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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24日红二、六军团在黔东的印江木黄会师后，两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领导下，紧密团结为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进入了新的斗争和发展时期。从l934年lO月至l935年ll月，一年时间，红二、六军团开辟和坚持了湘鄂川黔根据地，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发展壮大了自己。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二、六军团也于l935年11月开始了自己的伟大长征。二、六军团转战湖南、贵州、云南各省，渡过金沙江，于1936年7月到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此后，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继续长征，于1936年10月22日到达甘肃会宁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了长征。在二、六军团会师以后这两年的艰苦斗争中，随着两军团斗争的胜利和发展，通信工作作为部队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有了很大发展，并在保障部队作战和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全面叙述二、六军团通信工作的种种情况是困难的，下面是个人的一些回顾。

红六军团的组成与西征

红六军团是根据军委1933年6月电令组建的。当时，十六师(红十六军改建)和十八师的五十二团(红十八军组建)由湘鄂赣军区组建；十七师(红八军改建)和十八师(不含五十二团)由湘赣军区组建，军团部尚未成立。所以，实际上十六师仍受湘鄂赣省委和军区领导，十七师、十八师受湘赣省委和军区领导。

此前，1932年6月，军委曾派一部电台到湘鄂赣军区工作，由肖英任队长、徐萍任政委。这部电台还为湘赣军区与军委问转过电报；l934年春随红十六师和红十七师一起执行破路(南浔铁路)任务时，担负与红十七师的通信联络。

1932年冬，军委派一部电台到红八军(红十七师的前身)。红八军军长是肖克，政委是蔡会文，而蔡会文又兼湘赣军区司令员，所以这部电台承担了红八军、湘赣军区和湘赣省委的通信任务。

1933年5月，为了加强湘赣苏区的领导，党中央派任弼时同志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我奉命带一部电台从中央苏区随其到湘赣军区工作。5月底在棠市作战中缴获一部损坏了的电台。这样，湘赣军区就有了两部能用的电台和一部待修的电台，成立了无线电中队，由阎知非任中队长，我任政治委员，统管这三部电台和一个无线电训练班(训练班在永新共办了两期)。除担负通信联络任务外，还负责无线电侦察和抄收红色中华通信社播发的新闻。

1934年初，军委电令红十七师北渡袁水，会合红十六师等，出击南浔路，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十七师执行这一任务时由军委直接指挥，所以将我跟随任弼时同志由军委带到湘赣的一部用于电池的轻便电台配属到该师，由张有年同志任队长。当时电池的来源十分困难，主要靠作战缴获，再就是到白区购买。所以军委2月21日曾电令十七师“积取电池，以便经常联络我们”。

十六师、十七师向南浔路开进中，敌即加强戒备，以八个旅的兵力寻找我军决战。十七师抵达德安县马回岭车站附近准备破路，因敌守备严密，追击部队围来，处境极为不利，于是放弃破路计划，实行突围转移，后辗转于3月底返回湘赣根据地，红十六师则留在湘鄂赣坚持斗争。

红十七师是湘赣的主力部队，敌人乘十七师北上之机，大举向永新进犯，于1934年2月中旬占领湘赣军区所在地永新县城。军区在撤出永新时非常仓促，没来得及通知我们，眼见敌人向永新县城猛扑过来，队长又外出办事去了，我只好果断决定，撤线(天线)出发，带领电台和训练班人员向城北紧急撤退。急行军约三十公里，天已黄昏，就在象形地区宿营，一面与地方赤卫队配合，加强侦察警戒，一面派人寻找军区。第二天与队长一起，带领电台向东北方向走了一天才找到军区。军区首长见我们赶上了部队，非常高兴。

当时军区无线电侦察工作已有较大进展。如4月5日在沙市全歼敌十五师之四十三旅，俘敌旅长侯鹏飞以下官兵一千余人，就是侦悉了敌人行动后的一次伏击战。但在全局上，终因王明“左”倾错误影响丧失了主动权，未能改变根据地逐步恶化的形势。在这种困难时刻，中央军委7月23日电令六军团准备西征。其任务是：向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与贺龙领导的活动在湘鄂边的红三军建立联系。据此指示，六军团积极进行西征的准备。当时湘赣的三部无线电台，两部配属于六军团，一部配属留在湘赣的临时省委。中央还指示六军团成立了军政委员会。肖克任六军团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王震任六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六军团辖十七、十八两个师。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从湘赣突围，开始西征，连续突破了敌人几道封锁线，于8月ll日到达桂东以南的寨前圩。这时，向部队正式宣布了六军团领导机构的组成，并进行了西征的动员，号召同志们打出去，创建新苏区。六军团这一行动，实际形成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揭开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序幕。

红二、六军团会师

1934年lo月24日，红六军团经过两个多月(八十天)的艰苦转战，行程五千余里，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与红二军团(红三军会合后恢复二军团番号)在贵州省印江县木黄会师。两军先头部队相遇，通信联络就遇到问题。当时二军团使用的还是北伐军时的号谱，六军团用的是中央红军统一制定的号谱，因而双方在用军号互相问答时发生怀疑，幸好李达同志率六军团一部已先期与二军团会合，这才消除了误会。这也说明通信联络信号统一的重要性，号谱不统一也是会发生问题的。会合后，很快就按红军的号谱统一起来了。

对于二、六军团会合，中央军委来电表示祝贺。根据当时的敌我态势，两个军团首长都认为一起行动是有利的。所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夏曦同志于10月25日联名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据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的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由二军团兼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这个建议是非常正确和重要的。但当时中央军委对二、六军团的情况和所处的环境不了解，不同意二、六军团的建议。10月26日，中央军委致电任、肖、王说，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仍应单独地向中央军委指示的行动地域发展，各受中央及军委直接指挥。六军团所携带的两部电台如能修好(当时其中一部称大电台，在贵州石阡地区突围时将充电机、蓄电瓶等埋在深山里，改换了电源)，并配好材料，望留一部及译电人员给二军团，可抄三种密码给他们。

当时二、六军团的主要任务是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吸引牵制湘鄂川黔边的敌人，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以实现红军总的战略转移计划。如果分散行动，势必势单力薄，难以歼敌之有生力量，而且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所以，二、六军团领导于10月28日再次联名致电军委，陈述分则危、合则利的形势，要求集中统一行动。认为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的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可打任何一个支队；且两军团在军事、政治上都迫切要求相互帮助。同时，二、六军团的领导还从当时的形势和实际情况出发，决定由红二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团的行动，贺龙兼任总指挥，任弼时兼任政治委员。在通信工作方面，决定由六军团调一个电话队，一部电台和无线电侦察人员到总指挥部工作。当时由于有线电器材有限，有线电话一般只能沟通总指挥部机关、直属队及个别师的联络。电话队的工作那时十分艰苦，宿营时要尽快架通有关部门的电话，机关出发了才能撤收所架的电话，行军时还要插队赶上指挥机关，这成了电话队当时的行动规律。那时邱奇仁同志任电话队队长，每次都带领全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由于二、六军团实行统一行动(中央军委后来很快同意了这一方针)，后又正确执行了党在遵义会议中确定的战略方针，密切协作，团结战斗，因而牵制了敌人一百多个团的力量，充分发挥了运动战的特长，打破了敌人的“围剿”。任弼时同志曾说：二、六军团钳制了大量敌人，在配合主力红军行动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而在完成这一任务中，无线电通信也起了自己的重要作用。

湘鄂川黔反“围剿”

1934年lO月28日，二、六军团从黔东出发，向湘西挺进，以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这时，我无线电侦悉湘西地方势力陈渠珍部向我逼近。我军于ll月l6日将敌诱至永顺以北的龙家寨地区，歼其新编第三十四师的两个旅大部，俘敌两千余人，缴枪两千二百余支，还缴获电台一部。这部电台是我们总指挥部的电台工作人员缴获的。战前，我们与这个台打交道(侦察其行动)约有两周时间，但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却不见电台，经审问俘虏，很快找到线索，我们即派一个小分队向隐藏的残敌喊话，很快把这部电台缴获。

11月26日，在湖南大庸县永定镇成立了湘鄂川黔军区，贺龙兼司令员，任弼时兼政委，军区领导机构也是由总指挥部兼的，包括通信机构也是兼的。军区于l2月16日迁至永顺塔卧。我们还在这里办了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这个时期与中央军委的无线电联络非常频繁。任弼时同志曾一再嘱咐要与中央保持密切联系，说中央红军要与二、六军团会合(党中央12月18日黎平会议后才决定放弃此计划)。

1935年1月，敌人集中十一个师又四个旅约十一万人的兵力，在当地一些保安团的配合下，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根据中央、军委1935年2月1日指示，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由贺龙任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夏曦为委员，建立了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在此时期，我们在搞好通信联络的同时，大大加强了无线电侦察工作。在全体通信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这段时间的任务完成得比较好，保证了对中央的联络和首长的指挥，充分发挥了无线电侦察工作的作用。4月13日，我侦悉敌五十八师进至陈家河附近时，即集中兵力于陈家河，全歼该师一七二旅。15日，在桃子溪又歼灭敌五十八师师部和一七四旅，缴获电台两部。6月ll日，我军围攻宣恩县城时，侦悉敌援军北进，我主力即南下忠堡截击该敌。12日至14日经日夜作战，歼敌四十一师师部和一个旅另一个营，活捉敌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在忠堡战斗中，敌人被我包围后，经上级批准，我们向敌电台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争取工作。当时，我们把张振汉的电台呼叫出来(他的呼号是“SA”，早在侦察中搞清)，向他发了一份明码电报(敌台在收报前不知我们是红军的电台)，大意是：你们已被红军包围，很快就要被消灭，希望你们把电台保护好，交给红军，可受到优待。如你们不这样做，后果自负。战斗结束后，我们缴获敌人两部电台，不仅机器完好，零件一样不缺，连电台的技术人员(包括队长在内)也一个不少。经说服开导，这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都参加了红军。除赖渊同志在长征途中遭敌机空袭牺牲外，其他多数同志成了我军的通信工作骨干。忠堡战斗胜利后，部队围困龙山城持续三十五天之久，这时我们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已毕业。在会师后的八个月作战中，我们共缴获敌人五部电台，争取了一批无线电技术人员参加红军。共组建成六个无线电通信分队，无线电侦察也成立了专业分队。经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首长批准，总指挥部成立了无线电大队，阎知非任大队长，我任政治委员，并拟在六军团设无线电中队。

8月2日，我们侦察台抄收到八十五师师长谢彬给湘鄂边“剿共”总司令徐源泉的一份电报，说该敌翌日经板栗园增援龙山。我军立即星夜行军，在敌人必经的板栗园东南之利夫田谷地没伏，于8月3日歼灭该师师部和两个团另一个营，毙敌师长谢彬，缴获电台一部(遭严重损坏)。8月8日，我军又于芭蕉坨一带击溃敌陶广纵队十个团。至此，敌人的“围剿”遂告失败。

粉碎敌人“围剿”后，8月下旬，红二、六军团进占敌兵力较空虚的石门、澧州、津市、临澧等城镇和广大地区，并开展群众工作，筹措物资，扩大红军。这一时期我军得到了较大发展，扩充了数千名新战士。此时，红二军团组建了第五师，红六军团组建了第十六师，使两个军团各辖三个师。在津市等城市我们还购置了一些电讯材料。

9月，蒋介石又调集九个师又一个旅计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以“中央军”为主，在陈诚指挥下，采取所谓持久战略和堡垒主义的新战法，再次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围剿”。根据当时敌我兵力对比过于悬殊和根据地尚未巩固，地主、土匪武装活动猖獗，且物资供应又十分缺乏等情况，二、六军团领导决定撤出湘鄂川黔根据地，于ll月19日从桑植的刘家坪出发进行战略转移。事后看来，这实际就是红二、六军团长征的开始。

与中央、军委无线电联络的中断及恢复

红六军团自西征开始到二、六军团会合，这一段与中央军委的联络是非常密切的，当时军委规定六军团每天必须向军委上报行军作战情况，所以双方都比较重视保持联系。自军委决定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后，联系逐渐减少。 l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与二、六军团的来往电报就更少了。约在7月底或8月初即中断了联络。在这个时期，红二、六军团进行了忠堡战斗。围困龙山、板栗园战斗，东进占领石门、津市、澧县、临澧等城镇。由于作战行军频繁，难以与中央军委保持紧密的联系。

二、六军团与中央军委中断无线电联络的主要原因是张国焘分裂红军的错误造成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与张国焘即发生了战略上的分歧。1935年6月26日两河口政治局会议决定了一、四方面军北进方针。张国焘虽在会议上表示同意，但在会后又提出南下主张，军委根据两河口会议北进方针，以一、四方面军所属混组为左、右两路军于8月北上。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而原来中央军委与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及密码本都放在随左路军的红军总司令部。在北进中，9月3日，张国焘再次提出南下方针，并连日分别向左、右路军各部队下达停止北进和南下的命令，由此造成了红军的分裂。于是党中央不得不率一、三军团北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二、六军团与中央军委失去了无线电联络。失去联络后，我们为了恢复与中央、军委的联络，长时间进行守听寻找中央、军委的电台。1935年9月29日与四方面军一个电台沟通了联络，双方都是用的原来中央、军委与二、六军团联络的规定。我们当时误认为这就是中央、军委的电台，便恢复了联络。即将任弼时同志给周恩来同志的一份电报发给了该台。这份电报讲了三件事：(一)我们8月27日占领滓市、澧州、石门、临澧，现已退出。(二)我们将敌人的原“围剿”计划冲破，准备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三)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于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的情况，也不知道原来中央军委与二、六军团联系的电台已经为张国焘所把持。第二天，即9月30日，张国焘就复了报。来电说：(一)29日来电收到。(二)你们省委弼时为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为委员。(三)一、四方面军6月中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四)广播蒋敌十月在宜昌建立川鄂湘黔“剿匪”行营，刘湘已调九个团进攻你们。(五)望你们……冲破新的“围剿”。(六)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签名：朱(德)、张(国焘)。这样，与中央失掉联络后，张国焘就以总政委名义向二、六军团发号施令了。

二、六军团第一次与中央、军委恢复无线电通信联络是在1936年1月长征途中。党中央率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l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央12月23日在《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第十七条中要求：“完成与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络”。我于l983年在西安拜访陈士吾同志(在保安时任军委无线电分队长)谈及此事时，他回忆说：1935年l2月下旬，中央通知三局，要沟通与任弼时同志的联络。我和王诤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连续守听你们约半个多月，才恢复了联络。军委三局是有意寻找任弼时同志的电台，而我们则是在无意中于1936年1月一次与四方面军通报时，突然听到一个电台插进来呼叫我们(他掌握了我们与四方面军联络的呼号、波长)。联络通后，经互相问讯才知道是军委三局王诤局长亲自上机在呼叫我们，当即约定了保持联络的有关事项，这样才真正地恢复了与中央、军委的联络。

与中央恢复联络后，中央发来的第一份电报用的是明码。原红二方面军机要科长龙舒林同志回忆说，那份明码电报内容是：“弼兄：我们已到陕西保安，豪密留老四处……弟豪”。这就是周恩来同志(曾名“伍豪”)致任弼时同志的一份简短的明码电报。这份电报说明了党中央已到达陕北，而原与二、六军团联络用的“豪”字密码本留在了四方面军。

与中央的联络虽已恢复，但没有密码本，中央台就用明码加打哑谜的办法与我们约定了密码本(用《共产国际纲领》作底本)。经过一段通报后，中央又来电指示，暂停直接联络。为什么要停止直接联络?大意说，对约定的密码是否被泄漏，不放心，同时电报经四方面军转有利于红军的团结。至此，又停止了与中央的直接无线电通信。此后，约半年时间，二、六军团与中央军委的来往电报都是经红四方面军转发的。张国焘对二、六军团是否恢复了与中央军委的联络是有怀疑的。l936年3月曾来电询问二、六军团是否与陕北有联系?贺、任、关首长3月3日回电说：“与陕北电台尚未叫通……”

1936年7月，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后，任弼时同志就通知我们要很快与中央军委恢复直接联络。为此，我和阎知非同志亲自去拜访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通信工作主要负责人宋侃夫同志，畅谈了会合后的欢乐心情，商谈了请协助二方面军与中央军委恢复联络等事宜。这时，任弼时同志也向朱德总司令要来了与中央通报的密码本。这样，二方面军很快就沟通了与中央军委的直接联络。这里值得特别提到的是与中央军委恢复联络后，收到了中央给二方面军具有战略意义的三份电报指示。其一是，授予二方面军番号，任命贺龙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除辖红二、六军团外，并将三十二军(原九军团)编入二方面军建制，这对配合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维护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执行，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其二是，中央发了一份由任弼时同志亲译的电报，由于电文太长，任弼时同志要机要科长龙舒林同志帮译。电报大意是：对张国焘的错误要坚决进行斗争，并劝说其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要团结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并阐明了北上的有利条件。这样，中央把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任务通告了任弼时同志，要求任弼时同志结合具体情况，去传达、宣传、贯彻中央的方针。任弼时同志当时是中央代表，经与朱德、刘伯承、贺龙等同志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促使张国焘同意二、四方面军一同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其三是，8月30日中央对一、二、四方面军当前行动方针发来电令，内容是：迫蒋抗日，以达到国共两党联合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目的；紧密地联合东北军，造成西北新局面；发展甘南为战略根据地之一。并指出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二方面军向东行动具有重大意义。以上情况说明，红二方面军恢复与中央军委的直接联络，决非是件小事情，它对实现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创建新的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作为红色通信战士，我们能顺利完成这一通信任务，感到非常欣慰和自豪。

1936年9月中旬，二、四方面军北上走出草地后，二方面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占领了甘南的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地，六军团在礼县罗家堡缴获了国民党王均第三军所属十七师电台一部，该电台队长阮宗昭和报务员全部被俘，使我们的无线电器材及技术人员又得到补充。这是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在我们万里长征结束时最后送来的一部电台。这时红二方面军有了八部通信电台，一部侦察台。

10月4日，我军向北转移，渡过渭水，越过西(安)兰(州)大道，于lO月22日到达会宁之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完成了历史上伟大的长征壮举。

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为统一前线指挥，成立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此时，二方面军搞无线电侦察的工作人员及器材，全部调前敌总指挥部工作。至此，二方面军的无线电就只担负通信联络任务了。

无线电通信在红军中的重要作用

无线电通信在红军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而显得越来越重要。土地革命战争中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全国许多地区形成并日益壮大，党中央与各根据地和红军的联络以及各根据地和红军之间的联络，完全靠地下交通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无线电通信成为越来越迫切紧要的通信手段。

我们党对此是早有预见的。l928年，党中央就已着手培训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周恩来同志在上海亲自调配人员学习无线电报务，组装无线电台，同时还派了一些人去苏联学习。以后，党中央向中央苏区及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派了多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在湘鄂西，l931年1月，中央派来了一部电台。后来又派来第二部，但在路上被敌人截获了。

1931年1月28日，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在调学员学习无线电的命令中指出：“无线电收音机所收的敌人的电报，确有使人们对敌人的位置和行动的侦探得到不少的帮助，我们现在要更积极地准备扩充无线电队的组织，使各军团各军都得以适应下列要求：(一)使我们中央与其他各特区，一、三军团与红军其他各军团的通信灵便。(二)使我们容易得到外面的以至国外的政治消息。(三)使我们各军间的通信更加密切。(四)使我们更能封锁敌军的电台，侦察其行动……要看清无线电的工作，比任何局部的技术工作都更重要些”。从命令中可以看出无线电对红军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给予极大的重视。总之我军的无线电通信自始至终是在党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不断发展壮大的。

二、六军团会合时贺老总说，二军团没有了电台那段时间真难哪!看报纸预料六军团要来，但没法与六军团联系，只能让这块根据地作为六军团寻找我们的目标啊!他说，1932年当我们得知四方面军向西(四川)转移时，曾想经四方面军电台向中央转发电报，可是寻找四方面军很久，因被敌人隔断，这一计划没能实现。任弼时同志说，二军团两年多得不到中央的指示，这确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可见无线电通信对当时红军和根据地发展是何等重要。当时，敌人不断对各个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和封锁。只靠地下交通传递信息，不但速度慢，而且常有被敌人破坏的危险，已不能满足作战指挥的需要，斗争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无线电通信。

红二方面军的无线电专业技术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大致可以分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上海党中央派到苏区的，如派到湘鄂西的喻杰生、刘进、胡白天、李文采同志，派到湘赣的周德元同志，他们为湘鄂西和湘赣根据地建立无线电通信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二是起义来的，即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时参加红军的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这些同志对无线电通信起了很大作用，张有年同志还对无线电侦察做出很大成绩。三是解放过来愿意留在红军工作的，如对侦察破译工作有重大贡献的王永浚同志，在长征途中不幸光荣牺牲的优秀报务员赖渊同志，还有一些同志后来也都成为通信领导骨干。四是自己培养的，湘赣军区开办过两期无线电训练班，这些同志都分配在二、六军团工作。在湘鄂川黔军区办过一期无线电训练班(湘鄂西也办过训练班，但人员失散了)，还有中央苏区培养分配到六军团工作的同志，这些同志在整个无线电大队中占了多数，都是党、团员，在完成通信、侦察工作中，他们起到了党、团员应起的作用。

党的关怀，部队首长的重视，使无线电在红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沟通联络，侦察敌情，成为红军作战指挥的重要手段。有的部队没有军用地图，每日行动路线都要靠上级指示，而这些指示在当时只能靠无线电通信来实施，如红十八师在掩护二、六军团主力突围转移时，就是这种情况。此外，无线电通信还要承担新闻广播工作。对于处在敌强我弱条件下的红军来说，无线电确实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保障不问断的联络和指挥

在长征时，部队处于紧张而频繁的转移运动中，在通信装备落后和短缺的情况下，要保障不问断的指挥，曾遇到很多困难。行军途中，为保障上情及时下达，下情及时上报，我们主要采用下列办法：一、派通信员或干部去传送(口头或书面的)。二、由行军队列的人员接力传送，就是由行军队列每个成员向前或向后传送，按要求完成任务为止；有时后续部队一时掉队，则留人员等待。三、使用军号发出号令或报警，相距远的也用接力的办法，待接收单位用军号回答接收到为止。宿营时一般人员多数可得到休息，但通信战士的工作却非常繁忙，电话人员要架电话、守总机；电台人员要撤天线，收发电报(那时的电台不能在部队行进时工作)。通信员到达宿营地的首要任务，是弄清上下指挥机关的位置和首长驻地。这是执行任务的必要准备工作，尤其在夜晚时更为重要。一般号令由上往下传送，有时也指定下级到上级领取命令，上下距离远的，则在中途设立或指定转接站。

红二、六军团进到云南以后，曾分成左右两路行进。二军团为左路，经楚雄、镇南(南华)、祥云，白天行军；六军团为右路，经盐兴、牟定、姚安、盐丰行进，则是夜间行军。两个部队的行动时间，由于事先未相互通气，是各自决定的，结果约有一周时间无线电没有联络通。贺老总和任弼时同志很着急，六军团的首长也很着急，但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有一天我们利用大休息架设电台，与六军团沟通了联络，首长才放了心。中央红军在长征初期也遇到过通信联络的严重问题。据此，中央军委决定用两部电台(一、六分队)交替前进来保障指挥的不间断：无线电一分队到达宿营地时，无线电六分队即出发；六分队到达宿营地时，一分队再出发。这样反复交替前进来保障指挥不问断。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以后，随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一起行动的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于9月20日在二方面军干部会上作的《我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报告，对我军的军事教育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其中对通信联络工作也作了精辟的论述。刘帅高度评价了通信联络在战争中的重大作用。他说：“没有通信联络，就谈不上军队指挥。所以，指挥员在战地指挥一个排以至上万的军队，使之在单一的战略或战术意旨之下协同动作，就是要靠由上而下的命令、由下而上的报告和由此而彼的友邻通报，适时传达情况和指示以使指挥正确而实现的。”这就对通信联络在战争中的基本任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作战命令的及时下达，下情的及时上报，军兵种之间和友邻部队之问的密切协同，情报的适时传递，以保障军队的指挥。刘帅在报告中还分析了忽视通信联络的现象和原因以及如何纠正的办法。他说：“现在我们各级司令部建立了通信机关及无线电通信、有线电话，乘马的、徒步的、旗语的、号音的种种通信工具，然而还有不能圆满或不习惯于运用通信工具，或以为自己忙于打仗，没有特殊事件用不着通信，因而也疏于维护通信人员及工具，致使其闲散和损坏中断指挥，甚至贻误战机。今后，我们要在教育上首先树立重视通信联络的观点，并在演习或战术作业中插入通信勤务，以养成习惯。”刘帅的这个报告，实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军事教科书，即使在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对于指导我们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实行诸兵种协同作战，充分发挥通信联络的重要作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他的关于“由上而下，由下而上”以及“由此而彼”的联络原则，勾画了一幅战争中的通信联络图，在各种战争形式下都是适用的。

伟大的土地革命战争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回忆当时经历的种种艰难困苦，胜利后的喜悦，领导者的英明及教诲，战友间的团结友爱，先烈们的英勇战斗，都令我这个通信老战士激动不已。这篇回忆文章，算是我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先烈和英雄的通信战士所致的一点敬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