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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重镇大庸，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县区。早在1928年，贺龙领导的红四军，就曾战斗在大庸的土地上。1934年11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乘龙家寨战斗大胜之势，一举解放了大庸县城，开辟了以永顺、大庸、桑植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

胜利是伟大的，形势也是严峻的。当人们正在欢庆胜利的时候，湖南、湖北两省军阀调动几十个团的兵力，对我军和这块新近建立的根据地，组织大规模“围剿”。在敌人大举进攻的严重威胁面前，红二、六军团领导人派出干部和部队，与根据地人民一起，到处撑起红旗，以夺取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为中心，建立工农政权，开展土地革命，组织游击队，动员群众踊跃参加红军，支援红军作战。根据地工作带有紧缩速成的特点，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内，即打下了初步基础，发动和鼓舞了广大劳苦群众的革命热情。下面叙述的，就是这场斗争的几个侧面。

大庸大地上的红色政权

1934年1 1月24日，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一解放大庸县城，就抓紧了各级红色政权的建设，使群众有了革命斗争的指挥部。

25日，中共大庸县委首先在南正街新新商店成立，书记刘诚达(继任者刘亚球、穰明德)，组织部长韦文清，宣传部长周雪林。同时，在敏慎正绸缎铺成立了大庸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海亮生(继任者樊长松)，副主席岩正华，下设肃反、财政、粮食、土地、妇女各部，各配部长一名。接着成立了大庸军分区，辖大庸、慈利两县，机关设在文庙，司令员乐尚连，袁任远和刘亚球先后担任政委。在大庸县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正式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和革命政权机构。

26日，根据党中央电示，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在大庸县天主堂成立，任弼时任书记，贺龙、关向应、夏曦、肖克、王震及张子意、刘士杰(刘后来在长征开始时叛变)任委员。同时成立了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夏曦、宋长清任副主席。还成立了省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任弼时任政委。这三大机关于12月10日迁往永顺塔卧。大庸县政权组织成立后，紧接着又建立了区乡政权，使革命红旗插遍大庸城乡。大庸县当时有一镇六街六区十五乡一百三十二保。从l934年12月初到次年3月上旬，先后在永定镇的河市、西市、教市、东北市、南市等六条街道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农村，建立了天崇、阳湖坪、郑家坪、李家岗、兴隆、大坪六个区革命委员会；还在南庄坪、夏庄坪、玉泉、官黎坪、黄家铺、三岔等各个乡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区、乡革命委员会设有主席、副主席、土地部长、粮食部长、肃反部长、游击队长、妇女队长、儿童团长等。县区乡三级革命政权共有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七百零五人。苏区建政地域，达全县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人口达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慈利县溪口区镇及所属王家坪、长潭坪、渡坦坪、泥迪四个乡也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隶属大庸县革命委员会。

1934年12月1日建立的永定镇河市区革命委员会，是大庸县最早建立的革命基层政权。红军指导员阮正明到该区具体做地方工作，特别是在南门码头上，对搬运工人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很快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有几名工人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组织。这个区在斗争中很出色。县革命委员会根据他们的经验，也向各区乡派遣红军指导员，帮助建立政权。这些同志都带着三、五名红军战士，深入赤贫家户，进行宣传发动，物色培养积极分子，然后召开群众大会，选举干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组织。

除了建立县区乡三级革命政权以外，在县城还建立了店员工会、共青团、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店员工会是在12月1日成立的，会址设在郭家塌益记商店内，有会员一百三十多人，主席沈子会，常务委员有范子瑜、张升初、孟子厚、毛叔卿、罗尧章、吴绍堂，直接领导按街段成立的各工会小组。还建立了赤卫队，带领群众打土豪，清理外逃商户财产。共青团的工作也开展得很活跃，先后发展了一百多名先进青年入团，建立了以张香甫为书记的县团委，他们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起到了先锋作用。12月初，还建立了妇女会组织，周雪林、魏文英分别担任正、副主任。各区都建立了女儿队，发动妇女参加打土豪，参加缝工连，动员亲人参加红军。永定镇在12月上旬建立了儿童团，有一百五十多名团员，他们有的颈上系着红领带，有的戴着八角帽、红布臂章，还打着红绑腿，手执梭镖或木棒，站岗放哨抓坏人，十分威风。农村中部分群众工作基础好的乡，也建立了女儿队和儿童团组织。

县区乡政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发动贫苦群众实施党在根据地的各项政策。为此，首先进行调查研究，严格分清阶级阵线，确定革命的依靠力量和打击对象。与此同时，组织土地委员会，挑选一些苦大仇深、办事公道的长工或佃户为土地委员，开展分田运动。还组织工农武装，成立游击队，配合红军抓坏人和剿灭土匪，筹集粮食柴菜，组织民夫挑运到县城，保证红军及县城工作人员的给养；发动贫苦青年参加红军，不断补充、壮大红军力量；组织担架队，运送红军伤员等。当时，红色政权的威势显赫，贫苦农民团结在它的周围，一呼百应，土豪劣绅闻风丧胆。

由于党所处的历史条件，由于当时的斗争是群众性暴风骤雨式的斗争，加之敌人“围剿”的威胁，情况紧急，因此在执行政策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错打土豪、乱捉人、乱杀人的现象，有所发生；分田时，个别地方侵犯了中农利益。还有少量土匪混入游击队，或乘机掳枪，或拖枪叛变；少数坏人打入新的政权机关，胡作非为。对于这些问题，一经发现，许多都得到了处理。特别是对各级政权内有问题的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处理十分严厉。凡不称职者，马上撤换，对混进的坏人，一经查出，立即制裁，保证了政权机构的纯洁性，提高了战斗力和办事效率，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正当根据地各项工作走向深入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分六路纵队向以大庸、桑植、永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扑来。为保存有生力量，待机破敌，红军主动撤离大庸县城，转战桑植、龙山一带。l935年3月15日敌人占领大庸，这座红色县城又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广大群众同敌人展开了英勇斗争。

土地革命的烈火

大庸刚刚解放，很快就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1934年12月1日，省委在大庸颁发了《分田工作大纲》，提出要“立即开始进行没收分配土地的斗争”，改革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要求根据地中心地区一两个月彻底解决土地问题。

为了加强土地革命斗争的领导，县革命委员会设立了土地委员会，王振华任县土地部长，各区、乡革命委员会也相应地配备了土地委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夏曦、朱长清具体领导这一工作。l2月29日，县革命委员会召开专门会议，夏曦作了分田报告，对为什么要分田、怎样分田、如何划分阶级成份等问题作了详细说明。大会结束后，全县土地革命斗争就全面展开了。

大庸县农村土地占有状况极不合理。如桥头乡有七十口人的屯田坪，占总人口百分之七的一户地主(五口人)，却占有稻田总面积二百零四亩的百分之八十八(一百八十亩)；而占总人口百分之六十的九户雇农，却没有一寸土地。真是地主土地一望无际，广大农民身无立锥之地。农民终年劳动，交租纳税之后，所剩无几，如逢天旱虫荒，就更难糊口，只好举家逃荒要饭。因此，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制度，实行土地革命，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

大庸土改分田，首先是宣传发动群众，学习政策，划分成份。乡革命委员会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土改分田的意义和省委颁布的《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条例规定，一切雇农、贫农、农村工人、苦力，都可从地主手中分得土地。这个政策体现了广大农民的基本要求，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革命热情。但条例中也有“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提法。这表明，还沿袭了当时党中央带有“左”倾色彩的土地革命路线。

在宣传发动、划分阶级成份的基础上，以村为单位，逐户核实土地，也就是普遍开展查田运动。然后公布地主、富农的姓名、人口、稻田、旱地、山林、房屋、耕牛、农具和分田户的姓名、人口、每人应分田面积等，最后逐丘插牌，分田到户。

这种推翻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它既要粉碎阶级敌人的破坏阴谋，又要解除劳动群众头脑里的种种思想障碍。有的人怕土豪劣绅反攻倒算，不敢分地主的地，持观望态度。积极分子就告诉他们，眼光要放远一点，敌人可能逞凶一时，但最终要被打倒。有的佃户对分田地块的远近好坏有考虑，经群众一讨论，也很快解决了，确定佃户尽量分原来租种的土地，而且连田间青苗也一并归分田户所有，大家非常满意。很多贫雇农一分到田，就欢欢喜喜地投入冬季田间管理。大庸分田斗争进展相当迅速，到l935年2月初即阴历年底，全县十几个乡的大部分地区，已分配了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土地。这是大庸历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大大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对从根本上动员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援红军，坚持革命战争有很大作用。

大庸大地上土地革命的烈火正在燃烧，红军与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队激战的枪声已经打响。红军暂时撤离大庸，分田斗争也就中止了。但这场革命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打倒土豪劣绅

1934年冬，红二、六军团解放大庸后，为建立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推翻封建剥削阶级，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同时为解决红军的给养，和救济穷苦的工人农民，全县广泛开展了打土豪的斗争。当时土豪的一般标准是：占有大量土地，靠收租和雇工剥削别人，自己不劳动，一般还兼放高利贷。这些人大多数和当地官僚军阀勾结在一起，欺压百姓，鱼肉乡里，有的民愤极大，不镇压不足以平民愤。广大贫苦群众迫切要求搬倒他们身上的这座大山，得到真正的解放。大庸有八家大地主，霸占全县大部分土地，他们是这个县土豪劣绅的突出代表。

为了深入发动群众，一般都是先个别串连动员，召开贫苦农民会议，讲清打土豪的意义，然后通过大家议论，提出土豪名单，经过审查批准，再开展群众斗争。

在政策上特别强调“区别对待”。凡是老实认罪，不隐瞒财产的中小土豪，只没收部分财产，不予扣留。对于一贯欺压人民的土豪劣绅和隐瞒财产、死心塌地的反动分子则实行镇压。至于资本家，则看是否兼放高利贷和出租土地这些封建剥削而定。城市中的裁缝、理发、挑脚等行业的工头，也根据罪恶情节轻重分别对待。红军解放大庸的当天就镇压了保安团团长熊保卿，接着又镇压了“铲共义勇总队”队长郑子清，全县镇压了近百名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没收粮食三万三千多石，光洋四万五千多元，还没收了不少物资，狠狠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基础和气焰，大长了人民的威风。

没收土豪财物的处理原则是：一部分分给缺吃少穿的贫苦工人、农民，一部分上交作为红军的给养。如部分粮食、衣被、家具等分给穷人，光洋、鸦片、布匹等留交军需供给处，任何人不得贪污占用，否则，一经查出，予以严惩。

大庸一些较大的土豪劣绅，多集中在永定镇。他们与官匪互相勾结，欺压人民，为老百姓深恶痛绝。他们深知红军来了是不会饶恕他们的，因此在红军进城前，就携儿带女和金银细软逃了出去。如大土豪田凤吾(儿子田可耕是国民党大庸县“铲共义勇队”大队长)、李悟禅等，在红军进城前三天，便逃到津市去了。但大多数由于红军进军神速，来不及躲避。据不完全统计，永定镇共打土豪劣绅七十七家，占全县打土豪总数的百分之十四；没收粮食一万四千五百多石，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四；没收光洋四万一千多元，占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二；镇压土豪四十九名。l935年1月，在观音桥一次杀掉土豪十一人。红军退出大庸的当天，在无事桥又公审处决了十三保保长田银生等十四人。这些坚决制裁的措施，鼓舞了人民的革命热情，表现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激烈性。

1934年12月8日，北社乡(今新桥乡)召开公审保长陈古刁、张德元的大会，参加大会的群众达两千多人。在大会上很多人嚎啕大哭，控诉了二犯的罪行。这两个家伙横征暴敛，还残暴地烧毁穷人房屋数十间，杀害人命数十条，真是罪大恶极，群众要求严厉惩办。区革命委员会根据人民的要求，将二犯处决。

在这场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中，个别地方发生了乱打土豪等违反政策的现象。事实教育人们，只有按照正确的政策办事，才能使斗争健康地发展，决不是土豪打得越多越好。这些问题一经发现，就及时制止。如夏庄坪乡革命委员会第一任主席汪吉平，任职月余，因公报私仇带人把彭货郎(商人)当土豪打了，违反了政策，影响很坏。红军政治部和工农政权给汪吉平以严厉处理。由于政策界限清楚和纪律严明，大多数乡村都能执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四都坪乡有土豪二十八家，其政治态度分三种情况：一是较开明的土豪有四家，他们比较识时务，主动对红军迎进送出，给红军和游击队支援物资，还同意把土地拿出来分给农民。黄家河的黄子钊主动给红军送粮食二十多石，受到了红军和人民的表扬。二是有顾虑，害怕、逃跑的有十七家。三是顽固的土豪七家。他们造谣说：“共产党共产共妻”，“红军是过路客”、“短命鬼”。红军一到，他们便组织土匪武装与红军对抗。大北厢土豪李有义，有火枪十几支，躲在鬼师洞，与红军为敌。红军多次派人送信，要他放下武器。李置若罔闻，拒不交枪，结果被红军击毙。红军和乡政府根据这二十八名土豪的不同态度，区别对待，捉了五人，关了三人，杀了四人。由于较好地执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对地主阶级起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孤立了极少数顽固不化分子，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巩固了新生的工农政权。

红军保护工商业

大庸是湘西的门户，澧水流域的通商口岸，经商者很多，市场繁荣。素有“小南京”之称。

红军进城前夕，由于守敌和一些反动分子造谣污蔑，说红军“到处杀人”，共产党“共产共妻”等等，使得一些人对红军产生了恐怖感。特别是一些商家老板，带着金银细软纷纷外逃。未来得及逃走的，也把贵重商品转移收藏起来。街上商店关门，市场萧条。

红军解放大庸后，明确把保护工商业、活跃市场经济、商人自由营业作为重要政策，认真贯彻执行。针对敌人散布的谣言，出安民告示，进行宣传。红军战士用红土和石灰水在大街上书写标语口号，在南门城墙上就写着“商人自由营业”八个簸箕大的字。还有“保护工商业”、“取消一切苛捐杂税”、“买卖公平”等。红军战士纪律严明，规定不准随意进入商店，不准私拿商店物品，不准强买强卖。这样，经过宣传和红军的实际行动，很多人的顾虑逐渐消除。

省、县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后，为了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繁荣苏区经济，采取了很多措施，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令。

一、建立新商会。旧商会会长田云甫害怕红军跑到津市去了，新商会会长由朱津清担任。朱津清在贺龙大革命前任澧州镇守使时，两人有过交往，他很钦佩贺龙的为人，多次对别人说：“贺龙说一不二，为人刚直，跟他打交道放得下心!”朱任会长后，头一天就派工友田中德拿起摇铃上街，边摇边喊：“各家商户注意，贺龙领导的红军来到大庸，红军是保护工商业的，大家快开门做生意!”很多商户听到田中德喊话后，打消了顾虑，很快打开铺门营业。新商会还协助工农政权在商户中收缴战费。三个多月中，对八十四家商户，共收缴战费三万五千多元，有力地保障了红军的供给。

二、取消名目繁多的捐税，实行“统一累进税”。红军未来之  前，国民党政府对商户派款派税，名目繁多，使得许多商户濒临破产，商人怨声载道。工农政府决定，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只征收“统一累进税”，给商户吃了“定心丸”，商户大胆经营了。

三、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按照工农政府颁布的《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规定，在打土豪分田地当中，“地主、富农兼商业的，只没收商业以外的，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店铺、住房、财产等均不没收”。允许工商业者合法经营。城市划分资本家，则根据资本和剥削量的大小而定。对于侵犯商人利益的行为，一经发觉，严肃处理。商人岳伯章在文昌阁开“岳忠兴”布号，有资金一万三千多元，为县里中等商户。家中虽有几十亩田出租，但是以经商为主。红军进城后，他心里害怕，将库存的七十多件布匹，用稻谷掩盖，藏在仓里。游击队在打土豪斗争中，将他家当作土豪打了，几十石谷子和收藏的布匹，全部没收挑走。事后，这个情况反映到商会，商会又反映到红军领导机关。供给部喻杰部长派人调查核实后，将挑走的谷子折为战费一千二百元，错缴的布匹全部退还。岳伯章深为感动。苏区政府颁布的这些保护工商业利益的政策，对繁荣商业，活跃市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关心和改善商业店员、学徒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既鼓励商人合法经营，又保护店员和学徒的权益。老板不得借故延长劳动工时。同时缩短学徒期限，适当提高店员的工资待遇。还专门组织了清帐小组，清理老板所欠店员、学徒的工资，年终由老板一次付清。

五、红军领导机关以身作则，对商户买卖公平。万丰布店是个大布店，红军为赶制冬装，从该店购买五千匹白土布，按市价付款，使老板获得合法利润二千多元。杨兴堂开设的同仁药店，用土产从津市换回大批药品卖给红军，解决了红军缺药的困难，药店也获得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利润。红军解放大庸后，国民党军队沿路设卡，对苏区进行封锁，苏区食盐和许多日用品十分紧缺。l935年1月底，眼看春节快到，红军领导机关为使军民过好春节，就和商会一起，发动商家大胆做生意，为军民准备年货。赵德记商店老板赵建，看到红军态度诚恳，便利用夜晚偷偷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将一船桐油运抵津市，又通过他在津市经商的伯父购进食盐、煤油、纸烟、红糖等运回大庸，受到商会和红军领导机关的表扬。张培德等商户也雇请二十多条船到津市运来大批年货，人们欢快地过了红军解放大庸后的第一个春节。

好男儿当红军去

1934年冬大庸解放，一开始就处在敌人“围剿”的严重威胁之下。新生的工农政权，一面加紧根据地建设，一面积极进行扩充红军的工作，动员人民群众踊跃参加红军，以粉碎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大规模进攻。

12月16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在《关于创造湘鄂川黔边苏维埃新根据地任务的决议》中提出：“号召新区广大工农群众，为着反对国民党军阀的进攻，保卫分田胜利，而积极行动起来，参加主力红军和独立团营、游击队、赤少队的组织，三个月里，应扩大一万二千主力红军。”二十天后，任弼时又在省委召开的第二次活动分子会议上强调：“要保证完成省委扩大一万二千新战士的计划。如何去扩大?一、依靠党、政府及各群众团体，经过各自的组织，动员在分粮、分田、增加工资的斗争中，密切联系到扩大红军工作。二、动员赤少队加入红军，特别是模范营要整批动员起来加入红军。应将游击队一部分加入红军，一部分加入独立团、营去”。l935年2月底，湘鄂川黔省委关于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给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中又指出：为着保卫大庸，保卫永顺，保卫湘鄂川黔苏区，保卫工农已经得到的利益而奋斗，首先就是要猛烈扩大与加强我们的工农红军。

根据省委的这些指示，大庸苏区党的组织、工农政府及群众团体，在一段时期内把扩充红军当作中心任务去完成。他们采用多种形式，动员组织广太劳苦群众参加红军，以实际行动保卫苏区。在县城设立了十多个宣传站，在农村主要集镇和圩场，设了扩红宣传站，每站配有一至二名宣传员，摆一张桌子，插一面小红旗，向广大工农青年，用事实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和腐败，土豪劣绅的罪恶，宣扬红军为穷人打天下的道理，号召青年参军。看到挑箩筐或挑柴卖的青年，宣传员就热情迎上前去，动员他们参加红军。l934年1 1月的一天，十四岁的张少清与伙伴李和听说红军进了城，就在文昌阁扩红宣传站，报名参加了红军。北固乡红军游击队创始人许义华兄弟等，在红军解放大庸的第三天，挑柴去北固乡岩口圩场卖，经扩红宣传动员，于次日就参加了红军游击队。

红军帮助各区乡建立革命政权后，立即掀起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成批地动员穷苦青年农民参加红军。北社乡在l935年1月12日第一批扩红二百五十多名；25日第二批扩红三百二十多名；2月8日第三批扩红四百五十多名。一个月时间，在一个乡内就动员了上千名青年参加红军，实在是个奇迹。真是登高一呼，群起响应。许多穷人参加红军，生动地反映了扩大红军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

收编地方土著武装，是扩红的又一途径。红二军团司令部机关一位参谋李吉宇是大庸人，参军前曾在大庸担任过哥老会首领。大庸、永顺等县素来有不少土著武装，其头目多为哥老会成一员，因而李吉宇对他们有很大的号召力。大庸解放后，为扩大红军队伍，决定成立大庸游击队，由李吉宇去收编各地土著武装。1934年底，收编了四百多人。后来的红二军团六师十七团，主要就是这支游击队改编成的，李吉宇就担任这个团的团长。

扩红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改编各区、乡游击队。当时大庸各区、乡共有游击队二十九支，一千二百三十多人，这些游击队在打土豪、剿匪、保卫红色政权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斗争中政治觉悟不断提高。红军撤离大庸时，就将他们编入正规部队。北固乡许义华等参加的游击队七十多人，后即编入红二军团四师十一团三营九连。

通过串连办法扩红，效果也很好。在红军战士中，挑选一批有活动能力的，要他们回到家乡去，串连亲友，一个串一个扩红，招一个班就当班长，招一个排就当排长。三坪乡张敬洲邀了很多青年参军，当了补充连连长。

此外，红军解放大庸后，在县城办了几个训练班，训练了宣传、后勤等方面的人员近三百名。他们结业后，绝大多数都参加了红军。红二、六军团的后勤会计人员，大多数就是这一批扩大的大庸人。总之，扩红方法灵活多样，速度快，效果好。很多人说，红军扩红，象粑粑裹米，越裹越大。

当时有个民谣，形容群众参加红军的踊跃情景：“扩红一百，只要一歇；扩红一千，只要一天；扩红一万，只要一转”。这个话虽然有点夸张，但也反映了当时工农群众热烈拥护红军，和红军善于在群众斗争中扩大自己的实际情况。在扩红热潮中，涌现出不少父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妹妹送哥哥，有的甚至全家当红军的典型事例，场面感人至深。三坪乡覃家坪罗如生、罗九生、罗春、罗周四叔侄同时参加红军；四斗坪父子双双参军的有三对，兄弟参军有四对。红军烈士侯昌千，原住大庸三家馆旅水村，一家人受尽折磨，被地主恶霸和土匪逼得逃往桃源、慈利一带乞讨求生，五个孩子被饿死。后来回到大庸。红军解放大庸后，他家分得了田地、耕牛、农具和房屋。在分田斗争和反“围剿”中，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弟弟和他自己均参加了红军。后来，一家八口都跟随红军参加了长征。据统计，大庸县参加红军的有五千多人。在历次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有两千多人，下落不明的近两千人。只有数百人存活下来。当年参加红军的范子瑜同志，在部队里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解放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部长。许义华同志参加过大小战斗数十次，身上伤痕累累。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委财贸部副部长。女红军许青同志，参加长征，历尽艰辛，屡次立功，是大庸女中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