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支委会－－－－钱治安
离得荣还有好几天的路呢，全连就一粒粮食也没有了。这是我们连第一次经受饥饿的考验，饥饿无情地把我们带到生死存亡的边缘。据前面部队介绍，马骨头和马粪中没消化的青稞，都可以用来充饥。可是我们这个后卫连队，在路上不但找不到一根马骨头，就是马粪也找不到。掉队的同志越来越多了。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找些野菜来熬菜汤喝。有时野菜不多，就掺合一些不知名的野草一起下锅。虽说汤味又苦又涩，但到底比喝白水好些。
“为了革命，为了胜利，忍着饥饿，继续前进!”这是我们的口号。同时，我们也有个共同的希望，就是到了得荣来个“大会餐”。所以能走的病号坚持着，不能走的由别人搀扶着走。我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得荣。得荣，简直成了我们心目中的“圣地”。
谁料到一心向往的得荣县城，原来是只有三座房子的荒废不堪的地方。我们找遍了整个县城，连一粒粮渣子也没有，希望破灭了!
同志们一个个瘫软无力地躺在地上，望着天空，不发一语。看见同志们土黄色浮肿的面孔，我心里就好象被刀子绞割一样。虽然我们全连都是些铁汉子，我相信他们只要有一口气，爬也会爬着前进，但是还有几个月的艰难路程，完全靠野菜汤，怎么能行呢?这时，忧虑、焦急塞满了我的脑子。
我和连长张先云同志急得在那几间破房子里直打转。突然，上士从一家牛圈里跑了出来，象发现了什么了不起的秘密一样，兴冲冲地向我们招着手说：“连长，指导员，你们来看!”我和连长赶忙跑了过去。
牛圈角上，杂乱地摆了一层干草。上士指着几颗混杂在泥灰里的青稞说：“看这个!”接着，他用手轻轻地揭去了一层干牛粪，扒开新土，掀开一块木板，一大缸青稞便露了出来。
上士喜冲冲地说：“我拿铁锹来!”
“先别慌!”我迟疑了一下，接着说，“要遵守群众纪律，不能随便动藏民的东西!”
连长没有吱声，但可以看出，他同样在琢磨这个问题。
“那，部队没粮怎么办呢?”上士的话有点急躁。
是啊!怎么办?刚才我自己的脑子里不也是装了许多个“怎么办”吗?而现在有粮了，我倒犹豫起来。
我和连长沉默着。上士站起来望望连长，又望望我，急于想从我们的眼神里找出确切答案。
“我看，还是开个支委会讨论一下吧!”
连长同意了我的意见。
于是，一次紧急的党支部委员会，就在这个牛圈旁边召开了。听说有了粮食，大家都高兴得眉开眼笑，可是听我把群众纪律一摆，却又沉思起来。一排长杨成海同志首先发言：“……本来藏民就不知道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又误信了反动宣传，所以在我们来到以前就避开了。如果挖了他们的粮，会给藏民留下不好的影响，那更便于敌人进行反动宣传。再说，先头部队和我们一样没吃的，他们没动这点粮食不也过去了?他们能过，．我们也一定能过!红军有红军的骨气，我们挨饿也不能动它!”
一排长的话句句在理，说得大家都默默无声。
停了片刻，三排长韩耀之同志用缓慢而稳重的声调说：“我同意杨成海同志的看法，但是，全连十几个病号，没有点粮恐怕抗不住。我看是不是少搞点给生病的同志吃?”
大家都清楚：这几天发生的病号，都是因为饥饿而引起的。如果有一点粮食吃，他们的病就会不治而愈。重病号赖玉喜，连腿也迈不开了，这两天来，全是我们替换着扶他走的。现在，他已经瘦得不象样子了，难道能眼巴巴地让自己的阶级兄弟饿死?显然，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粮食应该要，但是群众纪律也必须遵守。讨论结果，支委会通过了以白洋买粮食的决定。
于是，大家把埋在地下的四百来斤青稞挖了出来。有了粮，病号就有救了，我们连队就有救了。顿时，全连象开了锅似的，战士们个个笑逐颜开，使这荒凉、冷清的得荣也显得有了生气。
计算了人数以后，支委会决定：病号每人分八小碗，一般同志每人五小碗，干部每人三小碗。这一来，空了好几天的小粮袋，又挎上了同志们的肩头。
要埋白洋了，我叫文书写了一张纸条。纸条是红色的，上面写着几行字。大意是：老板，实在对不起，我们挖了您的青稞。现将青稞折合五十块白洋留给您，请收下。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二连全体。
五十块白洋用蓝布包了两层，然后把红纸条端正地贴在上面，再往缸里放。临掩土了，上士怕五十块不够，又添了十二块云南银币。这时候，支部委员都站在旁边看着，直到原封原样地埋好以后，大家才象放下一副沉重的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