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V军事频道

我是湖北沔阳人，l928年参加红军游击队，那时就听说有个贺龙，大家都亲切地管他叫贺胡子，说他英勇机智地带着红军同地主、恶霸打仗，土豪劣绅都怕他、恨他，穷苦百姓都盼他、想他。我当游击队员时，就盼着有一天能到贺龙的部队去当兵。

说来也巧，1929年我们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时，编到了贺龙的正规红军部队。l932年，我被分配在红三军军部警卫营，见到贺龙同志的机会就更多了一些。

“可不能累倒哇!”

1934年春夏之际，我们部队在湘鄂川黔边打了一仗。我的右胳膊负了伤，到金丝洞住了几个月。9月份，我伤好赶部队时，碰到了军部司务长张士南同志。张士南也是沔阳人，我俩的家相距很近，互相很熟。张士南从南昌起义就一直在贺龙同志身边工作，大家因为他是个老战士，不叫他的名字，都喊他“老长官”。

“老长官”见我伤好回来了，很高兴地说：

“贺军长认识你，正好他缺个勤务员，你就在我们这里工作吧!”

我很愿意给贺军长当勤务员，但又怕干不好。

当“老长官”把我介绍给贺军长时，贺军长立即拉住我的手，笑着说：

“是你呀!我晓得你。你是个苦伢子，人也很老实，负了伤刚好，可不能累倒了哇!”

我看贺军长这样热情，平易近人，也就不那么拘谨了。我不好意思地低声说：“在军长身边工作，我很高兴，就怕做不好事情……”

“这怕么事!”贺军长爽朗地笑着说，“你是个老战士啦!一学就会的。你看——”贺军长指着围拢来的战士们说，“他们都是老战士，先向他们学着做吧!”

接着，贺军长又向战士们介绍说：

“这是新来的老战士，叫陈文科，你们都叫他陈伢吧!你们要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搞好团结，象亲兄弟一样。”这样，周围的同志们热情地给我介绍情况，“老长官”告诉我每天应该干些什么事，还特别叮嘱道：

“你在军长身边工作，可要多留些心，别叫军长太累了，提醒他注意休息哟!”

“这个土办法很顶事”

我给贺龙同志当勤务员不久，部队就开始长征了。

记得当时是冬天，我们二、六军团在湘黔边的山区行军。整天天色阴沉，云缠雾绕，山又高又陡，路又窄又滑，人马行动十分困难，每天都有人冻伤和摔伤。

这天，部队向一个陡峭的山垭口缓缓地前进，贺总指挥拄着拐棍一步一跛地走在我的前面。我走近他的警卫员，低声问道：“总指挥的脚什么时候负伤了?”

“没负伤。”警卫员小声说，“他的脚有毛病，冬天一挨冻，脚底便裂口、流血，每年都这样。”

好不容易捱到了宿营地，我尽快给总指挥端去一盆热水，叫他洗洗那双流血的脚。当我放下水盆，转身要走的时候，他叫住了我，说：“陈伢，莫忙走呀，给我帮个忙吧!”他指着自己的挎包说：“那里有个小盒，里面有点凡士林，给我找出来，我要治治这不争气的脚!”

我把挎包里面装凡士林的小盒递给他。他扳起自己的脚板，用手指挖一点凡士林，抹在脚底的裂口里。这时我才看清，他脚板上的裂口有一寸多长，至于多深就说不准了。裂口上露出一长溜鲜红的嫩肉，稍一触动，就直冒血。脚裂成这个样子，我简直不敢再看下去。

他却好象没事一样，一边跟我闲谈，一边把凡士林一点一点地抹进裂口里。接着，他摸出火柴盒，摇了摇，递到我手中说：

“来，帮个忙!你划着火柴，帮我烧一烧!”

我以为他要烤火，连忙要去抱柴禾。他一把拉住我，指着脚上的裂口说：

“划着火柴，往这儿烧。把凡士林烧化，伤口烧平，就不会流血了。”

我明白了，不禁吸了口气：用火烧露在裂口外的嫩肉，这不痛死人吗?我怎么能下得去手啊!可是他却催着说：

“快烧!这个土办法很顶事!”

我拿火柴的手，不禁颤抖起来。划了几次，都划不着。他接过我手中的火柴，一下子就划着了，把正燃烧的火柴递给我，说：

“快!靠近裂口，我自己不顺手，你帮我烧一烧!”

我接过燃烧的火柴，哆哆嗦嗦地移近他的脚板。凡士林一碰到火苗，马上就化了，伤口轻轻地发出哧哧的声音。我不由地一缩手，火柴灭了。他又把点着的第二根火柴递过来，接着第三根、第四根，一根接着一根地烧。直到伤口的嫩肉烧得发焦了，他才拍拍我的肩膀，满意地说：

“这下行了，蛮可以对付一阵子。”

我如释重负，站起身来。但抬头一看，只见他满头大汗，汗水不断地顺着下巴往下流。我的鼻子直发酸，泪花在眼眶里直打转。

帮总指挥烧伤口，过一段时间就得来一次。凡士林用完了，便抹点猪油。连猪油都找不到时，只好干烧。每烧一次，他都是满头大汗，有好几次脸色煞白，但他从来也没有吭过一声。

军长的“尾巴”

贺龙同志非常喜欢小鬼。那时，军部有许多十几岁的小战士在他身边工作。贺龙同志非常关心他们，特别对那些无父无母幼年参军的小战士，更象父母那样疼爱。部队走到哪里，他看到无家可归的孩子，总要收留下来。当时，被贺龙同志收留的小战士，甚至还有五六岁的儿童哩!

1930年，贺龙同志还在二军团时，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进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有个村苏维埃主席老辛同志，在白色恐怖下，带着五六岁的儿子逃出家乡，到贺龙领导的部队当兵。总指挥分配他到军团部当炊事员，老辛的儿子辛伢便成了红军中最小的战士了。

老辛会下象棋，总指挥只要有点空，便同老辛杀一盘。辛伢人不大，却很聪明。大人们下棋时，他一声不响地在旁边看，眼珠跟着棋子转，心里暗暗记下象棋的布局和路数。日久天长，辛伢也学会了几手。当两军对阵，一方杀气腾腾，步步紧逼，另一方节节败退，不断出现险情时，辛伢就在旁边支招了。他常常给弱方出点子，有时帮父亲的忙，有时又给贺龙同志出主意。总指挥本来就喜欢小鬼，见辛伢这么机灵，就更喜欢他。在军团部，总指挥在，辛伢准在，见到了辛伢，准可以找到总指挥。总指挥还常找辛伢一起吃饭。有时有了比较好的饭菜，他就派人到处去找辛伢，找不到时，还让我们给辛伢留一份。时间一长，我们就逗辛伢说：“看，你成了总指挥的‘尾巴’了!”辛伢调皮地笑笑说：“么样，尾巴就尾巴嘛，我就是爱跟他跑!”

在过草地时，辛伢的父亲老辛同志，由于饥饿疲劳过度，离开了人世。在掩埋了老辛同志后，总指挥擦干眼泪，把在他身边工作的全体勤杂人员找了来，拉着哭红了眼睛的小辛伢，十分悲痛地说：“老辛同志倒下了，还有许许多多的好同志也倒下了。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同志们，革命路上流的血越多，牺牲越大，我们越要坚定信心!就是我们都倒下去了，革命总会有人继续干下去的!”

总指挥亲切地替辛伢擦干了眼泪,整了整衣服，对给养班的几个同志说：“给辛伢找一匹马。辛伢的老子死了，你们都是他的战友和兄长，你们要负起责任，只要我们有一个不倒下去，就要把辛伢带出草地，走完长征的路!”

这以后，辛伢在总指挥的直接关怀和给养班无微不至的照顾下，生活一直很好。一到宿营地，辛伢就钻到首长的房子里去玩。总指挥常带他去钓鱼、遛马。总指挥下棋的伴，就成了辛伢了。总指挥有好几次还输给了辛伢哩!有一次，总指挥输了棋，一边吸烟，一边拍拍辛伢的肩膀，笑着说：“辛伢，你有时比你老子下得还高一点。有出息!”

总指挥的话，引得我们这些看下棋的战士会心地笑起来。

咸蛋，干粮和钓鱼

长征路上，部队的给养是没有保障的，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筹粮，搞到什么就吃什么。我们几个做勤务工作的同志，见首长们工作忙，身体又不好，总想给首长们搞点好吃的。

有一次，我们搞到一大坛咸鸭蛋，大家很高兴，决定留给首长们吃。开饭时，“老长官”先给了我两个，叫我送给贺总指挥。

总指挥看到咸蛋，很高兴地问：

“哪里搞来的?”我说明了情况。他又问：

“大家都有吗?”

我赶忙解释说：

“有不少，大家还没分。司务长让我先给你送两个尝尝。”

他把咸蛋推到我面前说：

“给司务长送去，等分给大家时，我们再吃，我们不能搞特殊!”

我本想劝他吃，可是看到他的神情，知道劝也没用，只好默默地把咸蛋交给了司务长。

总指挥在困难的时候，对好吃的东西，总是先问问大家吃了没有，大家还没有吃的东西，他从不先尝一口。粮食特别紧张时，他同大家一样挨饿，坚持行军。

过草地的时候，四师师长卢冬生同志到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汇报工作后，就跟总部首长们一起行军。吃午饭的时候，我们在一块干草地上坐下来，各人拿出自己的干粮袋，就着水壶里的水，开始吃午饭。

卢师长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干粮袋，不知什么时候弃丢了。

当时，这真是件麻烦事。草地无法补充口粮。全军上下，从总指挥到战士，每人背个粮袋。饿了，就吃自带的干粮；丢了干粮袋，就等于丢了性命呀!

卢师长急得团团转，要回去找干粮袋。总指挥拦住他说：

“算了，走了这么远，谁知道掉到哪里去了。满地是烂草、臭水，找到也不能吃了，吃我的吧!”说着，便把自己的干粮袋递给卢师长。

卢师长不肯接。他知道，吃了总指挥的，总指挥就要挨饿了。

这时，我们总部的其他首长和工作人员都围上来劝卢师长收下，我们大家再给总指挥凑一点。

总指挥深情地对卢师长说：

“拿去吧!你年轻，肚子大，不吃饭是走不出草地的。我们这里人多，大家凑点野菜吃吃，总可以对付过去。”

卢师长收下干粮袋，眼泪几乎夺眶而出。

总指挥喜欢钓鱼。在湘鄂西行军、打仗中，一见小河，往往要去钓一阵子。他的马褡子里，常装着现成的鱼钩和线团。

在长征路上，我们在一条小河沟的附近宿营。他带着辛伢和几个小鬼，一起去河里钓鱼。我提个铁桶，也跟着去了。

这条河的水很清，不怎么深，看得见底，河底全是滑溜溜的石头。我是在湖边长大的，从小经常跟鱼虾螺蚌打交道，对钓鱼也不外行。可是，在这种既无泥巴又无水草的河谷里，能钓到鱼吗?我心里怀疑，嘴里却什么也没说。只见总指挥把切成小块的马肉穿在鱼钩上，很有把握地把鱼钩甩进河里。

这时，附近一些藏民老乡也好奇地围了过来。我悄悄地向一位年纪稍大的人打听：“这河里有鱼吗?”

“有，很大，有这么长!”那人用手比划着。

“你们能捉到这里的鱼吗?”我又问。

“不，那是神，我们不捉它，捉了要遭灾难的。”旁边的人七嘴八舌地说。

总指挥听了，哈哈大笑说：

“我们要捉神!把它捉来吃进肚子里，叫它在我们肚子里保佑我们吧!”

我们几个跟随的人都笑了起来。老乡们对红军很新奇，问我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不怕神。我很耐心地对他们说：

“鱼不是神，可以吃，很好吃，比猪肉还要嫩。我在家就是专靠打鱼卖钱为生的!”

正说着，总指挥一举钓竿，钓起一条大鱼，足有三斤重，长条条，圆滚滚，背上青灰，肚皮是白的，有点象我们家乡的青鳝鱼，只是比青鳝更粗、更肥些：这种鱼没有鳞，浑身象泥鳅一样溜溜滑，后来我才知道，这种鱼叫鳇鱼。我们从鱼嘴里取下鱼钩，好不容易才把它装进铁桶里。鱼放进桶里后，尾巴还在桶沿上乱甩哩。

还没等我们放好第一条鱼，辛伢就喊：

“又一条!”

“又一条!”

“又一条!”

总指挥一条接一条地往上直扯，忙得我们手慌脚乱。在旁边看热闹的老乡，开始抱着不解和好奇的心理，后来，他们大概也相信这鱼不是什么神了。特别是小孩子们，有几个胆大的还来帮我们往桶里装鱼。

不一会儿，我们搞了一满桶的鱼。总指挥收起鱼竿要回去时，风趣地对老乡们说：

“我们是工农红军，不怕官爷，不怕财主，不怕鬼，也不怕神。只要我们不怕他们，他们就会怕我们。不信，你们要都不怕鱼，都来捉鱼吃，这儿的鱼一定不象现在这么大胆。”

我们走出好远，回头一看，老乡们还在那儿用敬佩和好奇的眼光望着我们。

“要好好照顾任政委”

在行军途中，总指挥常常停下来问我们：

“看看，任政委到了吧?关副政委和甘主任么样?”

总指挥还常常停下来，亲自去看。尤其是对待任弼时政委，常常问，反复看。

总指挥对任弼时同志非常关心和尊重。当时，任弼时同志身患肺病，面黄肌瘦的。总指挥几次对“老长官”和我说：

“注意照顾好任政委啊!你们晓得吧?要不是任弼时同志带着六军团，带着密电码和电台，冲破敌人的封锁，来贵州同我们会合，我们想想嘛，我们就会成为一只离了群的孤雁呀!大家要记住，尊重任弼时同志，照顾好他，这不只是个责任问题，还是个对中央的态度问题哩!”

正是出于这种真挚的感情，他就格外关心任弼时的生活和身体。任政委本来身体很好，疾病折磨得他非常瘦弱。但是，他精神很好，很乐观，对革命胜利充满了坚定的信心。刚离开贵州时，任政委骑着马走。没两天，总指挥见任政委一骑马就咳嗽不止，病情加重，马上命令“老长官”和副官处的同志搞副担架。当时，搞副担架可不容易啊!尤其是到了草地以后，长时间行军打仗，没吃没喝，人困马乏。一副担架至少要三四个人换着抬。开始，任弼时同志怎么也不愿意躺到担架上，还是总指挥三番几次地劝，又动员肖克、关向应、甘泗淇等首长去劝，任政委才勉强同意上了担架。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抬着任政委的担架行军时，总指挥跟着走了差不多半天的路。他一会前，一会后，十分仔细地照料着。任政委几次劝他上马快走，他笑着说：

“再看看，等会就走。”

他不仅对待任弼时政委这样关心和尊重，对关向应副政委、政治部甘泗淇主任也同样热情和照顾。他几次对我们说：

“我是个大老粗，十几岁上了山，没学着文化。要不是周副主席和朱老总的帮助，我贺龙有么用?关副政委、甘主任，都是知识分子，我要好好向他们学着点呀!”

他常常同关副政委一起行军。关向应同志身材不算高，一遇到上坡或者攀崖，总指挥总是大步上前，然后回过头来，伸手拉关副政委一把。有时，还笑着说：

“伙计呀，上!加油喔……”

第五匹驮马

进入草地不久，我就病了，又发烧，又拉肚子。没几天就不能走路了。总指挥每天来看望我好几次，把军部最好的牲口拨给我骑。

总指挥部有位贺龙的叔叔也在部队同我们一起长征，这位老人很关心同志，大家都亲切地管他叫“贺老太爷”。贺老太爷懂点中医，常给伤病员采药治病。总指挥见我病得厉害，便亲手把我交给了贺老太爷，嘱咐着：

“陈伢病得很重，您老人家多操点心，好好照顾他，搞点草药帮他治治病吧。我们搞到药马上给您送来!”

就这样，贺老太爷整天陪着我。行军时，我们一起骑马走，他老人家扶我上马，帮我收拾东西。常常询问我的病情。宿营时，他老人家安置我休息，到处采集草药，亲自熬药给我喝。

每当我接过老人熬好的药汤，心里总是很激动。常常端着药汤发呆。有一次，贺总指挥见我端着药汤不喝，以为我怕药苦，便劝我说：

“陈伢，要吃药呀，吃了药，病才会好!”

我听着这关切的话语，热泪扑簌簌地往下落，一口气喝完了一大碗药汤。总指挥高兴地赞扬说：

“就要这样!革命战士嘛，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病、不怕吃药……”

越往前走，条件就越艰苦了，一望无际的草地，前不见村庄，后不见人家，连草药也找不到了，粮食吃光了，同志们都挖草根充饥。

我的病未见好转，象是伤寒，又象是痢疾。有时不拉肚子了，却退不了烧。人瘦得皮包骨，一点力气也没有，整天伏在马背上不想动弹。照顾我的贺老太爷也累得爬不起来了。驮我的牲口累死了一匹又一匹，不到一个月，就换了三匹驮马。当第四匹驮马在我的腿边躺下再也爬不起来时，我一阵晕眩，歪倒在地。醒来后，我抱着死马的瘦腿伤心地哭起来。

当时，总部绝大部分牲口没有了，有的累死了，有的被人们含着眼泪宰杀当粮食吃了，只剩下几匹驮文件包的马。许多首长的乘马也没有了，大家都在步行。在这样的环境里，到哪儿找牲口来驮我呢?再说，我已病得奄奄一息，怎么能再给部队添麻烦啊?

正当我伤心地哭泣时，总指挥走到我的身边，亲切地说：

“陈伢，么事又哭起来了哇?”

我难过地用手指着死马，正要讲话，贺老太爷先说话了：

“马又死了，陈伢的病还没好，这怎么办……”

“么办?”总指挥重复了贺老太爷的话后，果断地一挥手，说，“不管么办，有命在，就得一块走。马死了，有人，可以背和抬呀，反正不能……”

我听到这里，马上说：

“总指挥，老太爷，您们走吧!我已经拖了大家的腿，我是个包袱呀，不能再……”

总指挥打断了我的话，严肃地说：

“说的么话，莫哭了，有我们在，绝不会丢下你!”

说完，他拉了一下副官处长杜世新，小声讲着什么。杜处长离开时，他又嘱咐说：

“多想想法子，一定搞匹牲口来!”

他还交代身边的同志，再察看一下各部队的情况，只要是活人，都要设法带着前进。我听着这些话，热血沸腾，激动万分，顿时增添了活下去的勇气，不再哭了。

不多一会儿，杜处长牵来了一匹马。大家又把我扶上马背，继续前进。后来，我才知道，这第五匹马，是杜处长用来驮文件的。为了驮我，文件只好分给同志们背着。

就这样，在总指挥的亲切关怀下，第五匹驮马终于把我驮出了草地。贺老太爷的草药汤和精心照料，终于使我起死回生。走出草地不远，我就恢复了健康，又回到总指挥的身边工作了。同志们看到我，都高兴地围着我问长问短。有个同志笑着说：

“陈伢，你的命是总指挥从草地拣回来的!”

总指挥却笑着说：

“陈伢还没有完成任务，马克思不让他去报到哇!”

一句话，把大伙逗得哈哈大笑起来，而我却觉得鼻头一阵发酸，泪水模糊了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