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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红二、六军团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又一次雄辩地证明了这一伟大真理。

1934年lo月24日，红二、六军团在黔东印江县木黄会师后，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由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人民群众的充分发动和大力支援，全体指战员的团结一致和英勇奋战，二、六军团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整整一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这一时期，二、六军团在发动群众方面是相当成功的。

湘鄂川黔边区地处武陵山区，封建统治极为残酷。地主恶霸、土豪劣绅霸占绝大部分土地、山林。许多穷苦农民家无片瓦，田无分厘，全靠租佃地主的土地维持生活。人民群众对官僚军阀、土豪劣绅和封建反动势力深恶痛绝，渴望翻身解放。早在二、六军团会师之前，贺龙等同志领导的红三军，就在湘鄂边、黔东等地区进行过革命武装斗争，在一些县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各种群众组织，党和红军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同时，这一地区敌人的力量比较薄弱，主要是湘西军阀陈渠珍部三个旅和三个保安团，约三万余人，还有被贵州军阀赶出来、寄食于陈渠珍的杂牌军杨其昌、车鸣骥、雷明仇、廖怀钧等部四千余人。这些敌人战斗力不很强。这种形势，对于我们建立革命根据地是有利的。但这里地处偏僻，没有受过大革命的影响，党的工作缺少基础；而有些过去红军活动过的地区，曾经不自觉地执行过一些“左”的政策，带来一些不良影响。这些是对革命不利的一面。

根据这些情况，红军要在湘鄂川黔边区立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动员群众，依靠群众，实行正确的致策，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

我军ll月7日占领永顺县城后，二、六军团政治机关就采取各种方式，宣传我党我军的政治主张：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红军要打倒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把他们的土地分给穷苦人民，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同时，还进行了参军动员。永顺曾是湘鄂边根据地的一部分，群众对红军有深厚的感情，在一次动员会上，当场就有三百多人报名参军。会后，我们和群众一起没收城里军阀、恶霸、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了贫苦农民和贫苦市民。这一天，整个县城象过节一样喜气洋洋，人们奔走相告：红军回来了!贺龙的队伍打回来了!

1 1月1 1日，六军团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兼地方工作团政委彭林(彭栋才)主持召开了永顺县工商各界联合会议，到会代表一百余人。彭林首先向与会代表讲了我党的工商业政策。他说：“红军对压迫剥削人民的地主、土豪、劣绅、军阀是要坚决斗争的，剥夺他们的土地分给农民；对民族工商业，则要加以保护，你们应当大胆地照常营业做买卖。”当时，红军要生存，不得不进行筹款。对此，向工商业者提出：红军打仗需要吃饭穿衣，希望诸位能量力而行，给予支持。永顺工商各界一些小本生意的经纪人，对湘西军阀、杂牌土匪军、保安团的敲诈勒索和苛捐杂税素来不满，红军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很快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他们纷纷表示：红军对我们经商人如此照顾，你们到永顺城来打军阀灭土匪，我们非常高兴，理应筹献。结果，会上当场就筹集银元一千余元。

工商各界联合会议后，我们在更大范围内宣传没收官僚买办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对国民党政府官盐、官商和制造枪弹的工厂，一概进行没收。对一般工商业，鼓励正常开业。由于政策对头，永顺城的市场很快就活跃起来了，我们在永顺城陆续筹集和买到许多粮食、布匹、医药和日用品，补给了部队。

11月16日，我军在永顺城北龙家寨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消灭了陈渠珍的主力。战后，当部队返回永顺城时，整个县城一片沸腾，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信心。

1934年ll月26日，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在大庸县后坪正式宣告成立。任弼时任省委书记，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张子意等为省委委员。同时成立了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省军区。贺龙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任军区政委。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以后移至永顺县塔卧镇。

为了建设新的革命根据地和策应正在长征的中央红军，红二、六军团一面由贺龙率主力东进，向常德方向发展攻势，一面由任弼时率部分部队赴永顺、桑植、大庸等地，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发展革命武装，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群众游击战争，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群众工作进入了高潮。

12月，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颁布了《没收和分配土地条例》。我军地方工作团迅速深入根据地的广大农村开展工作。

湘鄂川黔各县的土地十分集中，贫富悬殊很大。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大庸县的八家大地主就霸占了全县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土地，号称“八大家”。永顺县有“六大家”，桑植县有“八大诸侯”，都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农民土地很少，多数是租种地主土地，地租很重，一般都是“倒三七”甚至“倒二八”，农民辛苦一年，收的粮食除交租外，所剩无几。土豪劣绅对穷苦百姓巧取豪夺，什么“滚滚息”、“筋斗息”，利高得惊人。有些大土豪放高利贷，春借一担谷，秋还两担粮，叫作“八斗九年三十担”，即所谓的“三年不打网，鱼在塘里长”。逼得不少债户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官僚军阀和当地土豪劣绅相勾结，依仗权势，巧立名目，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捐税多如牛毛，什么月款、季款、寒衣款、被子款，谷米税、苞谷税、糖税、屠宰税，无奇不有。这些苛捐杂税象一条条无形的绳索，把贫苦农民和一般商人捆绑得透不过气来。

在轰轰烈烈的反封建斗争中，长期被奴役、受压迫的贫苦农民非常积极。每当召开斗争地主大会，群众都扶老携幼赶来参加，愤怒地揭发控诉地主恶霸欺压穷苦百姓的罪行。在群众运动的冲击下，土豪地主威风扫地。广大劳苦大众斗垮了地主，又分到了粮食、浮财，无不兴高采烈，男女老少沉浸在翻身解放的喜悦之中。

在偏僻落后的边远地区，由于敌人的反动欺骗宣传，群众对我军不甚了解，对刚来的工作团开始往往很冷淡，不敢接近。尤其是那些少数民族地区，听说红军来了，许多人都躲进山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派人分散到各地去寻找群众，向他们作宣传，动员他们回家。对少数民族群众，我们以有一定觉悟的汉族群众与他们取得联系，通过他们宣传党的政策，疏通感情。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们逐渐认识到红军是保护老百姓的，跟国民党部队根本不一样。这样，躲出去的群众陆续回来了。

工作团常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开始打土豪时，许多群众不敢来分粮。我们将粮送上门去，有些老乡还拒绝接收，害怕地主老财反攻倒算。于是，我们就将一口袋一口袋粮食夜里送到群众家门口。第二天他们一开门，就悄悄地把粮食藏回家。在工作中，我们坚定地执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孤立和打击地主的阶级路线。采取各种方法宣传与启发农民的觉悟，使他们懂得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我们还经常用各种方式，介绍革命老根据地群众分田地、取消欠地主的债务、地主不敢欺负穷人等情况，群众听得心里热乎乎的。在同群众的交往中，我们还注意用自身的模范行动和严明的纪律影响群众，热情地为乡亲们劈柴、挑水、扫院、修房子，借东西按时归还，损坏东西按价赔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广大群众深受感动。群众夸奖“红军是天下第一好的队伍”。

在根据地建设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打击地主武装。在各地，都有少数大地主、大恶霸和土匪勾结在一起，以山洞为巢穴，顽固地同我们对抗。对这些反动家伙，我们的方针是坚决打击，彻底消灭。

湘川边界有一条名叫洗车河的小河。l935年春天，永顺龙山游击独立团政委罗斌和县委书记刘俊秀一起带了二十多人在洗车河畔打游击，发动群众。洗车河西畔的赵家寨有个人称“赵阎王”的大恶霸、大地主，兼任当地保安团团长，拥有三十多条枪。听说红军来了，他强迫当地好些老百姓躲起来，把粮食也藏起来。他宣布一条禁令：红军到了，谁不离寨就重罚粮款，坐水牢，罚苦役，以至杀头。赵家寨背靠大山，山上有个很大的天然石洞，山高林密，道路崎岖，悬崖陡峭，山洞的洞口正是上山的隘口。“赵阎王”妄想凭天然险障与红军对抗。为了诱敌下山，罗斌带领工作队的同志捣了赵家寨“赵阎王”的老巢，把他的家产分送给邻近村寨的穷苦农民。赵家寨一带热火朝天的斗争，鼓舞着山上被裹胁的群众。愤怒的群众冲破“赵阎王”的禁令，拥下山来，还配合红军游击队缴获了保安团的枪，十几个青壮年参加了游击队。在公审“赵阎王”的大会上，群众争先恐后地倾诉自己的苦难。最后，经湘鄂川黔省委批准，镇压了这个罪恶滔天的“赵阎王”。

清匪反霸工作的顺利开展，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焕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场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展开，基层革命政权也象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各地还组织了农民协会、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在各区乡临时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广大农村普遍组成了以贫雇农为骨干的土地委员会，具体领导和组织群众分配土地。广大贫苦农民看着洒过自己血汗的田地回到自己手里，无不欢欣鼓舞。

在县城、区乡小集镇，普遍推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鼓励私人经营，对一般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也不予没收。这一政策，对安定人心，分化地主、富农阶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此外，根据地人民还有计划地将一些土特产品外运销售，换取群众必需的生活用品。所有这些，对稳定根据地经济，繁荣市场，保障人民群众和部队的生活，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区乡，我们把年轻力壮、斗志旺盛的骨干力量组成游击队。开始，游击队员用的武器多数是一些红缨枪、大刀、土铳之类，后来跟随红军打保安团、清匪反霸，逐步发展成为以枪支为主要武器的游击队。游击队员对家乡的山山水水、社会人情都很了解，武装活动又常以突然袭击和伏击为主，所以，消灭土匪，打击进犯根据地的小股之敌，往往得心应手，节节取胜。当时，各区乡大都建立了以游击队为骨干，与赤卫队、革命群众三结合的地方武装。赤卫队员基本上都是农民协会会员。他们配合我们工作队、游击队作战，为游击队站岗放哨、送信、侦察，一有情况就及时报告。因此，根据地内的破坏分子一般不敢乱说乱动，白区的敌人进入根据地也提心吊胆，不敢轻举妄动。

湘鄂川黔省委和革命政府很重视文化教育建设。省委抓住革命形势蓬勃发展的有利时机，在永顺、桑植、大庸等县举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集中二、六军团一大批干部分期分批学习，同时也在根据地各县抽调一批地方干部参加训练。在塔卧镇还办了红军学校，各县、区、乡也都恢复了学校，各地还办起夜校。红军也派了一些宣传骨干去工农小学、夜校讲课或辅导，主要内容是讲形势、时事政策和战斗捷报。

广大贫苦农民不仅在经济上翻了身，政治上更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斗争中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我们及时培养、发展了一些党员，建立了一批领导群众斗争的党支部，我们逐渐地把主要工作交给那些经过考验、斗争坚决、有工作热情和魄力的当地的优秀党员担任。在城镇，则注意发展工人、帮工、学徒、进步小工商业者入党，使党的力量不断壮大。

随着革命深入发展，为巩固革命根据地，保卫胜利果实，做好反“围剿”的准备，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区提出了扩大红军的任务。军区组织扩红工作队深入乡村、集镇，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发动群众参军。各级组织还通过给红军家属分好田，积极做好优抚工作，进一步调动了群众参军的积极性。由于党和红军的各项政策、主张得到根据地人民的拥护，加上扩红宣传工作得力，扩红运动很快掀起一个高潮，许多地方出现母送子、妻送郎、父子一起参军、兄弟争先报名的动人场面。红军初到湘西的头三个月，扩红就达四千余人。根据地各县都发展了相当数量的游击队。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迅猛发展，震惊了国民党蒋介石。1935年2月，蒋介石一面对正在贵州赤水一带转战的中央红军围追堵截，一面调十一个师和四个旅的正规军共约十万人，分六路对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

3月至8月，我军先后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在反“围剿”的战斗中，根据地的人民大力支援，积极配合我军作战。战斗中，地方游击队选择有利地形和时机，不断骚扰和袭击敌人。他们在忠堡、板栗园、芭蕉坨等战斗中，断敌交通，设障碍，打埋伏，掩护红军主力行动，为战斗胜利助了一臂之力。赤卫队员们爬山越岭，穿溪过涧，为红军带路。他们还组织群众疏散、转移，为保卫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作出了贡献。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还普遍组织了担架队、运粮队，跟随红军出没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运送伤员、弹药和粮食，为部队送饭送水和护理伤员等。

反“围剿”斗争的实践证明，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红军力量就会失去来源，根据地就会失去基础，武装斗争就会失败，革命政权就会丧失。

1935年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已由东北伸向华北地区，侵略野心与日俱增。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变本加厉地对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新的“围剿”。我二、六军团于l935年1 1月19日，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战略转移。然而，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并没有被敌人扑灭，广大人民群众在这块光荣的土地上，继续坚持同敌人作不屈不挠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