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黔西抗日救国军－－－－何辉
贺龙同志不仅善于用兵指挥打仗，而且善于做统战工作，运用自己丰富的阅历和生活经验，结合实际情况，机动灵活地执行党的政策，团结各阶层、各种不同政治领域的人士，扩大我党我军的力量。这一点我是有亲身感受的。其中，1936年春，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贵州黔(西)、大(定)、毕(节)地区组织的抗日救国军，就是统战工作成功的一个特殊例子。
说特殊，是因为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贵州，在黔大毕地区一共才停留二十多天。从1936年2月2日进入黔西，至2月27 日离开毕节，就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天里，军团在地方党的密切协助和大力支持下，不仅在黔大毕建立了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开展了一系列的地方各级革命政权活动，而且迅速收编了一批地方游杂武装改建为党领导的抗日救国军共三个支队二三千人，扩充了红军队伍。当时，党中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瓦窑堡会议精神，已经传达到二、六军团，以贺龙为主席的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发布的布告明确宣布：“团结广大工农民众及一切爱国志士”加入抗日的队伍，“不分政治派别，不论成份，一致联合起来，组织抗日救国军”；而且针对当时当地“兵匪”难分的复杂情况指出，团结的对象包括那些不愿受国民党压迫“而携械散在山林之白军二十五军官佐士兵及民团绿林与一切反蒋队伍”。二十五军为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基本队伍，1935年，蒋介石趁“追剿”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排除异己，“剪除”了王家烈，二十五军官兵多数散入山林。这一方针的公布，扩大了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引导力，周围许多游杂武装都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在地下党的引导下，投入了抗日反蒋的斗争洪流。许多人则参加了红军。当时在家乡寓居的国民党元老，在讨袁时期曾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的周素园老先生，挺身而出担任抗日救国军总司令，更为时人所注目。周素园在贺龙亲自关照下，以近六旬高龄，随红军长征到了陕北。留在贵州当地的抗日救国军部队和领导人也程度不同地坚持抗日救国斗争，发挥了配合红军北上抗日的作用。
关于整个抗日救国军的情况，邓止戈等同志写了详尽的材料，我看过以后，觉得还没有包括我所亲历的一支队伍的情况，为此，特将我所知道的黔西抗日救国联军的始末，忆述如下：
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黔西时，我在二军团政治部破坏部(敌工部)工作，记得军团指挥部在黔西驻扎了两天，又率领部队出发打仗。我因有病奉命留守，住在黔西城里一家炒货铺子里。这家铺子，主要是炒爆米花。女主人做生意卖开水泡炒米。男主人是中医，胖胖的身子，人很和善，我请他号脉看病，吃了几服中药，身体好了一些。几天后，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回来，匆匆地对我说：在城外收编了一些地方部队，叫抗日救国联军，急需干部，领导决定，让你去那里当政委。就这样很简单地交代了几句，并让我从政治部带八九个干部立即出发。
我们一行匆匆来到黔西城西二十多里地的一个小镇子上，找到了这支抗日救国联军的司令部。在我们来到之前，军团司令部的一个侦察参谋已先去工作，并担任参谋长。这个侦察参谋的姓名，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是四川人，中等个子，年龄比我大，二十八九岁，精通军事业务，还懂哥老会那一套。当时军团部的不少参谋年龄都比较大，都有与三教九流交往的本领，派到地方游杂部队工作是最合适不过了。我们二人在军团部就认识，来到这支抗日救国联军又一起工作了半个多月
黔西抗日救国联军约有七八百人，司令员姓李，我们都叫他李司令。他是贵州本地人，四十多岁，原在王家烈部队当过团长，被遣散回乡，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对王家烈和蒋介石都不满，于是在黔西山区拉起一支队伍，自封为司令，打着保卫家乡的旗号，进行游击活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侵入贵州他也敢打。他拥护红军的抗日主张，特别赞赏红军打仗勇敢和作风艰苦。见红军大部队一到，他想依靠红军求生存，找出路。他本人表现也比较朴实，不带家眷，独自一人，随部队流动生活，行装很简单，有一匹体高膘肥的大马。司令部机构也很小，只有几个参谋、副官和个把勤务员。
这支部队，司令部下设几个中队，中队下设几个小队。各中队人数不一，少则一百多，多则近二百人，小队各为三四十人。士兵成份多数是贫苦农民，少数是小商小贩出身；军官大多是行伍出身。官兵帮会思想十分浓厚，实行封建统治，一切都是李司令说了算。在生活上很艰苦，衣着杂乱简陋，都是赤脚行军，但装备武器比我们红军还强。弹药比较充足，每支步枪有六七十发子弹，军官佩带的盒子枪，每支有上百发子弹，平时都上了膛。和王家烈的部队相似，很多是“双枪兵”，上自李司令，下至士兵，多数都抽大烟。每到宿营地，这些人就用稻草或苞谷秸往地上一铺，摆开大烟灯，各自咝咝地抽起烟来。这种在旧社会反动统治下造成的恶习，当时是无法也不能戒绝的(整个贵州农村，不抽大烟的人很少)。为了争取教育团结他们，我们初到部队后，在生活上尽量照顾他们，给他们发一些钱，有时还把从官府和地主豪绅家没收来的烟土送一些给他们抽。由于旧军队的积习，这支部队纪律很差，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违犯群众纪律的事很多。
我们几个人作了分工，我和参谋长等三四人，留在司令部，做李司令等上层的工作，另外三四个同志分到中队、小队去，有的当教导员，有的当指导员，主要做基层人员和士兵的工作。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教育鼓励部队的抗日情绪，搞调查研究，摸清人员基本情况，逐步改造争取他们，在条件成熟时进行改编，以充实红军主力，必要时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工作方式主要是个别谈心。
这位李司令从来没有集合部队开过全体大会，我也没有见过整个部队的全貌，只听李司令作过一些介绍，但全部队究竟有多少人，多少枪，谁也说不准。我们几个人只能通过找司令，找军官，找士兵谈话，。了解情况，进行教育。例如，我们看到部队宿营吃了老乡的东西不给钱，借了东西不还，我们就向李司令汇报，并就此宣传红军的宗旨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向李司令指出：现在已经编到红军里来了，成为抗日的人民队伍了，就要遵守红军的纪律，爱护人民，对地主豪绅，可以分东西，对贫苦老百姓和工人要保护，买卖公平，按价付钱，损坏东西要赔偿，处处替老百姓着想，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才能打胜仗。李司令听了，“嗯、啊”几声，点头说：“对，按你们的办吧!”于是，我们几个就跟在部队后边做群众工作，给老百姓付钱，赔偿，给白洋，有的也给烟土(作价折钱)。群众高兴地说：“李司令的队伍变了，变好了!”
老百姓夸赞部队，李司令也高兴，我们的工作也好做了。有时，他也坐下来和我们聊天。这人很讲义气，乡土观念特别重。他说，这支部队就是黔西老乡花钱养的军队，谁要侵犯本地的利益，我们就打谁，不管是蒋介石、王家烈还是日本人，只要侵犯贵州，我们就打。十多天里，我们组织这支部队配合红军主力参加将军山外围战斗，接连出动了几次，部队士气很高，打起仗来都很勇敢。但开头出发宿营时不放哨。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后，向李司令提意见，他却说：“没问题，本乡本土，怕什么?敌人真来了，就打，打不赢拔腿就走，走了再回来打!”我们说：“现在仗打得很大，要学红军，不能按过去的办法了。”经过这次提意见后，改了，每到一地都加岗放哨，比较警惕了。我们派到中、小队基层工作的同志，常利用行军休息时间，召集一些官兵谈话，主要宣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有关政策，逐步改善了军民关系。但由于前后只十来天时间，加上频繁地行军、出击，工作来不及深入，收效还不明显。一天，我们行军来到距毕节县城二十里的一个村子宿营。半夜时分，军团指挥部派来两个侦察员送信交给参谋长，说总指挥部命令，拂晓以前把部队全部带到毕节县城集合，执行紧急任务。
如此紧急，是什么任务?当时，我们几个同志由于进驻这支部队已半个多月，对外面形势不很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一点也不知道。参谋长拿了总指挥部的命令来找我研究，然后又去找李司令，决定提前起床开饭，按命令集合进城。李司令当时没说什么话。谁知开过饭以后要集合时，部队却向后转，向黔西方向进发了。李司令骑上马，大声对我说：“对不起了，我们不跟着进城了，请你回去向贺总指挥报告一声，就说我李某人对他不起……”这时天还没亮，眼看着这个部队举着火把，向远处山间小道上急行。参谋长看着急得直想发火，我一再劝阻他。参谋长忍着性子对李司令说：“那你也得给贺总指挥写个信呀!”李司令回答说：“不写了，就说感谢贺总指挥对我们的照顾，我对不起贺总指挥，后会有期!”李司令又一连说了几遍“对不起”，然后转身策马，拉着他的部队向黔西而去。
原来，李司令的这支队伍，都是贵州人，而且多数是黔西的，保卫家乡，抗击入侵者，他们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而且出钱出人，流血牺牲都在所不惜；但要他们离开家乡，就很不愿意了。他们看到最近几仗，红军打得不太好，有撤离贵州的动向，人心就有些浮动。当李司令接到拂晓前赶赴毕节集合的命令时，他就猜想准要把部队带走了。于是，他明面上支应着我们，暗地里则背着我们通知他的部属，到时把队伍拉回黔西。我和参谋长对此都没有估计到，眼看着李司令离去，既突然又确实无可奈何，因为凭我们这八九个人，进驻不到二十天，连情况都没有完全弄清楚，说话没人听，指挥不动，要来硬的更不行。我们两人就决定让他们走，只有两个士兵，因掉队才带着枪跟我们到了二军团。而我们派到基层去的几个干部，因事出突然，不明情况，也无法通知，就随大队伍被李司令带走了。
“这一下，二十天的工作白费了，弄得精光，还贴了几名干部。回到军团，准得挨克受处分了!”我边走边想，黎明前赶到了毕节城。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和侦察参谋两人找到了总指挥部，径直向贺总指挥的屋子走去。贺总指挥、任政委、关政委等几位首长正在吃早饭。我喊了声“报告!”首长们招呼我们吃早饭。我说：“吃过了。”接着又喊了一声：“报告首长——”本来应当很快就将部队没带来的情况报告首长的，可是却一下卡了壳，心跳得厉害。贺总指挥看出有问题，叫我慢慢说，莫着急。我这才把部队“向后转”和李司令说“对不起”贺老总的话向首长们作了汇报，请首长给我处分。侦察参谋又补充了一些情况，也请首长给予处分。贺总指挥听罢，冷静了一下，首先发话说：“同志!这还算好呀!他们对你们还算客气的，没有收拾你们，没有下你们的枪，就是好事!”任政委安慰我们说：“安全回来了就好，说明你们的工作还是有成效的!”贺总指挥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又愤愤地补了一句：“要不是党的政策，我早把他们收拾了!”这时，天已大亮，任政委对我们说：“好吧，队伍要出发了，你们快回原单位集合去!听完首长的话，我感到如释重负，急忙行了个礼，赶到集合场，我又回到军团政治部的行列，随大队离开毕节，向云南转移。
事后我想，象我这样一个学徒出身，文化和政治水平都不高，社会阅历又很少，对这样一支复杂的队伍，工作确实没有做好，但党的政策，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贺总指挥等首长们政策观念强，看得远，虽然心里也很气愤，但还是按照党的政策对待李司令和这支收编不到二十天的抗日救国联军。也不责备我这个救国联军的“政委”，反而给我安慰鼓励，使我十分感动。
后来听说，我们离开贵州北上后，这位李司令还带信给贺老总，说他们这支抗日救国联军仍在黔西一带坚持抗日救国活动，还来信要求贺老总再派几名干部去帮助他们工作。这说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短短的二十多天工作，对这支旧军队确实起了良好作用，影响是深远的。这支队伍的情况，与以周素园为总司令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的情况很相似。贵州抗日救国军的三个支队的司令员和部队的大部分人员，也不愿离开本土，没有跟红军长征北上，都留在了当地，但他们也都一定程度地坚持了抗日斗争，对红军乃至对以后的解放战争都起了一定的支援作用。
(卜鳌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