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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加强和充实红二方面军，党中央命令红三十二军拨归红二方面军建制，还调去一批干部。我们红军卫生学校第六期毕业生五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红二方面军的。我分配在方面军医院第二所做军医工作。1936年7月初，我们从甘孜出发，经过五十多天茫茫草地的艰苦行军，9月初走出草地，胜利到达甘肃省岷山哈达辅。在这一段草地行军中，我有许多亲身感受留在记忆中。

在担架上

我们几位同学不是福建老乡就是江西老俵，初分配到红二方面军工作时，担心那儿人生地不熟，又怕讲话人家听不懂，不好办事，不好相处。可是我们来到红二方面军后，出乎预料，同志们待我们非常热情，亲如兄弟。

我们头一天住在红六军团，军团卫生部长戴正华同志亲自接待我们，并问了教学情况，讲了不少鼓励的话。第二天我们赶到方面军驻地甘孜，那里也早做了接待我们的准备，廖述云所长和指导员已在门口等候多时。同志们接行李，握手，问寒问暖，住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还给我们铺床整褥，开饭时帮我们盛饭端菜，并召开了热情的欢迎会。真是来队如到家，一点也没有生疏和不习惯的感觉。正如大家常讲的，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不论来自哪个地区，不管参军早晚，都是为了一个共同革命理想，是生死与共的阶级兄弟。

人们印象最深的是贺老总。贺老总喜欢钓鱼，在草地行军过程中，常常跑到河滩上钓一会鱼，然后骑着马赶部队。他每次来到我们跟前，总要把马缰绳拉紧放慢，“小鬼”长、“小鬼”短说个不停。“小鬼累不累?还有糌粑吃吗?不要掉队，掉队土匪把你杀了!”贺老总精力充沛，说话幽默，关心部属，说几句逗趣的话，惹得我们笑个不止，疲劳就烟消云散了。

部队刚出草地时，我患重感冒发高烧，整天昏昏沉沉，不省人事。没有药耽误了治疗，又找不到民伕，部队急着准备打仗要转移，在这十分危难中，所有的领导和同志们毅然决定自己组织担架队，抬着我走。整整抬了三天，使我得以活下来。当时部队在多日断粮的情况下，经过草地长途行军，历尽艰辛，大家体力消耗极大，已经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哪有力气抬人呢?战友们就是出于深厚的阶级感情，不顾疲劳，支撑着瘦弱的身体，跌跌撞撞地抬着走，边走边晃，不知吃了多少苦。我躺在担架上，心里总是那样不安，那样热乎乎的。这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

全军断粮的时候

辽阔的大草地，荒无人迹。粮食就是生命!我们进入大草地之前，在阿坝地区领导便要求大家千方百计筹足半个月的干粮，可是由于当地人烟稀少，加之先头部队几乎把粮食筹光了，所以我们尽管用了最大的努力，才搞到一点粮食。于是节省口粮成了一项重大的、关系部队存亡的头等任务。

为了有计划地节约用粮，作出了用粮的规定和纪律。各级领导干部每天每餐都要深入基层，动员和监督大家节省粮食，要求只准吃稀的(炒面调水)，每餐每人最多吃二两炒面。尽管如此，在我们走到距草地边缘还剩两天路程的时候，全军出现了断粮危机。由于每人携带的粮食有多有少，吃得有快有慢，有些同志还珍藏着最后一点炒面。在此关键时刻，方面军参谋长李达同志来到我们帐篷里，动员大家献出仅有的口粮，支援兄弟部队。他说：贺总指挥要我来告诉大家，困难会很快过去，再有两三天就会走出草地，希望大家把携带的粮食捐献一些出来，调剂使用；方面军直属队准备杀几头牲口，分发给各单位，这样就可以坚持渡过难关。

听了李达参谋长讲话，人们心情庄严而沉重，异口同声地表示：坚决拥护首长决定!我当即从包袱里(当时保存粮食象爱护生命一样，人们都把炒面小心谨慎地收藏在包袱里保管好)，拿出仅有的一斤多炒面交公。我们三十几位同志，共拿出了五十几斤“救命粮”支援兄弟部队。

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严格的管理教育，和广大指战员们深厚的阶级情谊，同呼吸，共命运，同心同德，战胜困难，恐怕还会有更多的红军战士长眠在那荒漠的草地上!

冰雹袭来以后

草地天气变化无常，一会阳光普照，晴空万里；一会狂风暴雨，象魔鬼呼风唤雨似的震天动地。

有一天下午，我们行军越过河滩，爬上一个小山坡，骤然乌云笼罩天空，狂风四起，接着大雨冰雹满天遍野，劈头盖脑落下来。冰雹小的象苞谷粒，大的象核桃，还有的象茶杯那样大，一阵猛砸。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全都吓呆了，一时不知所措。此时此刻，不知哪位同志急中生智，大喊一声：快把背包放在头顶上，背靠背蹲下!于是大家立即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一个个象蘑菇堆似的蹲在那里。好在冰雹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们战战兢兢地看着冰雹过去，庆幸渡过了这一关。当然，还是有不少的人受了伤。因为冰雹来得突然，躲闪不及，草地上也没处可躲，大家又没有经验，因此有的被砸成脑震荡，有的脚被砸伤。在这漫无人迹的大草地，发生这些问题，给后来的行动带来很大影响。但是红军战士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依靠阶级友爱，生死相依，一人有难大家帮，伤轻的帮助伤重的同志，背的背，搀的搀，就这样艰难地又向前赶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