嘛!研究研究，看看坏在哪里。这话确实起了作用，我们将机器打开，戴上耳机，一边调整度盘，一边观察，信号时有时无，按按电键，有时振荡有时不振荡。就这样观察摸索了个把星期，终于发现变阻器镀银接点磨了一个大槽，有时接触，有时不接触。找到了毛病，就把它修好了，在师长的帮助下，我们过了一关。

二、六军团主力渡过澧水、沅江两条大河，向贵州前进了。原来围攻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敌人，在追击我军主力的同时，也疯狂进攻红十八师。师长沉着勇敢，机智灵活，指挥部队在根据地同敌人周旋。在红军经常活动的上河溪，曾用贺老总的统战关系买通过一个杂牌军给我们让路。有一次同敌人六个团遭遇，我们电台的监护排在侧后方顶住敌人一个营的进攻，直到后来师长派部队把监护排接出来，并表扬了我们电台。次日，部队经过桑植县凉水口时，敌人一个旅从左侧打过来，把我们拦腰截断了。我们电台的同志爬上西面高山，跑了三十多里找到了部队。师长正想派两个连去找我们，见我们一个不少回来了，夸奖我们机智勇敢。随后我们经过龙家寨、忠堡，转战龙山、来凤等地，天天打仗。张师长是打游击战的能手，指挥果断，碰上敌人主力就迅速转移，脱离接触；遇上小股敌人则坚决消灭。一天，我们来到来凤河潮阳寺附近，上午八、九点钟开始渡河。河面宽五六十米，水深一米左右。前卫营过去后，我们电台正在渡河，师长刚登岸，敌人的轻重机枪火力压过来了。原来敌人一个旅在此截击，企图消灭我们。师长在前进不得、后退不成的情势下，亲自带领警卫连背水一战，连续几次冲锋，但都被敌人的火力压了回来，最后只好率领警卫连从敌人侧翼仓促撤出战斗。我们电台紧紧尾随师长向一个大山的分水岭爬去。师长带领警卫员、通信员刚到山顶，我们电台离师长不到五十米，敌人又冲了过来，几乎和我们混在一起。师长见状就亲自带领警卫员压向敌人。敌人见是一位身材高大指挥员，蜂拥而上，于是师长就和警卫员从山顶向谷底滑了下去。敌人惊呆了!就在这一瞬间，我大喊一声：同志们向下滑呀!接着，我们电台的同志一个个向山底滑去。山高坡陡，长满了荆棘杂草，又刚刚下过雪，我们从近五百米高的山上溜下去，一个个身上脸上都划破了，满身泥污血迹。但我们谁也不顾这些，背着电台一气跑了五六里赶上了师长。师长见到我们特别满意，说：只要电台到了，我们能收到上级指示和情报，就能打胜仗，就有办法。晚上九点左右宿营时，师长来了，他说：快架电台，有十万火急电报!我们忙打开机器一看，啊呀!电台摔坏了!收报机的四个真空管碎了两个，弹簧灯座也破成了两半，工具、备件、波长表都丢了，剩下的只有我包里的备份真空管和一把小刀。这一下真遇到了难题，真空管还有备份的，可灯座不能用了，怎样把管座修好呢?我突然看见墙上挂着一把麻，于是用麻把破成两半的灯座绑起来，固定好，插上真空管，打开电源开关。好了!有信号了!师长高兴了，夸奖我们说：我说你们能修好吧!看，不是修好了吗。多观察研究嘛!可是等我打开发报机一看，两个电容器的动片都碰到一起了。又成问题啦!换零件没有备用的，怎么办?我就用小刀一片片剥离开，接通电源，终于机器能工作了。师长和我们报务员都笑了。但是波长表丢了，波长变了多少不知道，怎么联络呢?于是我们大家商量，每隔十度一呼叫，从零到一百度，总能与军团电台联络上。我们就这样一直呼叫，果然军团电台出来了。当时龙振彪同志值班，他问我们为什么波长变了这么多，比原定波长差了二十度!……就这样，我们把电报发了出去，师长非常高兴，表扬我们能想办法完成任务。

我们按照上级指示，前进到贵州彭水县境，有一天走了一百三十多里，晚上九点多才到宿营地，同志们非常疲劳。电台架起来后，二、六军团主力可能因为行军，电台还没出来。我们就商定：今天夜里军团会有报来，特别嘱咐当夜第一个值班的刘智仁一定要注意，不要睡觉。可是到黎明快四点时，曾纪砚同志起来上厕所，一看机上怎么只有灯而无人值班，报务日记也没有记。原来刘智仁因开始守班时没有信号，不知不觉睡过去了，自然也没有往下交班，大家都沉沉地睡了。曾纪砚赶忙打开机器，听到军团电台正在紧急呼叫，有一份十万火急电报。于是他马上抄收，但刚收到二十多字，主要内容还没有出来，电报忽然中断。原来是牲口打架，天线被师长的骑骡碰倒了。等急忙架好天线重新抄收时，军团电台已随部队转移了。师长特别生气，要枪杀他的骑骡。我说处分我算了，作了检讨。师长只好带部队仍按原定方向前进。那时部队四面临敌，我们既没有地图，当地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向导也难找，每天的行军路线、宿营地点、沿途敌情，都靠军团电台发来，一天接不到电报就难以确定去向，所以师长特别重视我们的电台。那天我们行军九十多里，到了宿营地，发了宿营报告，正要休息时，忽然收到军团复电，说我们前方二十里处有国民党两个师在拦截我们，要我们立即返回昨天的出发地。好险哪!在转移的路上，战士们埋怨搞什么名堂，怎么又往回走!我听了非常难过，这都是我们的过错造成的呀。在情况瞬息万变的作战中，通信联络真象人的神经一样重要啊!

经过千难万险，我们十八师在根据地坚持了二十多天，完成了掩护主力转移的任务，从l2月3日实行突围，又连续走了二十多天，终于在1936年1月9日进到贵州的江口，和二、六军团主力会师了。当我们进城时，六军团肖克、王震、张子意、吴德峰等首长都来迎接，我们感到格外高兴，大家庆幸十八师胜利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