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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女儿过澧水

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第二天麻麻亮来到张家湾附近。这时，先头部队正在澧水河边与敌人激战。等我们赶到河边时，守敌已被消灭。激战后的澧水河分外平静，河水在晨曦中粼粼闪光，汩汩向远方流去，河岸上有三三两两的红军战士正在歇息。我连一口长气也没顾得出，就忙着看女儿怎么样了。

我的女儿是在红二、六军团东出津市、澧州取得重大胜利的一片捷报声中出生的。那天，贺龙正在前方打仗。肖克同志高兴地给孩子起名为“捷生”。王震同志说：“得给她父亲发个电报呀!”于是，他亲自起草了电报。开始长征时，孩子才生下二十多天，我和孩子的父亲商量，决定把捷生寄养在别人家里。为此，贺龙亲自去洪家关找一位他认为较可靠的亲戚。那位亲戚答应得好好的，说先找个奶妈，在一个星期里就把孩子接去。没想到后来亲戚全家搬走了，而且不知去向。我便不再去找寄养人家，决心再苦再累也要把女儿带在身边。听说我要带着孩子转移，组织上很照顾，让我跟军团卫生部一起行动。卫生部长贺彪见我身体弱，把我编入伤病员队。我找了个背篓，把女儿放在里面，跟随部队出发了……

我在澧水河边找个地方坐下来，轻轻揭开盖在背篓上的布，从里面抱出孩子。被憋闷一天一夜的小脸露了出来，一双黑亮亮的眼睛圆睁着，先是看天，接着又看我，好象对一切都很好奇。她哪里知道行军路上的艰险呵!

这一天，我抱着女儿隐蔽在澧水河畔一大片柑桔林里等待渡河。秋天的柑桔树上，黄澄澄的柑桔压弯了枝头，伸手即可摘到，阵阵诱人的清香扑面而来。可我们的红军战士、伤病员们，尽管饥渴难忍，却没一个人去摘，还主动把被敌机轰炸扫射时震落的柑桔，一个个拾起来，堆放在树下，等它的主人来取。

由于我军主力过了澧水，突围行动已经暴露，整个白天，敌机不断对澧水渡口实施疯狂的轰炸。渡河点的浮桥被炸坏，水面激起高高的水柱，共青团省委书记周玉珠同志在敌机的轰炸中，牺牲于澧水渡口边。

直到夕阳西沉时，才接到二军团参谋长李达命令：供给部从在离渡口十余里的浅水处徒涉过河，卫生部伤病员队到渡口乘船过河。我带着孩子，与老刘、老尹等人上了一只小船，贺彪部长也来到这条船上，亲自撑篙。小船刚刚离岸，敌机又来了，飞得很低，一会儿轰炸，一会儿扫射，河面上顿时水柱突起，浪花翻滚，弹片横飞……我们的船冒着敌机轰炸，摇摇晃晃，终于强行渡过了澧水。

上岸后，天已黑了。又走过一段难走的河滩，才到达宿营地。过河时，敌机轰炸，小船摇晃，孩子象懂事似的，不哭不闹，此时却大哭不止，贺彪部长说：“先任同志呀，两天两夜了，该给孩子换换尿布了吧?”我解开襁褓一看，只见她的前胸、后背、脖子和手上，全是屎尿，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老尹赶忙去打热水，准备给孩子洗一洗。贺部长笑着说：“看我们的小姑娘，满身都是臭味，等她长大了，我一定将今天的一切都告诉她!”我也笑了。是啊，孩子，你要永远记住你是长征的女儿!

翻越玉龙雪山

四月末的金沙江两岸，气候温暖。可是从玉龙山麓往上走去，天渐渐凉起来。我将女儿放进背篓里，给她盖上小棉被，老刘、老尹和我也都把棉衣穿在身上。再往上走，又飘起了鹅毛大雪，雪花纷扬，寒风刺骨，比冬天还冷。

当爬到山顶上时，看到一条雪水沟，沟底是腐烂的树叶，树叶上面，清澈的水哗哗流淌着。老尹要休息喝水，我和老刘都不同意。我怕山顶风大，停下来容易感冒，老刘则担心喝了这水会中毒。老尹不乐意地说：“渴了不能喝水，累了不能休息，真叫人受不了。”老刘指指背篓说：“你还不如孩子听话呢，忍耐点吧!”老尹才不再说什么了。

我们在岭上走了约两三里后，就是缓缓的下坡路。这里没有皑皑的冰雪，风也小多了。然而，同志们的体力却好似突然减弱，个个摇摇晃晃，象要摔倒似的，我自己也有不适之感。后来才听说，雪山空气稀薄，气候多变，我们军团大多是湘鄂赣等地的人，对此一下子不能适应，不少人为走路方便在金沙江畔已把棉衣甩了，是穿着单衣翻越雪山的。在山顶上，我看到有的同志坐下休息再也站不起来了，有的同志在沟边喝雪水，手里拿着碗就停止了呼吸，不禁为那些长眠在雪山顶上的同志嗟叹不已。

住进得荣时，四师师长卢冬生来军团部汇报工作，沉痛地对我说：“先超小弟在爬大雪山时，体力衰竭，停止了呼吸。还有一些比他体力强的同志，也是一倒在地上就起不来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内心剧烈地悲痛起来。我的超弟，才十六岁呀!记得l934年他和先佛妹离家来到红军部队，组织上让他到四师当卫生员，他毫无怨言，表示一定好好护理伤病员。长征以来，我们姐弟俩在毕节见面时，他可高兴了，滔滔不绝地告诉我，他和同志们关系很好，强行军中从不掉队，在火线上积极抢运和救护伤病员。我高兴地叮嘱他遇事要胆大心细，多向同志们请教，要学会打草鞋，要保护好双脚。超弟顺从地点点头说：“姐，我记住了!”那神态，那动作，那眼睛里流溢出的手足的依恋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孰料他却离开了人间……不知怎么，我又想起我的大弟先为，他l932年牺牲时，也只年仅二十一岁。当时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外部敌人“围剿”，内部叛徒反水，红军处境极端恶劣，而他身为特委巡视员，照样充满热情，出生入死地去工作。后来他去了，一去就没有回来。有人说是被叛徒出卖暗害的，也有人说是在混战中英勇战死的，他牺牲的详情，我始终不得而知……

冬生同志走后，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月儿悄悄爬上中天，把清冷的银辉洒在床前，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酥油、牛粪、砖茶混杂在一起的气味。我眼前总是出现先为、先超的形象。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先后参加革命，决心为穷苦人的解放而奋斗，现在他俩相继牺牲了。我又想到许许多多优秀指挥员和战士的英勇牺牲，忽然意识到，前面的路还很远，我们尚存的人，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前进!

军号退敌兵

从阿坝出发后，有一段地形起伏的小丘陵地带，靠山有一片森林，还有一条河，名叫噶曲河，宽两丈多，河岸边有一片荒石滩。我军多路纵队即沿着噶曲河前进。

当我来到荒石滩时，看见有不少人在河滩上歇脚，还有人在河边钓鱼，贺龙同志也在其中。我便在河滩上停下来，给女儿喂奶。

突然，从森林里冲出一群藏族骑兵，约有三四百人，荷枪舞刀，气势汹汹地向我们冲过来。我军渡过金沙江进入藏族地区后，藏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在红军所经之处，断绝水源，破坏道路，杀害掉队的红军伤病员，甚至隐蔽在暗处打冷枪，我们五师参谋长高利国和四师参谋长汤福林同志，都是这样相继阵亡的。不知谁喊了一声：“敌人骑兵来了!”霎时，河滩上气氛十分紧张。

我的心一下子紧缩了。在河滩休息的多是后勤及零散活动人员，大部分人赤手空拳。眼看着敌骑兵越来越近了，大家不由得把目光投到正在河边钓鱼的总指挥贺龙身上。这时，只见他从容不迫地站起来，一手举着钓竿，另一只手用力一挥说：“给我打回去!”他当场指定了一位同志负责组织人员进行战斗。

听到贺龙的话，原来有些惊慌的人安静了下来。站在我身边的一位年仅十四五岁的小号兵，迅即举起亮闪闪的军号。然而他没有吹，又慢慢从嘴边拿开了。我着急地问：“你怎么还不吹号?”小号兵机警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说：“你看这个队伍能打仗，能冲锋吗?”我说：“不能冲锋咋办?”小号兵说：“调兵还行。”我说：“那你就快吹调兵号吧!”小号兵沉思一下，拉开架势，一只手叉腰，一只手握号，吹响了调兵号。他这一吹，来路上的号兵，去路上的号兵，都一齐吹起了调兵号。一时间，雄壮的军号声，震荡在噶曲河两岸。

已经冲到距离我们只有千余米远的敌骑兵，听到嘹亮的军号声四起，顿时懵了。他们先是不知所措地急忙勒住马缰，看到河滩上没有一个人走动，没有一点骚乱。稍过片刻，敌骑兵便掉转马头，后队变前队，没命地逃跑而去了。

这时，贺龙收起了钓竿，说：“我们走我们的吧。”部队又继续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