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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北上之后，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二、六军团更加严重地受到国民党蒋介石的重兵“围剿”。我们两个军团会师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但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的领导下，发展很快，原来人枪不足八千，现已猛增到近两万，根据地建设也有了相当规模。真是红旗猎猎，铁马金戈，气贯长虹。

蒋介石为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殃民政策，对湘鄂川黔根据地下了更大的赌注，调来汤恩伯的八十七师、七十八师，孙连仲二十六路军的三个师和樊松甫纵队，共计一百三十个团，派陈诚在宜昌坐镇指挥，在我根据地周围构筑工事碉堡，形成铁桶状的包围圈。

面对兵力超过我十数倍的敌人，当时的红军总部曾来电指示：“在现小地区固守固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宜，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敌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堡垒，用进攻路线集中全力击破之。”

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分会于l935年11月4日召开会议，经过慎重研究，认为在苏区附近与强敌周旋似非良策，决定向湘黔边突围转移，争取在黔东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部队立即进行政治动员，精简机关，组编新的部队——五师、十六师，安置伤病员，筹集粮食。……

我在塔卧战斗中负伤，右小臂被子弹贯通，伤口未愈。部队要行动，军分会调我到红五师任政委。这是由地方几个独立团扩编而成的新师，师长是贺炳炎同志。

一

1 1月19日，部队分别从桑植刘家坪和桥子垭地区出发，浩浩荡荡，南下湘中。我们声东击西，且战且走，自大庸和溪口之间渡澧水，自洞庭溪跨沅江。随后在雪峰山区和湘黔边境与敌周旋前进。这年湘中是个丰收年，年关在即，我们在湘中得到了资材和人员的大量补充。

1936年1月l3日，我们进入黔东，占领了江口、石阡，按照原定计划，本应在这一带创建新的根据地。可是，这里山大谷深，人烟稀寥，经济条件很差，粮食尤为匮乏，我们要站住脚是相当困难的。同时，由于进入黔东之前具有决定意义的便水战斗打得不理想，各路敌人象一重重乌云，很快就在乌江两岸排好阵势，企图扑灭我军于乌江以南。面对这种形势，军分会在石阡开会，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审时度势，果断地决定放弃建立黔东根据地的打算，西渡乌江，挺进黔西北，在黔西、大定(今大方)和毕节创建苏区。

黔大毕属高寒山区，交通不便，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三省军阀矛盾重重，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另外中央红军长征时，罗炳辉同志率领的红九军团曾经路过这里，播下了革命火种；中共贵州省工委邓止戈等同志的兵运活动也搞得很好，已经掌握了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等人的地方武装。从地理形势看，此地北依长江、东临乌江，西有乌蒙大山为屏障，山势险峻，既便于防守作战，又有广阔的回旋余地。这些条件适于建立新根据地。

部队稍事休息，1月20日突然挥戈西进，突破龙溪敌封锁线，转而南下。

二、六军团进入贵州后，蒋介石即派其行营主任顾祝同坐镇贵阳，指挥敌各路“追剿”军对付我军。敌以李觉纵队对我进行尾随跟踪，樊松甫、郭汝栋两纵队等在思南方向截击，陶广纵队等在沿河、秀山、永绥、保靖地区阻截我军北上，郝梦龄部沿乌江布防，滇军孙渡部在威宁布防，企图包围我于乌江东南。如不得逞，则迫我进入广西。桂系亦派兵向黔桂边境集中，极力阻截我军。

情势相当紧迫。军分会运筹帷幄，指挥我军向南疾进，占领瓮安，26日占平越(今福泉)，锋芒指向贵阳。国民党专员兼平越县长聂x纠集平越县土豪劣绅，慌忙指挥保警队和乡丁负隅防守。但在身经百战的红军健儿面前，象秋风里的落叶，聂x被打死。曾任中将师长的刘民杰上城督战，，也被我军炮火射落，摔下城头跌死。敌九十九师一个营驰援平越，半路上被我四师击溃，八十余人被俘。这个战术，我们叫它“龙摆尾”，就这么轻轻一摆，把敌人主力抛在了我军东北面，而我军面前的贵阳地区仅有些团防军之类的杂牌部队，非常空虚。

约在一年前，中央红军长征时即曾造成过这种兵临城下，威逼贵阳的态势，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处境十分狼狈。这一次，蒋介石于l8日抵达贵阳，红军又出现在贵阳附近，事出意外，他不禁又冒出一身冷汗!蒋介石急令驻防贵阳以西的傅仲芳九十九师和李必藩二十三师向贵阳龟缩，加强守备。敌人捉襟见肘，不能不使乌江口岸的防务出现空虚。我军抓住战机，突然改变方向，绕道贵阳城北，向西北奔袭扎佐，拿下修文，以红六师为前导，急趋鸭池河。

鸭池河为乌江上游河段，曲折于陡壁之下，回旋于峻岭之间，激流滚滚，处处天险。2月2日凌晨，从各师抽调的一百二十多名侦察员疾速抵达鸭池河渡口，这是贵阳通黔西北的唯一渡口。侦察员们请船工帮助，从伪区长董醒吾家中抄来大批电线，拧成铁绳，拴在河北岸的羊舔石和河南岸的大树上，把河上的小船固定在铁绳上，用木板连结船只搭成一座浮桥。六师先遣队率先过河，占领了北岸十五里外的滥泥沟。午后，我们五师和十七团也赶到渡口。当时，大军云集于狭隘的陡岸，渡河速度很慢。敌九十九师和二十三师从后面的镇西卫(今卫城)正全速追赶而来，敌人一旦突破防线，居高临下，对我将十分不利。

贺炳炎师长瓦屋塘战斗右臂负伤，师里的担子落在我的肩上。部队渡河太慢，我心里十分着急。有些性急的会水的同志下河泅渡，水急浪猛，寒冷刺骨，看着有的同志被浪头打倒后，再也没有钻出水面!河面只有百把米宽，我们拿出在湘中打土豪时弄来的布匹，用各种面料的土布、洋布，连接起来，拧成一条绳索，往河面上一绷，大家抓着绳索扑通跳下水过河。

得到红军进逼的消息，国民党黔西县长林雁峰带着三十多个兵丁弃城而逃，区长、保长之流也纷纷逃窜，城防空虚，县衙里文件和用具什物狼藉满地。2月3日晨，六师占领黔西城。红军战士打开国民党县政府的监狱，放出被关押的“囚犯”。主力部队进城时，黔西县工商界人士及群众千余人，拥出县城，燃放鞭炮，夹道欢迎红军。

二

2月5日，我们从黔西向大定进军，行至两县交界的西溪河边，与“宋马刀”的保安旅交火。“宋马刀”是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宋醒的外号，他是前来协助黔西县长林雁峰镇守黔西的。只经半小时激战，我们就击溃“宋马刀”两个营。当晚宿营于离大定县六十华里的甘荫棠。第二天，部队赶到大定城南门外时，大约有一百多人，远远地举着标语、小旗朝我们蜂拥而来。我感到诧异，命部队停止前进，这时尖兵赶来报告：大定县各阶层人士组成欢迎队伍，欢迎红军进城。

原来，在我军从黔西县城向大定急驰时，大定县国民党县长马仁生闻风丧胆，带领五十多个随从，携带细软往西逃窜。曾受过我地下党影响的开明士绅彭新民，即串连工匠顾炳清、王南轩、喻金亭等人，商议迎接红军。他们分头到县城东西南北四门动员群众，让每家都煨上一锅茶，煮上米饭，等红军进城。彭新民还找来曾幼斋、毛士英等知识分子，赶写标语，用彩色纸制成一百多面小旗，上写“欢迎红军入城!”“红军是干人的队伍!”“大定民众拥护红军”等口号。我们调整好队伍，排成四路纵队，威武雄壮地开进了大定县城。

2月7日，活动于黔滇边境的少数民族反蒋武装席大明部，通过我党在毕节搞兵运工作的邓止戈同志与我军接头，表示愿意接受红军改编，并要求协助我军攻取毕节。2月9日，王震、夏曦率六军团机关及十六师进军毕节时，行经席大明部驻守之要塞头步桥时，席大明部即出示彝族人穿的红披毡，双方对空鸣枪表示友好。席大明走出防地亲自迎接红军，引导红军直奔毕节城。驻在城里的席大明另一支武装，见红军先头部队已过头步桥，在邓止戈同志的指挥下，抢占虎踞山制高点，迫使国民党毕节专员莫雄仓皇退出毕节，向威宁方向逃窜。至此，我军占领了整个黔大毕地区。

在大定我们看到，这儿可以说是贵州最贫穷、最偏僻的地方，许多人家饥寒交迫，痛苦不堪。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有些群众躲进深山老林，不敢归家。我们及时组织宣传队和工作队，到街头和城郊的新庄、大屯、小路口、阁雅进行宣传，揭露土豪劣绅和国民党政府压迫工农的罪行。人们打消了顾虑，扶老携幼返回家园，商店也纷纷开门营业。

2月14日，我们在大定停车坝召开了两千多人的群众大会，讲解红军的主张，控诉土豪劣绅的罪恶，会后进行了游行，晚上又举行了提灯会。我们打土豪的办法是，先由群众提出应打的名单，经工作队或拥护红军委员会审查批准后，再进行没收和查封。在短时间内，我们就在大定县打了一批土豪，没收粮食五千余石，银洋五十余万元，鸦片烟土二千挑。群众分到了财物，由衷地感谢红军，主动给红军领路，挖土豪转移的粮食和私藏的枪支。

在毕节，由土地委员会会同宣传队、工作队，根据调查了解，列出土豪劣绅的名单，报经上级批准，然后张贴告示，将其压迫群众的罪行公诸于众。全县热火朝天，许多小伙子、大姑娘，第一次穿上新衣新裤，感动得泪流满面。

红军救穷人于水火之中，很自然地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有一天红军转移时，一个司号员和一个炊事员因给房东还东西掉了队，在七家田被土顽捉住，土顽将他们五花大绑拉上山崖，准备推到河里。农民赵兴周和陈顺清见了，连忙替红军战士求情。土顽不依，农民便吓唬土顽：“红军厉害得很，连老蒋都奈何不得，你们长了几个脑壳?难道你们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吗?”土顽胆怯了，只好把红军战士放了。两位农民把战士送到响水的六军团政治部。贺龙同志特地接见了他们，感谢他们，还送给每人一块银洋表示奖励。

一次作战，十七师从小坝抬了四十七名伤员，准备寄放到六寨。经过新寨时，苗族首领杨以沙老人带领全寨男女老少，赶到路边，要求把伤员带到他们寨子去治疗休养。伤员到新寨后，全寨三十几户人家，争着让出自己的床铺安置伤员，妇女们为伤员端屎端尿，男人们扛上火枪站岗放哨，杨以沙老人上山采集治伤草药，打野味给伤员吃，还想法到八堡街买来棉花，蘸盐水给伤员洗擦伤口。一天，民团闻讯搜寨，苗胞很快把伤员转移到后山山洞。途中，一位伤员不幸被敌人击中，苗民被激怒了，举起一排排火枪还击，一气将民团追出五六里地。后来，有几位伤员因伤势恶化，光荣牺牲，苗家用最隆重的仪式进行安葬，并特意为他们立了“红军坟”。

在大定，为了赶制被服、子弹和干粮袋，我们办了一个被服厂，大定一百多名缝纫工人，用十多台缝纫机，为我军赶制了一千多套军服、一百多条棉被和近千条子弹袋。红军撤离黔大毕时，缝纫工曾秉光还背着缝纫机，跟随红军赶到石场，边行军边为部队缝制军衣。

三

在黔大毕，我红二、六军团发挥红军善于做群众工作的本领，在很短的时间里，根据地工作迅速展开。特别是1936年1月，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已经传达到二、六军团，群众工作由此更有了新的指导思想，增添了新的活力。2月8日，任弼时、关向应、甘泗淇等同志赶到大定，在孔庙召开了千人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由贺龙同志任主席，陈希云同志为代主席，印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布告》。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红二二、六军团在长征路上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贵州省除了中央红军在遵义建立过革命政权外，黔大毕是又一颗高高升起在历史风云中的红星。值得重视的是，黔大毕还是川滇黔地区第一次举起抗日旗帜的地方。陈希云代主席在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宣布，其施政方针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人民，成立各级革命政权，组织抗日武装力量，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以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陈希云同志还宣布，大定县“拥护红军委员会”代行县革命政权机构的职权。进步人士彭新民被选为主任，办公地点设在原县衙门里。“拥红会”一方面作为各阶层代表，向红军反映“农工最恳切的呼声”，积极开展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和抗日反蒋的宣传等工作，另一方面又执行政权机构的职能，组织工作队，与红军地方武装工作队密切配合，深入区、乡“扩红”，打土豪，组织地方游击队。

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又不失时机地深入城乡建立县、区、乡各级革命政权组织。在毕节，县革命委员会在百花山召集了挑水夫朱绍清，妇女积极分子李高吉等数十人参加的群众代表大会，选举朱绍清为主席，成立了宣传处、供给处和妇女委员会等。宣传处还以艺术研究社成员、进步师生、爱国志士，组成好多个宣传队。配合六军团政治部组建的工作队，深入城镇，宣传红军的主张，组织工人印刷文件和传单。供给处组织群众，配合六军团工作队把打土豪得到的稻谷加工成大米，供给部队，救济穷人。妇女委员会动员妇女缝制军衣，护理伤病员。

在黔西县，红六师演出活报剧，人们从中看到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残暴，蒋介石对抗日红军的凶相，无不切齿痛恨，更加激起了抗日救国的热情。“不做亡国奴!”“加入抗日救国军!”“红军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天，人们纷纷要求参加抗日组织，参加游击队。在短时间内，在黔大毕就建立起九十五个乡、村革命政权。

各级革命政权一经建立，便坚决为群众作主，严惩反革命势力。黔西县谷里区反动区长刘熙，仗势欺人，残害百姓，逃跑时在鸭池河被红军截获，押回谷里交革命政权审判后处决，人们无不拍手称快。毕节县海子街区区长吴顺和，坚决与红军为敌，诬蔑我党政策，使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误信谣言，逃进深山老林，区革命政权向红军检举吴顺和的罪行，镇压了这个反动区长。在根据地的开创进程中，广大群众迅速发动起来，革命的火种深深地播在了黔西北高原土地上。

四

驻军黔大毕后，我们非常重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当地有影响的上层开明人士，跟红军一道反蒋抗日。大定县开明士绅彭新民，为红军进驻大定做了许多工作，他虽然在国民党里做过事，但早年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有正义感，不愿与腐败的国民党同流合污。我们认为象彭新民这样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应当加以团结，不能作土豪劣绅对待，便在他家门上贴了“应予完全保护”的告示。在选举“拥红会”主任和委员时，一些地主豪绅乘机捣乱，把曾当过国民党县长的大地主曾学山抬出来，企图“压倒”彭新民。陈希云代主席在群众大会上旗帜鲜明地支持彭新民，批准他为“拥红会”主任。六军团政治部还派来保卫局长吴德峰同志，住在大定，指导和帮助彭新民的工作。

“拥红会”的工作很出色，贺龙同志路经大定时，专门到彭新民家中看望他，称赞他的革命行动。红军离开黔西北时，彭新民同志忙于处理善后工作和安顿刚刚分娩的妻子，迟走了一步，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于响水镇。彭新民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牺牲时才三十四岁。

叶刚是原贵州省主席王家烈部的下级军官，因不满蒋介石排除异己、搞垮王家烈和对日妥协而脱离部队，回大定闲居。经群众和“拥红会”推荐，我们认为他是个有识之士，陈希云和吴德峰亲自拜访，同他谈话，希望他站出来，组织抗日救国军。叶刚欣然应允，联合他的几个旧属和好友，于2月12 日成立了“大定抗日救国团”，自任团长。按照省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叶刚又与贵州省抗日救国军参谋长邓止戈同志联系，编为第四支队。后来，该团参加了将军山地区抗击国民党“追剿”军的战斗。红军撤离后，叶刚带领部分队伍坚持斗争，不幸遭反动派杀害。

周素园是清朝末年的贡生，在北洋军阀政府任过高级官员，又曾是军阀袁祖铭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年已五十七岁，是颇有影响的名流。红军到达毕节，打土豪的同志进入他家，发现他有很多书籍，翻开一看，圈圈点点，注释眉批密密麻麻。就问他：你是做什么的?周素园指着书说：你们看，我在研究这个。这些同志把书带给王震、夏曦，他们一看，好些书都是马列的书，革命的书，就让人把周素园请到军团部。

王震同志问周素园，红军来了你为什么不跑?他说，我没什么家当，不必跑。问他怕不怕红军，他说，我没有鱼肉乡民，不怕的。问他为啥看马列的书。他说，我研究马列主义十年了，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

原来，周老先生早年参加过反清斗争，是贵州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曾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主办《黔报》以求唤起民众。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流寓四川，后又辗转回到贵州，居毕节闭门读书。2月9日，红军将临毕节，国民党专员莫雄劝他一起逃走。周素园说，我不走。而且规劝莫雄说，要走你就撤走算了，不要跟红军为难。

王震发现他具有爱国民主思想，德高望重，便请他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他欣然接受了。周素园以他的声望，四方奔走，宣传抗日，筹措粮款，扩大武装。很快一支下辖三个支队的抗日救国军成立了，邓止戈任参谋长。

这件事惊动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何应钦诬蔑周“被匪掳去”，急电贵阳，要顾祝同(蒋介石行营主任)、吴忠信(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设法“营救”。

红军后来离开黔大毕，转战乌蒙山区，周素园老先生跟红军转移。当时斗争非常艰苦，贺龙同志指示邓止戈向周素园做工作，给他一批黄金和银洋，要他到香港去寓居，为党做统战工作。周素园不愿意离开红军，颇有所感地说：“我在黑暗社会里摸索几十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诉几位首长，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邓止戈把他的意见报告给王震，王震又请示贺龙同志。贺龙对周老先生的革命热忱十分赞赏，他一拍大腿兴奋地说：“好啊，我就欣赏这样的人!就是拿十八个人，我也要抬着他长征!”

长征路上，周素园跟六军团政治部一起行动，在云南乌蒙山区，他利用跟云南省主席龙云和滇军参谋长孙渡的关系，给他们写信指出：蒋介石让二位打红军，意图是让你们和红军两败俱伤，假手消灭异己，由他的嫡系万耀煌和樊松甫坐收渔人之利，望二位三思。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时，他又利用电台进行广播谈话，揭露蒋介石投降卖国的罪行，呼吁各省起来抗日。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接见了周素园，称赞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

在黔大毕时，红军还按照党的民族政策，开展对少数民族的工作。王震同志特地派人深人大定县八堡六寨，组织了苗族独立团，并拨给了枪支和银元作经费。这支苗家武装对根据地的建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黔大毕地区，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得到了当地各阶层的衷心拥护，并博得了西南各省民众的热烈赞扬。当时的香港日报，称贺龙红军为“救国救民的王者之师”。

五

“扩红”是红二、六军团在黔大毕进行的一项卓有成效的工作。进驻大定不久，贺龙同志来到我们驻地，对我和政治部主任肖新春同志说，贺炳炎同志刚刚锯掉伤臂，你们要把师里的担子很好的挑起来，特别要抓好“扩红”工作，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我们在“拥红会”和各区乡基层革命政权的密切配合下，掀起了“扩红”高潮。

首先展开的是大张旗鼓的宣传工作。为了让群众了解红军是工农翻身求解放的队伍，是主张抗日的队伍，宣传队编了好多歌子，也翻印了中央苏区的许多歌子，有一支叫《当兵就要当红军》，歌词是这样的：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打倒土豪分田地，要耕田来有田耕。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红军上下都一样，没有哪个压迫人。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买办豪绅反动派，杀他一个不留情。

广大群众从这些亲切明了，又能表达劳动人民心愿的歌里领悟了革命道理，认识到红军确确实实是“干人”的队伍。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队伍，纪律严明，借东西归还，待人和气，对老百姓亲如兄弟。国民党军队则到处抓丁派款，见鸡就抓，见猪就杀，见妇女就调戏，象蝗虫糟踏庄稼一样糟害老百姓。人们愿意跟红军走，城乡很快掀起了父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或者父子共同参军的火热局面。新开乡的张海青父子，打鸡阆的胡油匠夫妇，就是一块加入红军队伍的。

普遍号召的同时，我们还采取个别动员，个别走访的办法，深人群众做具体工作。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歌子：“羊毛擀毡子，洋芋野菜过日子，要吃苞谷饭，除非老婆坐月子，要吃白米饭，除非二辈子。”群众饿饭是常事。我们看到青年小伙子，就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参加红军吧，红军里头有饱饭吃!”许多青年人想，与其在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国民党军队来了还得躲东藏西，不如跟红军走。

另外，我们还注意改编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动员他们集体参军。安乐游击队，是红九军团伤员杨子君同志在瓢儿井煤矿上发展起来的，共有八十多人，“扩红”时全部参加了红军。毕节的抗日救国军第二支队周质夫部编入了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二团，另一部组成了六军团十六师的一个新兵团。

短短二十多天，我军共扩充了五千多人。仅我们师在大定就扩充二千多，补充了十三团、十五团，还新组建了一个十四团。

黔西北地方穷僻，国民党反动政权和土豪劣绅对这里的人民横加盘剥和搜刮：种田交田捐，种鸦片交“窝”捐，吸鸦片交灯捐。这里四季无寒暑，遇雨便是冬，人们整天围着火堆过日子，被柴火烤烂了胸脯，眼睛被烟火熏得象烂桃。妇女们没有遮羞的衣服，整天蜷伏在床上，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下床没有裤子穿。这里山高土冷，长庄稼不行，国民党军阀为了捞到捐税，怂恿老百姓种鸦片。山穷水穷，鸦片虽有收成，但鸦片烟却在这一带泛滥开了。男人、女人、老人都抽，娃娃咳嗽，也给点灯鸦片烧烟。人们抽鸦片上了瘾，一个个由白变黑，由胖变瘦，体质差极了。我们“扩红”扩来的新兵，许多都抽大烟，集合训练，烟瘾一发，呵欠眼泪齐下，一个个东倒西歪，“溃”不成军。贺、任、关首长指示我们：他们来自贫苦人家，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因势利导，帮他们把烟戒了，就是好兵。我们吸取了在湘西新兵戒烟的经验，首先向吸烟的新兵讲清道理，使之下决心戒烟。接着，定量发烟，递次减少，直至不发。同时用打土豪得来的猪牛羊肉，使他们吃好一些。时间不长，许多人把烟戒了。在毕节时戒烟有效的近一千人，受到了军团部的表彰。

六

红二、六军团在黔大毕共停留二十一天，这是我们在长征路上停留时间最长，最利于发动群众和部队休整的环境，工作很有成效。但是，在军事上我军几次出击，一直未能得到有利的作战条件。2月14日，敌军占黔西，进而占大定。l9日，六军团十七师在大定以西的将军山，歼灭万耀煌纵队十三师七个敢死队连。接着，我军在将军山抗击敌人七天七夜。此时，各路敌人已围拢过来，我军即决定撤离毕节。

我军准备撤出毕节前，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毕节小教场召开了万人大会，贺龙同志登台讲话，解释了红军退出毕节，实行战略转移的原因，号召毕节各族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坚持抗日反蒋斗争。晚上，山城人民和红军一起，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成千上万的群众拥上街头，提着五光十色的灯笼，举着熊熊燃烧的火把，把毕节城照得如同白昼。

红二、六军团撤出黔大毕后，在滇黔交界的乌蒙山区，与敌人的几个纵队，在纵横三十里的幅员里，进行了一个月时间惊心动魄的大回旋战。我军忽进忽退，忽东忽西，矫若游龙，把敌人拖得疲惫不堪，终于冲出敌围，进至贵州南北盘江之间。继而执行红军总部要二、六军团过金沙江北上的指示，大踏步横穿云南，进至金沙江上游的丽江石鼓，从容不迫地渡过金沙江，踏上了北上抗日的漫漫征途。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我们在长征途中创建的唯一的革命根据地——大毕，象不灭的火焰，远远地闪耀在我们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