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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气候的恶劣，是人所共知的，而红军过草地时物质条件的贫乏，更是难以想象。要走出草地，就必须忍受这自然界与饥饿的折磨，就得付出代价。很多红军战士虽没有牺牲于枪林弹雨之中，却长眠在这片荒无人烟的草地上。

那是l936年，我在二军团五师任政委，恰恰在部队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我得了伤寒病。开始，我还以为是感冒，也没有在意。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体温越来越高，四肢无力，浑身酸痛，头部痛得尤其厉害。虽然同志们时常用炒面给我煮面糊糊吃，可是，我怎么也咽不下去。一天、两天过去，最后只能喝点开水，此外，什么东西都不想吃。眼看着自己的手腕越来越细，就象两根木棒似的拖着一双筋骨暴露的手。不几天，整个人就消瘦得不成样子了。更讨厌的是，在湘鄂川黔边打伤的右臂伤口不但未见好转，反而因高烧的影响更加严重了。每天宿营时，差不多都会挤出半茶杯脓血来。

草地的气候虽然变化很大，但是我们走了几天，也摸到了它的一点规律：上午通常是晴朗的，下午三点钟以后，风雨或冰雹往往会猛然袭来。因此，我们一般是在下午三点钟以后宿营。

可是，草地的鬼天气有时也摸不准。一天中午，草地象掉在火炉里一样又燥又热。突然飘来一片阴云，瞬间就把整个天空遮住了。气温骤然降低，大风掠过草地呼啸而来，紧接着就是一阵暴雨。

我由于发烧而贪图凉快，没有及时披上在甘孜发的牛皮斗篷，被浇得象个落汤鸡一样。没有料到，这一场风雨几乎把我埋葬在草地上。

暴风雨过去不久，部队就宿营了。同志们把我从马上扶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身上时冷时热，两条腿绵软无力，眼前金星飞迸，还没有迈步，就感到天旋地转，一头扑倒在帐篷底下，昏迷过去了。

忽然，我觉得一股热气流入口腔。我用力睁开眼一看，警卫员小李两眼满含着泪花，正细心地一勺一勺地把用炒面做的汤羹向我嘴里灌。师长贺炳炎同志也蹲在一旁焦急地望着我。

这时，我感到好象该是日落的时刻了。可是，今天的夕阳怎么那么明亮呀?战士们怎么还没有卸下行装去找东西吃，或者坐下来休息休息呢?他们跑来跑去干什么?牲口驮子怎么还不卸下来?

“好一点了么?老谭。”师长关切地问。

我吃力地点了点头。

“我去找担架。今天可不能让你再骑牲口了。”

“怎么刚住下来又要出发?”我思忖着。看看外边，帐篷都拆除了，有的战士已经开始行动了；再看看太阳，它又升高了，而且是那样的耀眼刺目。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现在已不是傍晚，而是第二天了啊!

“还是骑牲口吧。”我有气无力地说。

“不行!昨晚上卫生部长说过，一定要抬着你走。”贺炳炎同志又摸了摸我的额角说，“还是这么烫!”

贺炳炎同志是湖北松滋县人，铁匠出身。一九三0年，贺总带领红军从他家乡经过时，他就参加了红军。六年来，他作战英勇，全身负伤十多处。我军长征到湖南、贵州边界的时候，他又负了重伤，结果失掉了一条胳臂。由于他在战斗中坚决勇敢，同志们都很敬重他。

从贺师长的谈话里我才知道，昨晚我一直昏迷，师卫生部长夜里赶来看过一次，并给我灌了些药，今天，还要等他来看看，然后再走。

不一会儿，师卫生部长董家龙同志来了。他蹲在我的身旁，用表试了试我的体温，又听了听心脏，然后从药包里拿出了一些药片给了警卫员小李。后来，他把贺师长拉到帐篷外边，不知低声说了些什么。

这时，部队已经踏上征途，师部的人员也都整装待发。师长找来一副担架要我躺上。可是，我怎么能坐担架呢?进入草地以后，饥饿早已把战士们折磨得瘦弱不堪，不要说抬着一个人，就是空手走路，也有不少人倒在这一望无际的草地上。

“我不坐!”

“那怎么行呀!”师长固执地瞪着我。

“我一个人倒下就倒下吧，绝不能叫别的同志也跟我一起倒下!”我断断续续地说。

贺炳炎同志又耐心地劝我，我仍然不从。他知道我有个拗脾气，也就不再坚持了。于是，大家只好又扶我上马。

走了一程，我在昏迷中觉得臀部和尾骨随着马鞍一上一下地颠簸，象一束针扎似地痛。我知道，由于得病后身上瘦得皮包骨头，臀部已被马鞍磨破了。开始我还时常变换一下姿势，后来变换姿势也疼痛难忍了。于是，我就伏在马背上。可是右臂伤口又象火烧般地痛，伏也伏不稳。有几次，我差一点从马背上栽下来。

“把我绑在马鞍上吧!”休息的时候，我对警卫员小李说。

开始他不肯，后来他看我生气了，才和另外两个同志用绑带把我捆在马鞍上。这样，我又昏昏迷迷走了一天。

宿营后，吃了几片药，病情仍旧没有减轻。看来这不象是感冒，很可能是一种更凶恶的疾病在纠缠着我。更糟糕的是，西药已经用完了。

后来，贺炳炎同志把我的病情报告了方面军总指挥部。方面军首长派了医官杨云阶同志到我们师部，并且跟我们走了两天。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他还要负责方面军首长的健康。在他的建议下，我被抬到总指挥部。

这一切，当时我都不知道。那时，我已整日昏睡不醒。不知何时，我神智稍微清醒了，耳边突然听到阵阵叹息声，接着是一个十分亲切而又熟悉的声音：

“可惜了，可惜了!这谭娃子如果丢在草地上就可惜了!”稍停又说，“杨医官，想想办法吧，不能把他扔在草地上!”接着，一只手抚摸着我的前额。

“是啊!”另一个人接着说。

我极力睁开眼睛一看，一个魁梧的蓄着黑胡子的年约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和另一个稍微苍老、脸颊比较瘦削的人，蹲在我的担架旁边。

这是准呀?我仿佛认识他们。我向那个有胡子的人看了两眼，终于从他那坚毅有力的嘴角上认出来了：贺总指挥!而那个年纪稍长的，是杨医官。

我好象有什么委屈似的，鼻子一酸，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过去，我曾在总指挥部工作过，在贺总指挥面前，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孩子。重病之中看到他，我就象看到自己的亲人一样，感到十分温暖。

此后，我就随总指挥部一起行动了。方面军首长从卫生部的担架连中挑选出几个强壮的战士抬我，杨云阶同志一天数次地为我诊断，亲自煎汤药给我吃，炊事员同志为我做可口的东西。

杨云阶同志是个老中医，在红军中做医务工作已有七八个年头了。由于他医术高明，在二方面军中很有威信。那时部队流行一句话：“外科找卫生部，内科找杨医官。”可见大家对他的信任。

跟总部走了两天，给我灌了几服汤药，病情逐渐减轻，再不整日昏迷不醒了。

到阿坝的前两天，我们在草地上刚宿营不久，大雨又光临到我们头上。往常每到宿营的时候，杨云阶同志都要来给我看病，可是今天等了好久，仍不见他的影子。总指挥部的通信员倒是接二连三地把头探进帐篷，看一眼又匆匆地走了。后来，担架连的同志告诉我一个使我十分不安的消息：杨医官找不到了。

天渐渐黑了，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紧，我的心也越来越感到不安。草地的艰苦生活和连日行军，已经够年长体弱的杨云阶同志受的了，再加上整天为我操劳……我想，他可能掉队了。想到这里，我更加焦急。

一个小时过去了，暴风雨仍没有停，也不见杨云阶同志回来。我越想越急，就打发小李去问。小李刚走出帐篷，就碰见杨云阶同志披着斗篷，浑身带着雨水进来了。一见到他，我又惊又喜，急忙问：

“你怎么掉队了?我真替你着急!”

他笑嘻嘻地对我说：

“今天来晚了，老实告诉你吧，带的草药早没有了。这几天，我常去找草药，只是今天走得远了些，又赶上雨，所以来迟了。”说完，他解下斗篷，又给我切脉、煎药。我看着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庞和疲惫的神色，心里不知说什么好。

到了包座，我的身上开始脱皮，病渐渐地好了。这时，我不忍心再坐担架，就要求领导发还牲口给我骑。从包座出发的那天，我刚跨上骡子，那匹不驯服的畜生，后腿突然一跳，把我摔了下来。任弼时政委在一旁看到了，立即叫饲养员把他的花脚骡子牵给了我。这匹骡子很老实，又大又壮，骑上去很平稳。

走了半里多路，杨云阶同志骑着马从后边赶上来。他看我稳稳地骑在牲口上，十分高兴，笑呵呵地对我说：

“五十服草药呀，整整五十服!”

是啊，救活我的不仅仅是五十服草药，而是无法用数字计算的阶级友爱。是敬爱的贺总、关政委和贺师长、杨医官和那些一直抬着我在草地上艰难行军的红军战士，用他们的心，把我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使我再次获得生命，随着革命队伍踏上抗日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