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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底，我在家乡参加游击队编入红军大庸县独立团，后改编为红二军团四师十一团三营九连，l935年11月，随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回忆半个多世纪前漫漫长征路，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值得记叙!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那艰苦的岁月里，红军官兵在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鼓舞下，互相勉励，互相帮助，患难与共，奋力向前的精神。在当前现代化建设中，“人际关系”似乎成为一个新的科学命题，人们热衷于向日本、美国学习管理学中的人际关系学；而日本和美国的学者和企业家，却又有人倾心研究中国的孙子兵法，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面临这种令人深思的潮流，我常常想，认真回忆和思索一下红军长征中我们队伍里的同志爱、战友情，对我们当今建立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该会有多么重要的启示作用啊!

红二、六军团长征出发后，渡澧水、沅江到湘中，而后经贵州的黔(西)、大(定)、毕(节)，进而西进云南，于石鼓、巨甸过金沙江，取得了长征中的决定性胜利。过金沙江进入西康的中甸后，部队进入了一个迥异于内地的陌生地带：巍巍雪山，茫茫草地，民族不同，语言不通，人烟稀少，特别是粮食奇缺。正如当时国民党一些报道所说，红军是“陷入绝地”、“野无所掠”了。极端的困难，考验着工农红军!

红二、六军团4月底从中甸出发，分左、右两路向甘孜前进。红六军团为右路，经稻城、理化，红二军团为左路，沿金沙江，经得荣、巴塘、白玉，7月初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此时，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

记得有一天，我们部队过了白玉之后，途经一个山口，为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我所在的四师十一团五连二班全班七名年轻战士，被派到部队前进方向的左边山上担任警戒，以掩护大部队行军。随着部队陆续通过，后面部队派了一个只有五名战士的班来接我们的警戒哨。这五名战士更年轻。我们把警戒任务交代清楚后，就下山赶队伍。可是我们刚刚离开哨位，发现一小股受国民党指使的地方骑兵，从高山上向我警戒哨开枪射击。敌人骑兵如果从山上冲下来，这几个战士是顶不住的。为了战友的安全，为了掩护整个部队的行动，我们班尽管任务已经交出，还是主动返回哨位，和兄弟部队的五名战友并肩反击。我和副班长吴平和沉着指挥，两个班协同作战，利用山包上几块大石头和小树的有利地形同敌人斗智斗勇。我们十几支枪一起瞄准敌人，我喊一、二、三，一起开火，两个排子枪一放，那二三十个敌人骑兵不知我军虚实，很快扭头向山背后一溜烟地逃去。打退敌人后，我们才和接班的战友依依不舍地分手，向我们连大步追去。

部队进入雪山、草地后，供应发生了严重困难。在甘孜我们只领到少量青稞，伤病员补充了一些牛皮草鞋。由于找不到磨子，无法把青稞麦磨成糌粑，只好用藏民最原始的办法，把麦粒炒熟，用两块石板搓碎，装进米袋子。大家一路上总是先吃野菜，尽量节约粮食以备不时之需。牛皮草鞋是用牛皮(也有马皮、骆驼皮)按草鞋的样式做成的，厚皮子做鞋底，薄皮子做鞋鼻子、鞋耳子，然后用一根筷子粗的皮条一穿，就成了很好的皮草鞋。由于皮子没有用硝熟透，油性大，质地软，水一泡就变形。因此在宿营地时往往需要烤鞋。有一次，我班战士唐宏阶不小心把牛皮草鞋烤糊了，没想到竞发出了一股近似肉香的味道。后来在过草地极端缺粮时，大家就把皮草鞋用火烧或用水煮了吃，尽管难以嚼烂，却也能稍稍充饥。

提起忍饥挨饿的这段经历，我不禁回忆起我们和四方面军的同志团结互助的情景。在组成二方面军的时候，除了二、六军团，还有原在四方面军的三十二军也编了进来，因此三十二军的同志就成了我们一个大建制内的新战友。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展开了严肃的斗争。二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团结一致、共同北上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离开甘孜北上时，我们每个人对分到的一小米袋青稞极为珍视，谁都在考虑能不能坚持到阿坝，考虑如果到了阿坝还没有粮食怎么办。我们商量，一定要点点滴滴节省粮食，尽量先吃野菜。正在这惜粮如金的时刻，营部通知连队，三十二军一个小分队因执行任务刚回来，没有分到粮食，要求每人支援他们一点。我们连指导员作了动员以后，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一定要和三十二军的战友们同生死、共患难，一起走出草地!”“我们宁可自己少吃挨饿，也不能不管兄弟部队!”全班同志你抓几把他抓几把，很快装满一米袋青稞。我把它交到连部，和各班捐献的粮食一起送给了三十二军的小分队。小分队的同志感动地说：刚编进二方面军，就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二、四方面军要团结一致，按照党中央正确路线，走出草地，北上抗日!

过草地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斗争。我们连续走了十几天，眼前仍是一望无际的水草，看不清道路，见不到人烟。草地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红日当头，一会儿狂风骤雨，有时还加上雪片冰雹，向人们劈头盖脑地袭来。这里的地势有的地方较高，草低水少，有的地方低洼，水草交杂。部队行军常常要涉水行进，许多同志的脚腿泡肿了。最危险的是过泥泞沼泽。一天下午，我们亲眼看见一个病号，骑一匹枣红马从我班右侧向前赶队，一个趔趄连人带马陷入了泥潭，我们奋力抢救，才把人拉上来。至于那匹马，我们把马缰绳拉断了也没有救起。令人悲痛的是，我们班的唐宏阶同志，就是因为天快黑时，一脚踩虚掉进泥沼，我们只抓住了他的枪，可是人没有救上来，就这样看着他不幸牺牲了。从此，我就背起小唐的枪，象背负着战友未完成的革命重任，一直走出草地。

在那茫茫的草地上，有多少战友就是这样在为实现革命理想的奋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的五叔许庸远也是牺牲在长征路上的无数烈士中的一个。他是我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小时当过放牛娃，年轻时学做木匠。l934年底红军解放我们家乡时，他走乡串村，向群众宣传“活龙”(贺龙)领导红军闹革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救穷人的道理。他带头响应红军号召，组织起大庸“北固乡游击队”，担任队长，还“破格”吸收我这个十五岁的小鬼当了游击队员。以后他又带领游击队加入了红军。由于他从前跟乡下老先生读过《三字经》、《百家姓》那样一些书，识得几个字，参加红军后能写个标语、口号，打个宿营报告什么的，长征时，担任了四师十一团三营文书，而我已调到二营五连二班当班长。过草地时，他每次见到我总要用苦难家史激励我的革命意志。那天下午听说快到阿坝，可我不知因为吃什么野菜中了毒，肚子疼得直不起腰，浑身直冒汗，加上我身背两支七九步枪，每走一步都感到头晕目眩，非常吃力。正在这时，只见不远处也有个掉队的，身披夹被，步履艰难，走近一看，原来是我的五叔。只见他两条裤腿从膝盖以下已经磨成了碎布条，两只光脚踏在水草里，脚和腿都泡肿了，裂开了口子，浓血顺腿直流。我鼻子一酸，强忍着眼泪问他：“你怎么掉队了?”他吃力地回答我：“不要紧，我能赶上队……”我看他脸色蜡黄，忙把自己剩下的半搪瓷碗青稞递给他。他吃了几口，又从沟里舀了一碗水喝下去。他神情稍好一些，便催促我说：“行了，你走吧!你还有一班人，当班长的掉在后边怎么行?”我要扶着他走，他简直有点急了：“你快赶队伍去!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而是共产党员!一定要走出草地，革命的路还长呢!”我又给他拾了一根棍子拄着。他说：“行了，你快走吧!”在他再三催促下，我只得一步一回头地离别他，慢慢向前赶队。可是不大一会儿，天色大变，雷电交加，接着一阵冰雹劈头盖脑落下来，砸在枪筒上乒乓作响，砸在头上、身上生疼，简直没法躲避。我想起五叔的处境，越想越不放心，于是掉头往回走，决心找到他互相照应，一起赶队。我焦急地边走边找，终于在一条小河沟边，看到五叔一动不动地趴在草地上。我跑过去连叫几声，他不答应。只见他右手抓着那根棍子，左手护着自己放置文书材料的皮挎包。我把他扶起靠在我的腿上，才看到他鼻口流血，已经停止了呼吸。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失声痛哭起来!五叔啊!你是我的亲人，更是我的革命前辈和亲密战友啊!不一会收容队的几个同志赶来了，一起帮我料理五叔的后事。我把一块洗脸毛巾从挎包上解下来，盖在五叔的脸上。收容队的同志打开他的皮挎包，我们看到在一摞纸的第一张上留着五叔写下的字迹：“今日口令……”我和同志们草草掩埋了五叔的尸体，忍着痛楚，踏着先烈的血迹赶队了!雨水冲刷着我满脸泪水，我暗暗默念今日口令……今日口令……啊!“走出草地，革命到底”，这不就是先烈留给我们的“口令”吗!

我们7月初进入草地，经过两个月同敌人搏斗，同恶劣的自然条件搏斗，到9月份胜利走出草地，到达甘肃省的哈达铺。就在刚刚踏过草地边沿的时候，翻越岷山的艰苦历程又开始了。那天从早晨出发登山开始，我就感到头晕脑胀，双脚轻飘飘的，肩上的两支步枪压得我迈不开步。一步步地攀啊，登啊!大部队渐渐上了山又翻过山，长长的行列渐渐远去，后面掉队的同志也陆续赶了过去，而我还在半山腰羊肠小道上慢慢挪呢。山越高越陡，越走越感到气不够用，呼吸非常困难，实在走不动了，就把枪拄在地上，支撑着前胸喘息片刻，把腰间早就空了的米袋再紧一紧，定一定神再往上爬。当时只有一个信念：“翻过山去就是胜利!”这时，天气也来作对，不一会儿，阴沉沉的浓雾从身边涌过，人好象被扣在锅底下，气闷难忍。我真想坐下来体息一下，但出发前指导员讲的话立即响在耳边：“在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能坐下休息，一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一躺倒就算完了!记住：坚持就是胜利!”对，枪是用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哪怕它有千斤重，我也要咬牙坚持!坚持!再坚持!冷汗和湿雾浸透全身，我忽然感到一阵恶心，头重脚轻，两眼发黑，似乎已经听到自己摔倒的声音了……不，这是什么声音?身后好象传来了脚步声。我想回头看看，但已身不由己。果然身后传来了亲切的问话：“你是哪个单位的?”我有气无力地作了回答。说着，那位同志从我肩上把两支枪接了过去。我如同卸下千斤重担，这时才看清，他个头不高，身上挎着一个皮包，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战友，我问他的单位和姓名，他说：“这里空气稀薄，不要说话，快走吧!”他见我两腿发软，又把自己仅有的两把炒面送到我的嘴里。在这种时刻，吃下两把炒面，顿时一股暖流传遍我的全身。我决心自己走，但两条腿总是不听指挥。于是，这位同志左肩背着两支枪，右手推着我的后腰，一起向前走。就这样，他把我从半山腰一直推到山顶。下山时，又让我在后边扶着他的肩膀慢慢走，直到抵达山下的宿营地时，他把两支枪还给我。这时我才知道他是红四师政治部的特派干事朱裕丰同志!真是同生死共患难的阶级兄弟呀，我怎能忘记这个亲切的名字啊!后来在日本投降时，我们意外地在内蒙大青山前线的萨拉齐见过一面，互相畅谈了战斗友情，还交换了照片，并相约革命胜利后再相会。1982年ll月，我终于在重庆歌乐山红军休养院见到了这位我最亲爱的战友朱裕丰同志。他这时已年近八十，但仍身心健康，我俩并肩合影，以作永久的纪念。每当我凝视这张照片，长征路上战友相亲的动人场面便一幕幕从眼前闪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征的光辉越来越耀人眼目。我想，当年红军之所以能够从雪山草地那样的“绝地”走出来，不就是因为胸怀共产主义理想的红军战士，具有顽强的艰苦奋斗和高度的团结友爱精神吗!那种纯真的革命战友之情是我们的“传家宝”啊!红军长征已成为历史，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长征，将比红军长征的里程更长。让我们发扬当年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建立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同心同德，万众一心，去开拓我们祖国现代化事业的光辉未来!

(宋振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