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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军胜利影响和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大庸、慈利的工农群众都踊跃起来革命，到处撑起红旗，组织游击队……

——任弼时

金秋季节，我重访阔别四十多年的湘西老革命根据地，访问的最后一站是我的家乡慈利县喻家嘴。

我离开公路徒步南行，沿溪人谷，迈越当年虎狼出没的悬崖和丛林，攀上陡峭的梯登坡，终于回到了我的出生之地——周家峪庙垭上。登高远望，故乡山水尽收眼底，种种往事油然涌上心头，我苦难的童年和我们组织游击队打土豪、奔红军的情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转身眺望山梁背后的东南方，那里是大庸县的全家坊，不禁想起住在那里的我的妹妹满妹一家和她家后山黄土坡上那间独立家屋，那令人难忘的房舍，曾是我们北固乡游击队树起红旗，发展组织的一个据点。正是在那里，我们几十名游击队员跨入了红军行列，踏上了革命征途。

湘西的山路崎岖，溪流蜿蜒，回想我参加红军前后的这段人生道路，也同样充满了曲折跌宕,而象我们这样一支又一支游击队参加红军，也正如溪流汇进江河，归入大海一样，卷入了革命的洪流。

红军点燃一团火

1934年11月间，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解放了大庸县的岩口。那是一个初冬的下午，我背着一捆刚刚砍来的山柴，从后山坡往家走，忽然，我大哥许书生肩扛一根扁担和两支空柴夹，从身后赶了上来，兴奋地对我说：“传生(我原名许传生)，我今天到岩口卖柴，见到红军了!"什么?红军?是贺龙的红军?”我激动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的喽!红军说话和气，和咱穷人是一家。你看，还送给我两件衣服呢!”大哥说着，递给我一件：“这件不大，你穿正合适。”我看看自己身上那件补钉摞补钉的破褂子，望望红军送给的这件七八成新的黑夹袄，心里一热，泪水止不住涌出眼眶。我长到十五岁，还从来没穿过这样新的好衣服啊!

苦难的童年不堪回首，特别是四年前母亲死于饥寒贫病，半年前父亲外出到王家湾给地主家做棺材又惨死在赵家峪路边水沟以后，我们兄弟姐妹七人更是无依无靠，孤苦伶丁。贺龙领导的红军长期在湘鄂边活动，关于“活龙”(贺龙)得水天降湘西，“红军刀枪不入”，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救穷人等传说，我们早就听说了。可是这几年，我跟父亲和叔伯哥哥东跑西颠，给土豪劣绅打短工，当木匠，我一个人还到袁家峪大地主袁泽珠(外号“泥巴坨”)家放牛，不知踏破多少草鞋，寻遍大庸、慈利二十都一带，一直没有找到红军。我在袁泽珠家因为讨工钱他们不给，挨了“泥巴坨”一顿毒棍之后，一气之下打了他家的臭婆娘“点水鸟”，逃跑出来。谁知半夜躲雨，在喻家嘴恶霸地主、文风乡乡长邓承绍(人称绍老二)家的草垛里，被“民团”团丁抓住，关进了他家西屋。这伙坏蛋对红军怕得要死，说我是“红军探子”，拳打脚踢不算，还给我施用“五指夹香”的毒刑，一把新劈的竹筷子夹在我的手指缝里使劲来回拧动，疼得我心象刀割，冷汗直冒。我当时忍痛思量：一个十五岁的假“红军探子”竞把狗杂种们吓成这样，要是红军真的来了，还不把他们的魂吓掉!

今天，真正的红军果然来了，我们穷苦人白日想、黑夜盼的红军，终于来了!这怎能不叫我喜泪盈眶呢!

当天晚上，我跟大哥、二哥和叔伯哥哥海林、松柏、贵章、贵林、银生等，一起聚在五叔许庸远家外屋的火塘旁，聚精会神地听我大哥书生叙说见到红军的情景。大哥用火钳拨旺火塘里的柴火，说：我挑着柴担一进岩口，就见到街上格外热闹。原来是头戴五星红军帽的红军来了，他们和和气气买了我的柴，给了几升大米、两件衣服，然后又问了我家的情形，对我说：“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我们要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政权。我们欢迎穷苦弟兄当红军，一个人当红军也行，组织游击队集体入伍更好!起来斗争吧，翻身的日子到了!”经大哥这么一说，大家心里热乎乎的，好象红军就在眼前。五叔许庸远从小学木匠手艺，读过《三字经》、《百家姓》那几本书，识得几个字，加上长年外出干活，走村串乡，见多识广，懂得不少事理。他补充说：“桑植有个贺龙，井冈山有个毛泽东，都是共产党的大人物!民国十五年(1926年)革命军北伐，共产党在湖南发动工友、农友建立工会、农会，地主老财威风扫地，工农大众扬眉吐气，硬是好得很!要不是蒋介石叛变革命，湖南的许克祥在长沙搞‘马日事变’屠杀共产党，我们的好日子早就过上了!眼下红军过来了，我看咱们干得!”火塘里的火噼噼啪啪作响，红军在穷人心头点燃的一团火也熊熊燃烧起来。大家七嘴八舌，决定立即成立游击队。我怕他们把我忘了，忙往火塘前挤了挤说：“我也参加!”可是大家嫌我太小。我转身扛来我爷爷给地主放牛打猎用的火枪，高声嚷道：“我都十五岁了，看，比火枪还高一截呢!”五叔抚摸着我的肩膀，用手势压低大家争辩的声音，宣布说：

“好，就让传生作我们最小的游击队员吧!”

这时，忽然门外一阵狗叫，我操起火枪出门问道：“谁?”只见暗处有几个人向我们这边走来。他们放轻脚步，压低声音回答：“是我们，亮儿湾的。”原来是放牛娃李春山、唐宏阶、许忠贤、陈益州，他们也是来报告红军到了岩口的喜讯的。我们把成立游击队的事一说，立即得到了他们的响应。就这样，一支由十五个人、四支火枪、五把梭镖以及大刀、虎杈组成的游击队，建立起来了。大家一致推选五叔许庸远为队长，并当即作出三项决定：一、打倒土豪劣绅，砸烂都团区乡政权；二、扩大游击队组织，扩大活动地区和影响；三、派人和红军联系，取得红军的领导。

说于就干，游击队员们当夜议定，天不亮就去打离这儿不远的百户堂长峪西山坡的土豪李中村家。我随着队伍，一边沿着山坡水田的田埂小道向李中村家接近，一边回想着今年夏天发生在这道田埂边的那件令人激愤的事：那是我在袁家峪大地主“泥巴坨”家造反逃跑出来，被文风乡乡长绍老二手下“民团”团丁抓住，当作“红军探子”毒打一顿，带着遍体鳞伤向家里一瘸一拐地挪步的时候，好不容易爬到了这田埂道边，只觉得天旋地转、又饥又渴，就坐在一块石头上，用手捧起田沟里的水喝了几口，又洗了洗手上和脸上的血迹。谁知土豪李中村的儿子李发手持牛鞭走了过来，怒气冲冲地说我喝了他家的水，脏了他家的田。我还没来得及分辩，就被他劈头盖脸地抽了几鞭子。鞭痕上渗出的鲜血滴入水沟，染红了流水。我望着扬长而去的李家狗崽子，愤愤地说：“狗东西，等着瞧!”

“狗东西，等着瞧!”今夜，我行进在游击队的行列里，咬牙切齿地重复着这句话。一时涌上心头的阶级仇恨，促使我加快了脚步，更握紧了手中的火枪。

红军进驻岩口的消息早已使土豪李中村丧魂落魄。我们来到他家时，李中村父子早已逃跑，剩下的都是老弱妇孺。游击队宣布了宗旨，申明了来意，分了他家的浮财，煞了他家的威风。为避免山下沟口外绍老二的“民团”发觉，我们速战速决，天亮时分安全撤出。

第二天，消息象沉雷般的响，闪电似的亮，一下子震惊了周围几十里山区：“周家峪闹红了!贺龙的红军进山领着穷人闹翻身了!”受苦的乡亲们一个个眉飞色舞。“百户堂挨枪了!红军共了李中村家的产啦!”地主老财个个惶恐不安。我们游击队就在这亲快仇痛的消息传播声中，乘胜攀上了百户堂后山山顶。大家举目向东南望去，远方高耸的天门山下，高家峪、火烧桥、全家坊，村落点点，隐约可见，好一片辽阔的山谷盆地。前进!到那里去闹个天翻地覆。

红缨梭镖票扛上肩

穿过百户堂山垭上“民团”的防线，游击队开到了大庸县北固乡火烧桥(现改名合作桥)东北的全家坊。我妹妹满妹九岁上就流落到这里给人家当童养媳。游击队就住在满妹家后山黄土坡上的一间独立家屋里。这是恶霸地主汤少棠的庄屋，远离村寨，地形隐蔽，很适合我们开展活动。队长许庸远派出暗哨后，便分派人员四处串连，按照红军讲的革命道理宣传群众，发展队员。真是干柴碰烈火，一点就着!不几天，就有许光清、许宣远、汤春山、杨子威、汤篾匠、杨裁缝等人前来报名9家住黄土坡的本家长辈许桂之、许朋之兄弟俩，也先后入队。游击队很快发展到四十多人。因为是初干革命，难免还有些宗族观念，五叔见桂之、朋之比自己辈份高，也有活动能力，就推举他俩先后当了游击队长，自己改任副队长。

游击队扩大了，领导力量也加强了，队员们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要求开展新的斗争。龙虎峪有家土豪叫孙文德，他不仅在乡下出租土地，雇工剥削，还在大庸县一带放高利贷，因此民怨很深。游击队决定去打这家土豪。当时正值年关将近，孙文德家准备了大量精米细面，鸡鱼肉蛋。我们开去的时候，他家锅里的猪头肉煮得正香，可是人却跑得精光。游击队员们正好在他家提前吃了顿年饭，并将他家横征暴敛来的米谷衣物分给了穷苦农民。

在分土豪孙文德家浮财的时候，我有意要了一把油光锃亮的黑铁锅铲，别在腰间。一把锅铲勾起了我多少回忆啊!我怎能忘记，在“泥巴坨”家当小长工时，每到吃饭时间，地主婆“点水鸟”正是用这样的锅铲，把我碗里的糙米饭，由满碗刮成平碗，由平碗刮成半碗。今天，我腰插锅铲，肩扛火枪，不忘阶级仇，更觉担子重，决心跟共产党干革命。这里值得赘述几句。我后来编入红军，长征开始时，曾把一支火枪和这把锅铲寄存在满妹家里。亲人们冒着风险，为我保存了几十年。全国解放后，我将这两件历史见证找回身边，作为自勉和教育下一代的“传家宝”。直到l980年湘西自治州博物馆征集革命文物时，我才把它献出作为湘西革命斗争展览厅的展品。

分完土豪孙文德的浮财后，我们见他家堂屋里挂着一幅红布大堂幛。许队长灵机一动：“这红布正好给我们做红旗嘛!”话音刚落，红堂幛就被大家扯了下来。回到驻地后，裁缝杨申六和大家兴致勃勃地将一块大的长方红布缝成红旗，五叔在白布做成的旗套上用毛笔写了堂堂正正十五个大字：“中国工农红军大庸县北固乡游击队”。红旗迎风飞舞，队员们望着流火似的红旗，对共产党和红军更加向往。我们每人又用红布做了一个写有“北固乡游击队”字样的红袖章，还有人在梭镖头上系上红布穗子，在草鞋鼻儿上缀上红布缨子。真是，红心红旗红袖章，红穗梭镖肩上扛，脚蹬草鞋打天下，红色大道任我闯!

我们在北固乡全家坊、高家峪、龙虎峪一带频频活动，接连又打了几家土豪，还在西茶峪打了一次土匪。随着节节胜利，游击队也象滚雪球似地发展起来。仅一个多月时间，队员已增加到七十多人。

编入红军找到党

溪流涓涓汇江河，江河滚滚归大海。我们的队伍一天天扩大，队员们寻找红军的要求更加迫切。听说红军在大庸县有个独立团，游击队就派副队长许庸远、贵林哥和我三人前往联络。我们翻山越岭寻访，终于在大庸县北的张家坪找到了亲人红军。

那天我们找到张家坪，在一户地主的大院门口，看到有两个穿灰军装、头戴红五星帽的红军在站岗，门旁插着一面大红旗，旗套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大庸县独立团”。在这个团的团部，我们见到了独立团王团长。这位团长的穿戴和普通红军战士一样，态度和蔼，热情地听取了五叔关于我们游击队组建的过程、人数、枪支、驻地及活动情况的汇报，然后对我们讲了许多鼓励和指导的话。当我们提出要红军派人去领导我们时，王团长答应说：“好!你们当初三条决议很好，第三条今天就实现了，我们可以派一个同志去你们游击队担任指导员，领导你们打土豪、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给你们讲红军的纪律。以后我们每隔两天联系一次吧!”我们兴高采烈地回到游击队驻地，报告了这个好消息。大家听了，欢天喜地，真象盼过年似地盼着党和红军派人来。

在红军来人之前，正赶上过旧历年。游击队决定放假三天，要求大家正月初四返回驻地高家峪集中，迎接红军指导员到来。队员们带着喜悦的心情回家过年探亲。我大哥、二哥因执行任务晚走一步，我就一个人绕过“团丁”的防哨，翻过陡峭的金仙山的山梁，沿着羊肠小道盘旋而下，向老家走去。我是多么想念离别已有两个多月的亲人啊!可是，每向家门走近一步，家庭的苦难就象眼前这一座座险峻欲坠的山峰一样向我心头压来，一离开战斗的集体，又好似步入了灾难的深渊。天阴沉沉的，大雪夹着西北风横冲直撞。回到家中，院里院外却空无一人，只见柴门紧闭，屋顶上团团风雪在呼啸着打旋儿。我到几位叔叔伯伯家转了一遭。原来，我们参加游击队出走后，土豪劣绅、都团武装加紧了对游击队家属的迫害，大嫂带着侄女逃跑避难，大姐月英到外地一户姓胡的人家当了童养媳，七岁的弟弟和五岁的弟弟四方讨米，去吃“百家饭”，不知踪影。触景生情，我又想起早死的父母，心中更是酸痛难忍。黑暗的旧势力逼得穷人没有活路啊!是

啊，游击队就是我的家，共产党和红军就是我的亲人哪!于是，没等放假期满，我在年初二就赶回了高家峪。

没想到，这次提前归队，竟成了我踏上革命道路关键时刻的关键一步。因为，由于形势紧张，游击队就在我归队的当天，决定提前转移。这样一来，有的游击队员返队时，由于找不到队伍，或由于其它原因就留在了家乡。我大哥书生、二哥礼生就因为归队晚了一步，没能跟上游击队转移，留在了家乡，后来遭到豪绅恶霸的迫害。敌人到处“清乡”，抓人杀人。书生哥无法外出做工，也无法出山卖柴，硬是藏在山上被活活饿死，遗体被丢在一个沤麻的臭水坑里，不仅没有棺木，连个坟头都没有堆。礼生二哥也在当年被伪保长当作“赤色分子”枪杀在贵峪里的溪沟边，鲜血染红了溪水，直到尸首发臭，伪保长许锡五还不让收尸。

我年初二赶回高家峪后，游击队向大庸县北红军独立团驻地张家坪转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独立团王团长派来黄指导员来到我们游击队。从此，北固乡游击队在党的直接领导下，更加精神振奋，面貌为之一新。

在张家坪，黄指导员组织我们整训，给我们讲红军是工农的子弟兵，要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一切行动听指挥。黄指导员还告诉我们，听说中央红军西征，现在已经进到贵州。全国的大军阀蒋介石和湘西的小军阀陈渠珍、周矮子(陈渠珍的旅长)、朱疤子(慈利县民团头子)等一窝坏蛋，都要倒霉了。当他讲到我们将来也要象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那样实行“苏维埃”社会主义时，一位游击队员恍然大悟说：“哦，原来苏维埃就是工人农民当家做主。早先我只当苏维埃是一个人，还想早点见见这位苏先生呢!”大家都为如今眼界开阔，觉悟提高而情绪高涨。黄指导员还教唱了几首革命歌曲，我们很快就学会了。

很快上级决定整编当地各路游击武装，我们北固乡游击队正式编为独立团第九连。从这时起，我们游击队员就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

1935年农历正月，我们独立团转移到慈利县喻家嘴，驻在文风乡的风火岗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头年里曾把我当作“红军探子”毒打的恶霸地主绍老二，此时带着儿子和恶霸地主邓玉祥以及几名枪炮手，共九人，龟缩进牛山坡护龙泉大岩洞里，囤积大量米面、衣物，并有火枪五支、猪耳炮两门，以此对抗红军和参加打土豪斗争的农民。当时湘鄂两省敌人开始“围剿”这块新根据地。为了配合反“围剿”，独立团王团长指挥一个营的兵力攻打这个岩洞。战斗从上午八点多钟开始，打了两三个小时，虽然由于岩洞位于山腰，地势险要，洞口封住，只留有枪眼，一时未能攻下，而且我军在地主武装的枪炮下牺牲了一位连长，但是，红军爱憎分明的立场，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大大震撼了敌人，也深深教育了群众。激战中，雇农夫妇毛至今、邓桂香，冒着地主从岩洞口居高临下射出的铁砂，把负伤的红军抬到自己家中抢救。群众发动起来后，恶霸地主绍老二等如惊弓之鸟，长期躲在岩洞里，轻易不敢下山。在我的家乡喻家嘴文风乡一带的斗争，是我们游击队编入红军后所经受的第一次战斗洗礼。它使我们这些刚由青年农民来到红军的战士懂得，单靠少数人流动游击，即使家仇也难全报，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浩浩荡荡的红军队伍，才能摧毁整个反动阶级。

不久，独立团开进大庸县城。在这里，我们连改编为红二军团四师十一团三营九连。几天后，敌军开始进攻大庸，部队转移前，我和唐宏阶几位战友外出背粮，返回时九连已经出发了。我们几个人就补进四连，分别插到几个班，我一个人分到二班。乍一和老乡分开，心里怪不是滋味。四连指导员周树怀耐心给我讲，红军应该打破地域观念，志在五湖四海。一排长蔡久摸着我的肩膀说：“红军战士要服从命令嘛!以后行军、打仗，革命长着呢，哪能总跟老乡在一起?”就这样，我们原北固乡游击队的战士，象滴滴溪水，溶进了革命的五湖四海。

粉碎“围剿”踏征途

我在四连当战士不久，就调到连部当通信员。当时，蒋介石在以重兵围追堵截长征中的中央红军的同时，加紧了对坚持湘鄂川黔斗争的红二、六军团的“围剿”。在反“围剿”期间，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歼灭敌陈耀汉纵队五十八师一七二旅、一七四旅的陈家河、桃子溪战斗。

那是l935年4月12日夜晚，我们十一团冒雨行军，运动到桑植县陈家河对面的山上，开始和敌人接触。我们看见团里的参谋、政工干部和通信人员来回奔忙，知道战斗临近，一个个把枪支和梭镖擦了又擦，司号员郭正邦把号筒里灌进的雨水甩了又甩。大家做好了一切准备，只待上级一声令下。

连队的战斗动员开始了。平时爱说爱笑、由于长着一脸胡子被战士们戏称为“马克思”的周树怀指导员，此刻十分严肃地对全连说：“同志们!我们的侦察部队和前卫十二团昨天就和敌人接火了，还抓到了俘虏，据了解，这股敌人是孤军深入。今天，二、六军团的部队力量集中，只要贺总指挥一下命令，我们就一定要把敌人消灭掉!”没等动员完毕，我们后山总指挥部的总攻击号声响了。钟春林连长把驳壳枪一举，喊了声：“四连跟我冲!”排长蔡久猛地冲出队伍，抢在连长前面一步，大喊：“一排跑步跟我上!”司号员郭正邦这时也一个箭步窜出队伍，“滴滴答答”吹起冲锋号。整个连队象猛虎下山一样向敌阵压去。可是，这时敌人突然射来一梭子弹，小郭应声倒下，号声嘎然而止。我离他最近，连忙扑过去把他扶起。他的左腿被敌人子弹打穿，只见血从裤腿里一直往下流。我要给他包扎止血，他说：“你快冲锋。不……不要管我!”这时，卫生员小王跑了过来，抱起他的腿急忙包扎。小郭忍着剧痛说：“等，……等一会儿，吹冲锋号要紧!”他咬着牙，用右腿支撑着身子，左手搂着卫生员的脖子，右手举起军号，顽强地把冲锋号吹完。战士们杀声震天，冲下山腰。郭正邦由于大、小腿两处受伤，只凭包扎未能完全止血，卫生员用两手紧紧箍住他左腿上部，我把他扶起靠坐在我的身边。他因为吹号用力过猛，血流不止，面色苍白，呼吸十分困难，但仍吃力地说：“不要管我，快冲锋、冲锋……”卫生员马上叫来担架把他抬走，我也立即带着为战友报仇的决心，紧握梭镖迅猛地向敌人冲去。

各部队已先后冲下河滩，敌人尸横遍野，俘虏成群，扔下的武器到处都是，不知为什么，那些枪上大都没有枪栓。这时发现一股敌人向左面陈家河村后山逃窜。我们全营猛追这股敌人。当时刚下过雨，山坡又陡又滑，敌人爬上去又滚下来，滚下来再拚命往上爬，真是狼狈不堪。突然，我发现右前方树林里有一个大块头敌人在运动，就向那里冲去，紧追不放。“站住，缴枪不杀!”敌人好象没有听见，仍往树林里钻。我几个箭步追上前去，发现这是一个当兵的背着一个当官的在逃。我冲上去照那个当官的屁股捅了一梭镖，肥猪似的家伙摔了个四脚朝天。就这样，两个敌人还没转过向来，就把一支德国造驳壳枪和一支七九步枪乖乖地交给了我。

我们全营冲到山顶，胜利结束了战斗。同志们满怀豪情，一群群围在一起，互相传看刚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各式武器，个个喜笑颜开。我看到二班长杨德松身上背着一支枪，腰带上别着两三个枪栓，蔡久排长也是身背一支枪，腰上别的枪栓更多，便迷惑不解地问排长：“你们光缴这些枪栓有什么用呀?”排长笑着对我说：“小鬼!你这是第一次打大仗啊!你想，追击敌人时，缴一支枪就是七斤半，要十支八支都背上，还能追击敌人吗?”经老同志一讲我才明白，原来枪和枪栓都有号码，战后把缴获的枪栓按枪的号码一对，就可以装配使用，而且只要是同样型号的枪，枪栓可以通用。这可增长了见识。

在胜利的欢乐中，连长问我：“司号员呢?我难过地说：“卫生员看着他呢!他受了重伤。”同志们顿时静了下来。卫生员小王赶来了，他悲痛地说：“小郭伤势过重，流血过多，已经牺牲了!”同志们都把五星红军帽摘下来，默默地低下了头。司号员小郭和我都是十六岁，他比我早参军一年，比我成熟得多。行军时，他跟连长在前面开路，我跟指导员在后面收容。宿营时我们常睡在一块门板上，真比亲兄弟还要亲。小郭在陈家河战斗中负了重伤，还坚持吹冲锋号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粉碎敌人“围剿”的战斗中，我们原北固乡游击队的战友们，在各自的战斗岗位上经受了战火的考验与锻炼，有的成为班长、排长、连长，人了党，也有的光荣牺牲了。战斗生活使我懂得了许多许多。自己也从一名手握梭镖的“红小鬼”，变成了一名肩扛“汉阳造”的红军战士。1935年底，红二、．六军团完成了在湘鄂川黔牵制敌人的任务，开始长征北上。11月19日，我们从桑植出发，踏上了漫漫征程。

部队离开桑植向澧水进发途中，正好路过我的家乡。行军至全家坊时，我请假到满妹家逗留了片刻。当时兄妹俩别后重逢，分外亲热，我们相互询问亲人情况。满妹不仅向我哭诉了书生哥、礼生哥惨死的经过，还告诉我，不满六岁的五弟忠平也在讨米时被地主家的狗咬死了。一时间，悲愤交集，不可名状。时间不许我耽搁，我该赶队了，十岁的童养媳满妹送了一程又一程。我望着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望着黄土坡上那间北固乡游击队举旗聚义的独立家屋，回想一年来从游击队员到红军战士的战斗历程，直觉得未来的征途长得很，革命的担子重得很啊!当我走出几里路已经登上对面山顶时，满妹还站在高岗上望着我这身穿红军服、肩背斗笠的身影呢。我踏上长征路，离别家乡人的最后情景，此后几十年，时时存裴瞒际闪现，唤我振奋，促我猛进!

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一支小小游击队的斗争不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当地党的领导、红军的壮大和人民群众的觉醒吗!我大步赶上队伍，融进了蜿蜒前进的红军行列。原北固乡游击队的队员们，此刻也正象滴滴水珠，汇合在这滚滚向前的红色巨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