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六军团的无线电通信－－－－龙振彪
红二、六军团的无线电通信，是六军团在湘赣苏区时建立、后同二军团会师时带来的，它又是伴随着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红六军团是湘赣苏区的主力红军。1932年12月，中央军委派阎佩斋(阎知非)、周德元、张有年等同志随肖克军长(红六军团前身为红八军)带50瓦电台一部，到湘赣苏区工作。l933年6月，中央军委又派江文等同志带5瓦电台一部，随任弼时同志到湘赣。另外，同年5月，我军在茶陵、莲花两县交界处的棠市与敌人作战中，缴获5瓦电台一部，当时这部电台机器损坏，经修复后使用。王永浚同志自此参加红军。任弼时同志到湘赣苏区后，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为了加强电台的领导，军区决定阎佩斋为湘赣军区大电台队长，江文为政治委员，5瓦小电台放在前方，由张有年任队长，周德元由大电台调小电台任政委。
湘赣苏区对培养无线电技术干部的工作抓得很紧，l932年12月，在军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永新县城开办了第一期训练班。这期学员共八人，现健在的只有彭富九和孙志高(孙勇)两位同志了。第二期训练班也是在永新开办的，l933年10月开学，这期学员有旷泉吉、肖荣昌、曾纪砚、康元芳、李继生、胡义生等．我也是这期的学员。曾纪砚同志于1938年派往国民党地区工作时，在西安被捕英勇牺牲了。 ．
张1933年9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中，肖克同志奉命率湘赣苏区的主力红军十七师进到九江一带活动，因根据地部队减少，湖南军阀何键部乘虚而人，2月18 日进占永新城。当时情况十分紧急，敌人从南门进城，省委机关出东门向石灰桥方向撤退。那时电台驻地距永新城三四里路，大家紧急撤天线，收电台，按任弼时同志指示绕过永新北门，向埠前、象形方向撤退。在这样危急关头，电台监护排、运输排的同志们非常沉着，挑着机器，抬着充电机和电瓶，向埠前前进。我们训练班也随大电台当晚到了北乡的象形，第二天才知道省委、军区领导机关安全抵达石灰桥的对岗村。我们这期训练班就是在这时毕业的。这期的教员只有王永浚同志一个人，全部课程都由他担任。他为人和气，和学员们相处得很好，我们都很尊重他，亲切地称他为王教官。毕业后，我和曾纪砚同志分到十七师。此时肖克同志正率十七师日夜兼程赶回湘赣，我们两人在高头桥找到了十七师。电台队长张有年同志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从此我开始做无线电技术工作。
红十七师回到根据地后，我军与强敌奋战，曾取得歼灭侯鹏飞旅的胜利，但终因敌军过于强大和受当时“左”倾路线单纯防御错误战略的影响，打了一个月的抗击战，形成了极为严重的局面。此时，中央军委命令红六军团退出湘赣苏区，向湖南的中部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7月某日的下午，红十七师从药子山经水里、白露向梅田村后山撤退。当我们电台撤到后山休息时，正好碰上了我的父亲。我父亲1928年入党，是永新五区区委土地部长，他从牛田巡视工作返回五区路经这里。看到我后，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你要离开家乡到更远的地方去战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要好好为党工作。部队走了，地方工作会更加困难，我们一定要坚持斗争，我相信你们一定还会回来的!”就这样在战火纷飞中离开了亲爱的父亲，此后就再也没有见到他老人家。我们部队这次撤离湘赣苏区后，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地方党遭到严重破坏，无数同志壮烈牺牲。我父亲当年十一月被捕，第二年被国民党杀害。
在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率领下，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在永新的牛田山区集结，在这里开了动员大会，准备出发。我们走时，给湘赣临时省委留下一部电台，队长张玉山，报务员赵瑾、黎仁。陈洪时叛变后，电台下落不明。8月7日，我军从牛田出发经遂川突围，开始西征。我军突破敌人的层层包围,11日进至湖南的桂东。随后，经连续强行军，20日占领新田。再由新田急行军，一天走了一百四十里，进至湘江右岸，准备抢渡湘江。因敌人先我占据渡口，后面的敌人又追上来，24日，我军机动地插向湖南著名的阳明山。晚上，全军在半山大庙附近露营，我们电台进到大庙架线，很快与中央台沟通了联络。随着敌情变化，我军又由阳明山向南，经嘉禾附近向西，占领道县，之后进入广西，于9月4日在全县以南的界首渡过湘江，继续西进。10月初，我军沿湘桂边境进到贵州的黄平、镇远、石阡一带。这时距红二军团活动地区已经不远了，六军团指战员急切盼望与红二军团早日会师。
同红二军团会师前的一周，是艰难的西征中最艰难的时候。因为我军在镇远附近的甘溪受到桂敌的严重袭击，部队被截为三段，陷入敌人重围。这里离红二军团虽然很近，但却远似千里，因为二军团没有无线电通信工具，双方都象在黑暗中瞎摸，会师的困难就更大了。幸好前卫部队一部在军团参谋长李达同志率领下，突破敌人的包围，于15日首先与红二军团会合。这时，我主力部队正被敌人前后阻击和分割，在大山中与敌周旋。一天，军团首长命令部队向左侧一座大山前进。因为没有路，行军特别困难，全军所有的牲口和驮在牲口上的东西都掉到山沟里去了。部队连续日夜行军作战，吃不饱饭，伤病员走不动，掉队的特别多。到晚上大家疲劳不堪，实在走不动了，整个一条大山沟都睡着人。王震同志振臂而呼，鼓励大家咬紧牙关坚持行军。同志们看到军团领导同志如此坚定无畏，精神大振，挣扎着继续前进。
部队通过石阡、江口大道时，肖克同志将红军学校的学员放在左侧山上阻击敌人，非常急切地等着电台通过，一直询问电台来了没有。我们电台人员从山沟走到公路上，看见军团首长亲自在那里掩护电台，受到很大鼓舞，很快就通过了公路。部队进人一个很大的山沟，因为敌情严重和道路崎岖，军团部下令轻装，我们电台即将宁都暴动带过来的50瓦电台的充电机和电瓶埋在这条山沟里。这部50瓦大电台，因没有电源，从此就不能发讯了。部队继续行军，出了这条山沟是条大河，过了河又上山，上到山顶天已大亮。此时终于突出敌人重围，进到红二军团地区，看到许多热情欢迎红六军团的标语，见到从一百多里以外赶来迎接六军团的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和二军团的部队。两军团胜利会师了，大家心情万分激动!贺龙同志身材高大威武，留着一字胡，那天他戴着礼帽，身穿长褂，手拿着大烟斗，给人很深的印象。大家热情握手后，跨马回到驻地，当时六军团的全体指战员都这样想，这次会师了，一定能在贺老总领导下的根据地休息一段时间。两军团会师的第二天，在川黔交界的南腰界开的会师庆祝大会上，贺老总说：今天两个军团胜利会师了，我们欢迎你们。到了贺龙的地方，想休息一下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要知道，贺龙的后方就在脚板上，我们还得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会师后，两军团首长认真研究在哪里开辟根据地，贺老总建议到湘西地区，其他几位领导一致同意，都认为，湘西原来就是贺龙领导的红军活动的地区，贺老总在这个地区有很高的声望；敌人在这个地区的力量比较薄弱；特别是湘西的群众基础很好，易于发动。当时中央红军由江西革命根据地转移，进行长征，已经到了湖南的南部，湖南军阀何键正集中全力对付中央红军。为了二、六军团的生存发展和配合中央红军长征，我军决定向湘西进军。
二、六军团会师后，两军团统一指挥，决定将六军团带来的一部半电台放在总指挥部，一部与党中央联络，半部作侦听使用。从南腰界出发，我们电台来到总指挥部。贺老总对电台非常关怀，亲自下命令给电台抽调牲口，专门调一个警卫连保护电台。贺老总对我们说：我们在洪湖苏区时有一部电台，是党中央从上海派来的，1932年离开洪湖苏区时，因环境恶劣损失了，后来与中央一直失掉了联系。跑到山沟里来，没有电台什么也不了解，不知道你们在哪里，也不知道中央红军怎么样，真吃了亏啊!现在有了电台，能与中央联络，这就好了!我们要很快开辟新的根据地，吸引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不断地打击和消灭敌人，建立根据地。野鸡要有一个山头，白鹤要有一个滩头，部队没有歇脚的地方是不行的。我们离开洪湖，又丢掉了电台，苦头吃够了!
11月初，我军进到湘西地区，7日占领永顺，湘西军阀陈渠珍立即纠集周燮卿(外号周矮子)、龚仁杰、杨其昌三个旅和一个团尾随我军，企图乘我立足未稳，一下子将我军吃掉。总指挥部在永顺城天主堂召开会议，决定放弃永顺，诱敌深入。16日，战斗在龙家寨十万坪打响，首战告捷，敌人大部被歼，俘敌两千多，我军再占永顺。龙家寨这一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红军声威大振，奠定了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基础。
使我们特别高兴的是，这次战斗缴获了一部电台。龙家寨战斗结束后，部队从十万坪两侧山上押着大批俘虏向龙家寨开进，在河滩上集中，总指挥部直属队也与部队一起在河滩上休息。我们电台的同志按照政治部指示，到俘虏中做宣传教育工作。在龙家寨战斗前，我们的侦察台早已侦听出周矮子旅有一部电台，这时又发现一个战士弄到一块四十五伏特的大B电池，就决定查找敌人的电台。经过细致的调查，一个俘虏告诉我们，在俘虏中有电台队长，姓杨，是个白面书生，中等身材，胆子很小。我们立即要这个士兵带着去找，开始他不敢带，经做工作后，才带我们去了。他在离杨队长很远的地方指着说：站在那群人中间低着头发愁的那个脸白白的人就是杨队长。我们走到杨队长面前，喊了一句“杨先生!”他听了一惊，面色变得更白，很害怕。我们便把他叫出来，向他交代红军的政策，解除他的思想顾虑，他这才承认是杨队长，名字叫杨继昌。我们询问电台的情况，他犹豫了半晌才说：电台在龙家寨的后山上，有一个班看守着。我们当即派监护排的李排长带杨队长来到后山，由杨队长喊话，未经战斗，很顺利地将电台和人员俘获了。这是一部l5瓦电台。由电台人员缴获敌人的电台，在我军还是第一次。当天，我们电台热烈庆祝了这个胜利。增加这部电台后，首长决定将这部电台放在总指挥部，将原总指挥部的电台调到前方，将那半部电台仍作侦听使用，这样就解决了部队前后方的通信联络问题。龙家寨战斗后，张有年同志和我带原指挥部那部电台，随部队攻打大庸城。24日占领大庸，我们电台进城住在大街中心处。随后总指挥部的大电台也进了城，总指挥部住在天主堂。
随着根据地的开辟，成立了湘鄂川黔省委等党政机关，任弼时任省委书记，贺龙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当时电台的情况是，从六军团带来的那部电台，机器性能比较稳定，随部队主力在前方，这部电台有彭富九、旷泉吉、曾纪砚、康元芳、边忠福等同志，彭富九任队长。12月10日，省委、军区领导机关和红军学校由大庸转移到永顺塔卧，随领导机关的大电台的有阎侃斋、江文、胡鹊、黎东汉和我等，阎侃斋任大队长，江文任政委，张有年、孙志高、肖荣昌、王永浚、贺回仔、王永祥等同志在侦察台工作。我和龙家寨过来的那位杨队长住在一个房间，对他进行了一些帮助和教育。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电台的增多，技术人员愈感缺乏，我们又在塔卧开办了第三期无线电报务训练班。l934年l2月开学，翌年4月毕业。学员有黎东汉、颜吉连、刘细晚(刘宗舜)、江天生、贺保里、刘华生、贺家泰等同志，这期的主要教员是那位杨队长，我也兼任报务教员。(杨继昌到红军后表现很好，可惜后来部队撤出塔卧时被认为“不好带”而秘密处死，这是“左”的错误影响所致)我们到塔卧时任弼时同志亲自对我们说：中央红军准备与我们会师(后来中央放弃了与二、六军团会师计划，而进军遵义)，你们电台要特别注意与中央电台的联络。这时我们电台人员少，联络对象多，又要兼任这期训练班的报务教员，所以任务很重，工作很紧张。
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异军突起，引起了蒋介石的震惊。1935年1月蒋介石调正规军十一个师又四个旅，约十一万人，分六路对二、六军团进行大规模的“围剿”。此时，遵义会议已经召开，党中央发来2月1日重要电报指示，强调反“围剿”要打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并指示成立以贺龙为首的军委分会。此后，我军转入英勇的反“围剿”斗争。4月12日，我军从塔卧向北转移。在退出塔卧时，我们电台将充电机和不能带的东西埋掉了。13日，部队进至陈家河附近时，突然与敌陈耀汉五十八师一七二旅遭遇。该敌处境孤立，配置分散，我军抓住战机于l4日全歼该敌，缴获电台一部。接着乘胜追击，l5日打桃子溪的敌人，歼灭五十八师师部和一七四旅，又缴获电台一部。以上缴获的电台稍加修理，都能使用。这时旷泉吉同志担任队长，带桃子溪缴获的电台到省委工作。我担任队长带陈家河缴获的电台到十八师工作。
6月9日我军以部分兵力包围湖北宣恩，准备歼灭增援之敌。此时我侦察台收到湖北“剿总”司令部给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的电报，这封电报将敌人的行军路线、行军序列和休息地点，规定得很具体，指定四十一师12日午后进至咸丰县忠堡地区大休息。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看到这份电报后，即以主力部队从宣恩附近出发，一昼夜行军一百三十里，于l2日下午占领忠堡周围的山头设伏。敌进至忠堡时我军发起进攻，经过三天三夜激战，歼敌一个师部和一个旅另一个特务营，活捉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缴获电台两部。这两部电台都是用手摇发电机发电，输出功率l5瓦。这两部电台不仅机器完好无损，两个台的队长和报务员也全部过来了，其中有刘法墉和彭洪志同志。8月3日我军又设伏于板栗园地区，歼灭敌八十五师，击毙敌师长谢彬。
我军反“围剿”胜利后，乘胜向石门、津市、澧州一带进军。这时省委电台因机器发生故障，决定我带的那部电台离开十八师到省委工作。此时省委住桑植城，因为主力部队都在前方，城内只有一个营，电台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城外土匪非常猖獗，夜间经常来袭击我们电台。我们电台开始在城墙脚下住，天线架在城墙上，土匪总是在夜间把我们的天线割断，弄得无法工作，我们只好搬到离省委很近的地方，住在桑植城中心的街道民房里。
蒋介石在“围剿”破产后，又于9月上旬调集一百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对我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在这时，二、六军团已有一段时间与中央电台失掉联络，当时只知道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红军进到四川的天全、芦山一带(不知这是红四方面军)。军团首长要我们电台特别注意与中央台的联络，我们每个报务员都非常细心，按时呼叫和守听，直到9月29日夜间才叫通了。这件事的情况是，在此之前，即9月25日，曾收到周恩来同志用明码发给任弼时同志的一份电报，询问二、六军团的情况，但第二天则叫不通了，任弼时同志的回电无法发出。此事引起任弼时等领导同志的疑惑。于是继续呼叫。9月29日叫通后，任弼时即把给周恩来的回电用密码发给该台，内容是：“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于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可是，当时我们不知道，原来现在叫通的这部电台就是中央军委以前与二、六军团联系的那部电台，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这部电台和密码，调整到了红军总部，此时已被搞分裂主义的张国焘所把持；而当时二、六军团对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情况和电台调整的情况全然不知，这样，这份电报就被实际上把持红军总部的张国焘收到。9月30同张国焘以朱德总司令、张国焘总政委的名义电告二、六军团，电称：29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任弼时同志为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肖克、王震为委员；一、四方面军于6月中旬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张国焘为总政委；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从这以后，直到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1936年7月会师，我们都是与这部电台即红军总部所在的四方面军电台联络的，当时以为以“朱张”名义发来的电报就是中央军委的电报。当时，正在北上陕北的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非常关心二、六军团的行动，但无法联络。
1935年1 1月19日，红二、六军团由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突围长征。1936年1月9日我军占领江口，进至石阡地区，与留在湘鄂川黔地区掩护全军转移的十八师会合。当时黎东汉同志是十八师电台的队长，在突围中他的电台被摔坏，可变电容器动片变形，波长也不准了，只好一段一段地呼叫总指挥部电台。军团首长知道十八师四面临敌，要求一定要把十八师电台叫通。那天我值班，在原来波长守听很长时间，没有听见对方呼叫，我便在收报机的整个度盘上寻找，结果在与原波长相差四十度的地方听见了。叫通后我问对方为什么不在原来的波长呼叫我，黎东汉同志回答说，机器在突围中摔坏。我知悉这个情况后，很小心地将电报收完。黎东汉同志在情况紧急而机器又被摔坏的情况下，想办法与总指挥部电台联络通了，完成任务是很出色的。
我军从石阡向黔大毕转移中，1月27日总指挥部和电台在贵阳附近龙里的一个村子宿营。晚上十二点左右，我与四方面军电台通报，对方发来一份六百字的长电，在收到四百字时，对方要求等十分钟(换电池)。等到八分钟时，忽然一个台插进来用四方面军电台的波长和呼号呼叫我台。前后两台，一个讯号发粗，一个讯号发尖，手法也不同，我便发生了怀疑。沟通后，我问对方，你是何台?请从四百字继续发。对方回答说，我是中央电台总队长王诤，奉命与你台联络，请阎队长上机，有重要事要谈。我听后非常惊异，要他稍等，立即把阎侃斋同志叫起来。他上机后，双方用英语和明码通话。对方说：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已率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密码留在总司令部，请报告你们首长，并约定下次联络时间。与王净同志联络结束后，我继续与四方面军电台通报。阎侃斋、江文同志立即将这个情况向任弼时、贺龙同志作了汇报。根据任弼时同志指示，后在与中央台继续联络时，先用明码商定密底，作为简密进行通报。这次通报约近一个月时间。后来，张国焘发觉我们与中央台有联络，曾发电报质问中央。党中央为了团结四方面军的部队一同北上抗日，告诉我们今后仍只与四方面军电台联络。通过这一段与中央电台联络，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及时地感知到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若干情况，对以后与搞分裂主义的张国焘作斗争，作了某种思想准备，对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具有重要意义。
长征中随着敌情的变化，我军一直实行高度的机动。部队从龙里附近出发，一上公路就朝贵阳方向前进，走到离贵阳城很近的地方，突然改变行军方向，转向西北袭取修文。因部队急行军走得很快，我们电台掉了队，不知道部队改变了行军方向，仍沿着向贵阳的公路走。当影影绰绰地看到贵阳城时，却看不见后面有部队，这才发觉走错了路。我们赶紧向回返寻找部队。部队进占修文后，发现大电台没有跟上来，任弼时同志非常着急，派侦察员到处寻找。我们电台找部队找到半夜，在一个村子里遇到了侦察员，才一起向修文前进。部队本来第二天早晨出发，因电台没有到，就在集合场等电台。十二点多钟我们赶到修文，首长们看见电台到了，才放下心来，叫我们吃完饭后与部队一起出发。到黔大毕以后，我离开总指挥部的电台，带一部电台到六军团，随肖克同志率领的十七师在毕节参加阻击战。
我军退出黔大毕后进至盘县，此时，二、六军团奉命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为了迅速抢渡金沙江，二、六军团分两路快速前进，二军团和总指挥部沿公路经楚雄、祥云、宾川到达金沙江边，六军团沿山路经盐兴、姚安、盐丰、宾川到达金沙江边。两路部队到江边后，由石鼓、巨甸地段，于4月28日顺利地渡过了天险金沙江。在这次行军中，我带的电台随十七师走在全军后面，担负掩护全军渡江任务。
渡江后，二、六军团分两路从中甸出发，共同向甘孜前进。二军团和总指挥部经得荣、巴塘、白玉，这一路比较安全，但人烟稀少，很艰苦，六军团经乡城、稻城、理化、瞻化，这一路靠近西康、四川边界，人口较多，沿路受到藏民群众的欢迎，路上摆着鸡蛋，喇嘛手拿佛珠，等着过路红军。经过二十多天的行军，6月7日我们电台在理化与四方面军三十二军电台会合，队长闻述尧、报务员黄萍等同志热烈欢迎我们。这时正碰上三十二军电台把收报机真空管烧坏了，闻述尧同志非常着急，我把在云南弄到的一副送给了他们。我们在理化住了几天，继续行军。二、六军团于7月2日先后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二、六军团的领导同志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时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三十二军归二方面军建制。在甘孜时我奉命带一部电台到四方面军的四军工作。
7月中旬，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开始过草地。我台报务员周九生(周涌)同志因拉肚子掉队，骑在牲口上不慎将粮袋丢了，这真是生命悠关!过草地丢了粮袋，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向军首长汇报了这个情况后，军长、政委非常着急，下命令到十二师，从每个同志的粮袋里撮一点，积起来比周九生同志原来的粮还多，这就保证了他和大家一起过了草地。过草地后我和电台全体人员调回六军团。
9月中旬，二方面军相继占领了甘肃的徽县、成县、两当、康县。我们电台住在两当。敌人向徽县、成县进攻。为了阻击敌人，我带电台随王震政委离开两当，进到徽县的郭家镇。部队集合在镇西头的平地上等待宿营，我带电台进到镇上架线。在王震政委正向部队讲话的时候，埋伏在四面山上的敌人开枪打起来，部队立即向北撤，但电台没有撤出来。王震同志知道后，亲自带领部队从河滩上打进镇内，掩护电台冲出镇外。我和严成钦同志一个背收报机，一个背发报机，江天生同志背零件箱，一起向镇外冲。冲到河滩，王震政委又掩护我们钻进山沟，避开了敌人的火力。我骑的那匹骡子，听到枪声后，挣断了缰绳，跟着电台一起冲出敌人的包围。我们到达宿营地，晚上架线时，发现手键和一些备份零件丢了。丢了手键，怎么发报呢?任务那么急，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把电报发出去!在急切中，我用一根花线接在发报机上，用两根粗铜线当手键，就这样将一百多字的急电顺利地发给了总指挥部。这时总指挥部在徽县城。第三天，我专程赶到大电台驻地向江文政委要了一个手键。
因敌情紧迫，我军放弃徽县，继续北上。在成县到天水之间的公路上，敌军一个连带一部电台到天水换防，电台和人员都被我军俘获，这个电台的报务员杨迪哲从此参加了红军。我军突破敌人的重重阻拦，渡过渭水，10月22日到达将台堡与一方面军会师，至此我红二方面军胜利地结束了伟大的长征。
红二方面军的无线电通信，是在与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进到湘西地区后在频繁的作战中建立与发展起来的。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中，无线电通信队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大家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斗志，精明的技术，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和团结紧张、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克服无数困难，历经千辛万苦，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光荣使命。在敌强我弱，我军被分割、被包围和被围追堵截的情况下，无线电通信发挥了党和军队的耳目作用，它的地位显得特殊重要。红二方面军的党和各级首长对无线电通信工作非常重视，对无线电技术人员倍加爱护和照顾，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在电台建立了坚强的政治思想工作，这些是红二方面军无线电通信工作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和不断发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