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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2月14日，一支具有历史意义的爱国武装——贵州抗日救国军，在贵州省的毕节诞生了。它的诞生不是偶然的。早在1935年2月间，中共中央即指示中共贵州省工委，在川滇黔边组织武装，以配合已经长征入黔的红军，从而为日后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创造条件。到1936年，当红二、六军团人黔，北渡乌江，向黔西、大定挺进时，2月8日贵州省工委即与进至大定的红六军团取得联系，并组织地下党领导的二千余武装去迎接红军到毕节会合，于是促成了贵州抗日救国军的成立。

贵州抗日救国军对支援红军长征和北上抗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红军长征后，它们又在川滇黔地区坚持革命斗争，直到抗日战争初期。时间虽然已过去五十多年，但我对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的经过和斗争情况，至今仍记忆犹新。

一

中央红军长征到贵州之前，我先后在贵州省的湄潭、贵阳、毕节等地搞兵运工作。我和林青、缪正元、黄大陆、秦天真等地下党员，曾于贵阳开过几次会，共同研究认为：贵州地下党还没有和党中央取得联系，要很好地开展工作，关键的问题是想办法派人去找党中央联系。l935年1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遵义。我们闻讯万分欣喜，即由林青同志前往遵义，找到中央组织部长兼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罗迈(李维汉)同志，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活动情况。罗迈同志代表党中央批准成立贵州省工委，由林青任书记，我和秦天真为委员，我分管军事工作。

1935年2月间，中央代表杨涛(潘汉年)同志到贵阳向贵州省工委布置了在川滇黔边开展武装斗争，并迎接以后可能来贵州的红军的任务，还交代了省工委同红军接头的暗语。省工委把党中央部署的这个任务分工给我去执行。当时贵州省工委尚没有。自己领导的武装部队，我和黄大陆等同志正在利用蒋介石同贵州地方势力王家烈的矛盾，推动贵州人民和贵州军队起义反蒋，以便从中建立我们的武装，配合中央红军在遵义西北地区的活动。

中央红军3月21日第四次渡过赤水后，于4月初南渡马江，佯攻贵阳，随即进入盘江八属，作入滇准备。

当中央红军将离贵州之际，蒋介石即遂行其“剪除异己”的阴谋，免去王家烈贵州省主席职务，只留军职，并于4月26日另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蒋介石力图把贵州作为其统治西南的基地，提出“贵州中央化”的口号，推行保甲制度和“新生活运动”，实施“剿匪”、“反共”大戒严、大搜捕、清乡、清城等黑暗恐怖的法西斯统治，使贵州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并加剧了蒋介石与贵州地方势力的矛盾。

蒋介石又于4月底免去王家烈原二十五军军长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接着又改编黔军，将二十五军的原两师、五旅、十五团，改编为两个师，每师三个团。这时贵州军队反蒋情绪高涨，在改编前即有周方仁旅长率两个团起义反蒋，拒绝改编。改编后，贵州的编余官兵在两广军阀的暗中支持下，在贵州各地开展“新黔军”活动。但这些反蒋军人大多数是跟陈济棠、李宗仁走的，他们想搞西南政府，采取反蒋反共的立场，不和我们合作。因此我们只有争取其中觉悟较高，对抗日反蒋有认识，能和我们合作的少数先进分子，对他们进行工作和帮助。

当时许多反蒋军人为了拉队伍，都纷纷回到各自的地盘去搞团队武装，发展自己的势力。曾在二十五军当过营、团长的席大明也在编余遣散之列。他特地到水城找黄大陆同志帮助，黄要席回家去搞武装，并给他两支手枪和几百发子弹。席大明回到家乡赫章后，组织了一支队伍，活跃于滇黔边境。

原在二十五军任少校参谋的周质夫，在被编遣后回到家乡毕节县海子街。在区长、联保主任等职务的掩护下，组织了一支数百人的武装，反蒋情绪很高。

但是，贵州军人的“新黔军”运动和反蒋活动没有活跃多久即到尾声了。

1935年7月19日，贵州省工委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在贵阳制造了“七?一九”事件。省工委书记林青等同志被捕后，省工委于8月间召开了临时会议，决定仍由我到川黔边继续开展武装斗争。我即去毕节一带活动了。

二

1935年8月我到毕节后，一方面发展党组织，个别接受杨杰、邱在先、康庆长为党员，建立了毕节支部；另一方面派杨宝民到赫章、杨家湾一带同席大明部联系，派康庆长到川黔边找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中留下的川滇黔边游击纵队联系，派杨育民去毕节海子街找周质夫等部联系。

当时国民党已在毕节设有专员公署。专员莫雄原系江西省吉安专区的专员。1935年4月间，蒋介石接见莫雄时说：共军在贵州赤水河留下约七八千人的游击队，要莫雄把吉安专署的原班人马搬到贵州毕节负责“剿办”。此后，该专署人员即于5月从江．西吉安来到贵州毕节，正式成立贵州毕节专署，管辖黔(西)、大(定)、毕(节)、威(宁)、水(城)五个县。

莫雄到毕节后，下令限期收缴民间私藏枪支。席大明是彝族人，他的队伍同云南镇雄安家彝族军常打冤家，两家各有千余支枪，势力相当。席大明的枪支是用来械斗保家的，因此拒绝收缴。莫雄便派军队“进剿”。因席大明的队伍平时是拿锄头种地的农民，莫雄的官兵是外乡人，人地生疏，所以“进剿”无结果。

杨宝民找到席大明时，席说要我帮助他想办法对付莫雄。我知道这一情况后，即要杨转告席大明，说我准备找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余泽洪部到赫章来帮助他打莫雄。康庆长即为此带着我的信去川滇黔边找余泽洪联系。

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中，曾在川黔边留下川南游击队、黔北游击队和黔西游击队，这些都是为准备坚持川黔边武装斗争而部署的。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除黔西游击队被敌人击溃散失外，黔北游击队后与川南游击队会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原司令员徐策牺牲后由余泽洪任司令员。

余泽洪接到康庆长捎去的信后，回信说，他们被云南龙云的军队和四川刘湘的军队围攻，正准备分兵突围，看情况以后再联系；另介绍他们所属的在贵州边境活动的一支游击队阮俊臣部与我联系。

以后我再派康庆长去与余泽洪部联系时，该部在突围时主力已被打散，只剩下百余骨干昼伏夜出活动，就未联系上了。

1936年2月5日，我在毕节喜闻红二、六军团已胜利渡过乌江上游的鸭池河，向黔西、大定、毕节挺进。毕节专署的官员和城里的豪绅等，听到红军渡过鸭池河的消息后，纷纷向专员莫雄献策说：红军来了，主要是打红军，暂时不要打席大明，席是本地人，也有保乡守土之责。还说最好的办法是招席大明打红军，打走红军后再解决席大明。

莫雄即派出八个豪绅作代表找席大明谈判，委任席大明为毕节专区黔、大、毕、威、水五县的“清乡”司令，并要他立即率领部队到大定防御红军。

席即将这一情况报告我，请我想办法出主意。我考虑了红军向黔大毕挺进的形势，考虑了莫雄同席大明势力不相上下，估计莫雄此时不敢攻打席大明等情况后，即向席说：红军来后，莫雄可能采取一箭双雕之计，我们可以将计就计，同红军会师来消灭他。现在你可以答应接受他的委任，但要提出：打红军要子弹，要钱粮，要莫雄送十箱子弹、一千元银元来，部队才能开拔。

莫雄答应了席大明的要求，但要席部开进毕节城后才照发子弹和现金。席大明旋即率部进城，莫雄果然兑现了许诺，并要席部立即开赴前线。

这时我按照党中央规定的同红军联系的暗语，写信派人同席出发去前方。信的内容是：刘祖玉：我是小开派来找你们的(即党中央规定的同红军联系的暗语)。现在我们有部分地方武装配合你们攻打毕节专署，请即开到毕节来……。

我还布置席大明部把沿途的军事要地先行占领，不让敌保安团占去，并要席等到了前方立即想法把信送交红军取得联系，迎接红军进毕节城。

这时红二、六军团已进占黔西、大定。2月8日，席大明和我派出的送信人在大定见到了红六军团先头部队的指挥员谭家述，把信交给了他，并汇报了这里搞武装的情况。谭将信转报任弼时、王震、夏曦后，红六军团领导即决定速向毕节进军。毕节专员莫雄等及保安团，见席部一枪不打就往回退，又将毕节城郊的制高点占领，后面还有红军跟进，始知中计，立即弃城逃跑。红军遂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毕节城，并俘虏了莫雄的弟弟和伪保安司令部参谋长。

红军进城后，我即亲率席大明等会见王震和夏曦等同志。随后周质夫、阮俊臣等部也陆续开进了城。至此，贵州省工委执行党中央关于在川滇黔边搞武装，迎接红军的任务初步完成。

三

红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还在石阡时(1936年1月)就由任弼时同志传达了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精神。瓦窑堡会议精神对二、六军团在黔、大、毕时期整个群众工作包括争取团结地方武装，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二、六军团由石阡进到黔西时，成立了中共川滇黔省委，进占大定后，又成立了以贺龙同志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由此，各项群众工作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展开了。

贵州地下党领导的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各部武装二月九日陆续到毕节集中。这时我请示王震同志用什么名义来统一编制?王震同志对我说，贺老总的意见，现在抗日救国是全党全国的重要任务，要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以地下党领导的武装为基础，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好了。王震同志还对我说，周素园老先生是赞成马克思主义、赞成抗日救国的开明士绅，我们要团结他，就请他来当抗日救国军的司令员，同时要我当参谋长指挥部队。周素园是贵州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曾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他受革命思想的影响，对国民党政府不满，拒绝蒋介石的委任，寓居家乡毕节，德高望重。为了抗日救国，拯救民族危机，周素园老先生毅然接受红军的委任，担任了抗日救国军司令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月14日，地下党领导的各部武装，齐集毕节县城小教场开会，正式宣布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由周素园任司令员，我任参谋长，还宣布了各支队的领导人员。

第一支队司令员席大明，全队千余人，由六军团政治部破坏部部长李国彬任政治主任。

第二支队司令员周质夫，全队约七八百人，由六军团十八师政治部组织部长廖明任政治主任。

第三支队司令员阮俊臣，全队约四五百人，由六军团十八师的一个团政委欧阳崇廷任政治主任。

由于地下党在毕节的活动有较好的基础，为红军到来后开展各项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一天，王震和夏曦同志来救国军司令部视察，说：“总部决定以黔大毕为基础，创造川滇黔边新苏区，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救国军担任新苏区的后勤工作，并加速扩军，壮大红军力量。”

抗日救国军在党的领导下，活动是很积极的。原川滇黔游击纵队司令余泽洪突围失散后，只带了不上百人的干部人员在川边叙永一带隐蔽活动，我们就派第三支队阮俊臣部去接余泽洪等来毕节。滇黔边的少数民族都有武装，我们就派席大明率第一支队去滇黔边境联合这些武装，扩大救国军。这时救国军的第二支队周质夫部留守司令部。

后来，六军团政治部宣传部的胡部长调来抗日救国军任政治部主任。我即介绍毕节中学的进步教师刘竹君等，组织寒假中由贵阳回家的学生和毕节的进步中小学教师，以及参加过草原艺术社的群众，共约五十余人，同六军团的宣传部一起组成宣传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动员群众支援红军作战，动员城关各行各业照常营业。这时六军团政治部还印发了《为抗日讨蒋告工农民众爱国战士书》，号召工人、农民、贫民、学生、商人和爱国军人“不做亡国奴”，加入抗日救国军或红军，“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共同挽救中国的民族危亡”。毕节一时出现了革命的、热烈的新气象。

2月18日，夏曦同志来司令部对我说：川滇黔省委决定建立毕节县党的临时区委，要我指定在毕节工作的本地党员一人参加。我就介绍毕节地下党支部书记杨杰去参加。夏曦写了介绍信，叫杨杰去找区委书记李国斌接洽，李让杨参加了毕节街道组的工作。在红军和地下党同志主持下，2月l8日在百花山召集了苦大仇深的积极分子开代表会议，有挑水夫朱绍清和妇女积极分子李高吉等数十人参加，在会上成立了毕节县革命委员会，选举朱绍清为主任，下设宣传处、供给处和妇女会等办事机构。县革命委员会一成立，毕节人民兴高采烈地说：“干人的苦日子出头了，挑水夫都能当县长了!”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下，当地赞成抗日反蒋的武装力量和革命群众都纷纷起来参加抗日救国军和地方游击队，毕节、大定和黔西地区，区、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和救国会。当时各县共建立了八个区苏维埃临时政权，九十多个乡、村苏维埃政权和救国会。在黔西北高原上第一次出现了人民的政权。同时，还组建了不少地方游击队。如大定的苗族独立团，黔西的沙窝、甘棠大寨等游击队，毕节的鸭池、朱昌、宋伍等游击队，配合红军进行战斗，壮大了人民武装力量。

在组建苗族独立团时，六军团政委王震同志接见了大定八堡六寨的苗族代表和独立团的领导人李正芳等，鼓励他们团结起来抗日反蒋、保卫家乡的利益。王震同志还派政治部巡视团主任谢友才(现名谢中光)任苗族独立团政委，并拨给该团一批枪支和数百元大洋以资活动。苗族独立团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在黔西北少数民族中有很大的影响。

在红军和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权的配合宣传、组织下，黔西北的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二、六军团赢得了时间进行休整和补充给养。大定、毕节两县的妇女积极为红军赶制新衣，使全军指战员几乎都穿上了一套新衣服。在红军开展扩军工作中，从黔大毕各区乡游击队中，选拔了许多青壮年参加红军，共扩充新战士五千多名。

黔大毕地区的人民对于红二、六军团夺取长征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红二、六军团的同志们回忆起长征的战斗历程时常说：“在贵州的黔大毕，是二方面军长征途中的黄金时代。”

四

1936年2月27日凌晨，王震和夏曦同志对我说，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立即率领抗日救国军撤退。当时因第一和第三支队都已经出去活动了，我即率领第二支队随同救国军司令部撤退。

由于当时社会的弊习，这个支队有不少人抽大烟，支队司令员周质夫也抽大烟，在行军途中不抽大烟就走不动，很不适应行军打仗的要求。进到赫章附近时，红六军团政治部即动员抽大烟的人回去坚持斗争，把不抽大烟的三四百人组织起来，编人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二团参加长征。周质夫因抽大烟，率领吸烟的百余人回去继续坚持斗争。我和周素园则随红军长征。

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席大明部，在红军撤出毕节后，继续在赫章城、平山堡、杨家湾一带坚持了半年多的游击战争，以后在反动派的重兵围攻下失散，席大明在毕节被捕壮烈牺牲。

第二支队周质夫率领的一部分游击队在滇黔边境坚持了一段时间，周质夫后来在云南镇雄病逝。

抗日救国军第三支队阮俊臣部在川黔边境坚持斗争，后来阮俊臣和政治主任欧阳崇廷发动毕节驻军某团连长陶树清起义。陶于1926年冬参加过刘伯承领导的泸州起义，为反对蒋介石的不抗日、专反共的反动政策，率领一个营三百多人起义，后同阮部一起到云南镇雄加入川滇黔游击纵队。该队司令员余泽洪牺牲以后，阮俊臣即任纵队司令员，“刘复初任政委，陶树清任副司令员。这支游击纵队坚持斗争一直到1942年，经过七年多硝烟弥漫的苦斗，最后在国民党川滇黔三省“会剿”中失败，阮俊臣、欧阳崇廷、陶树清等同志英勇献身。

抗日救国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末期，开创黔大毕新苏区，支援红军长征北上抗日，抗日战争初期又在川滇黔边高举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旗帜，英勇战斗，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抗日救国军这种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业绩，永远留在人民心中，镌刻在革命的丰碑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