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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围困战中的敌军工作----何辉

1934年10月二、六军团会师后,建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接着展开了反“围剿”斗争。在与十倍于我的敌军作战中,由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同志指挥得当,战略战术机动灵活,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忠堡和板栗园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其间,历时—个多月的龙山围困战,就是忠堡战斗与板栗园战斗之间的一次重要战斗。在这次围困战中,我军的政治攻势,瓦解敌军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当时担任二军团政治部破坏部(敌工部)部长,就我记忆所及,提供一些有关敌工工作的情况。

记得是1935年6月中旬,忠堡战斗一结束,我们就迅速南下,包围了龙山县城。

龙山是湘西最边远的一个县,与湖北省的来凤县隔河相邻,是湘鄂两省的交通要道和货物集散之地。境内山峦起伏,酉水顺着山势,由北往南奔流而下。县城西、北两面都是高山,东、南地势较为平坦。敌人当时在这里驻有正规军和保安队各一个团。城外碉堡林立,构成严密的火力网,对我军的进攻极为不利。我军意图是,长期围困,相机夺取县城。当时由于部队连续作战,急需休整,所以主力大部分散到地方开展群众工作,进行扩军和整训,投入围攻龙山的兵力,主要是四师和六师部分部队。

军团指挥部设在龙山城外西北三四里地的山区,四师师指挥所在一座山上的小庙里。我经常到四师去,与师长卢冬生、政委方理明等研究部署开展对敌进行政治攻势的工作。我还到团、营乃至前沿阵地,直接参加对敌喊话活动。

战斗开始,我军用了很大力量来拔除敌人城外的碉堡。由于弹药缺乏,虽然刚从忠堡战斗中缴获几门山炮,但不能多打,只在必要时,对准大碉堡打几炮,威吓一下敌人;进攻的主要手段,还是靠轻武器和大规模的政治攻势,瓦解敌军。白天枪炮齐鸣,夜间抵近碉堡喊话,声势很大。守敌被围,孤立无援,火力发挥也受局限,只好龟缩在碉堡里。日子长了,粮食、饮水都成问题,七八天以后,就有一些碉堡被我打开,有的举起白旗向我投降。我自己就参加用喊话宣传等政治攻势攻下了一个碉堡。那是距离敌城墙较远,完全处在我军火力控制下的一个大碉堡。经过七八天的喊话,守敌排长便出来投降了。我进碉堡同这个排长谈了话。他说:我家里也是种田人,出来当兵混日子,受上司的欺压,弟兄们被逼跟红军作对。如今被围困多日,红军每天的喊话,我们都听了,对红军的政策都很清楚,我们都不害怕红军,  不愿再回城里受大官们的气,吃那份苦了。他带领全排投降后,这个碉堡就成了我军最前沿的阵地。我经常到这个碉堡里来进行对敌宣传,几乎每天黑夜都有十几二十个敌人偷偷溜下城墙,投奔红军。

但是,城里的敌人依然顽固坚守待援。他们靠飞机空投粮食,维持生活。我军没有重武器,攻不下城,就请煤矿工人来帮助挖坑道,准备用炸药搞爆破,还组织了敢死队,准备爬城突击,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成功。有几个挨近城墙的大碉堡,用了将近个把月,就是拿不下来,阻碍我军近迫作业和宣传。大家焦急地请求军团打炮轰掉它,但军团只有几发炮弹了。怎么办?请示贺总指挥。贺龙总指挥一边沉思,一边说:“用炮轰那当然是好,但就那么几发炮弹,要一发顶十发用,弹无虚发才行。”他与任弼时政委商量后,宣布决定说:“好吧,让保卫处把张振汉放出来,叫他来吊几炮!他是炮兵专家,有把握!”

提起张振汉,当时我们军团的机关人员都知道,他是国民党正规军四十一师长兼纵队司令,是上个月在忠堡战斗中刚被我军俘虏过来的。根据贺龙总指挥和任弼时政委的指示,张振汉由保卫处管押着,从忠堡战斗结束,一路行军到龙山,都给予特殊优待。机关部队都觉得带张振汉已经够累赘的了,现在听说要放出来让他打炮轰敌人,大家嘴上虽不说,心里却直嘀咕,怀疑这么大一个国民党军官俘虏过来没几天,能反过来为我们打敌人吗?可是,贺龙总指挥心里有底。原来,这个张振汉,l927年南昌起义前是贺龙的部属,后来叛离了起义军,为蒋介石的反共战争效力,一步一步地升官,当上了师长。在忠堡战斗中,他还狂妄叫喊要活捉“贺匪”,结果反被我军活捉。大家要杀他,贺龙不让杀,而且还亲自召见他。张振汉见了贺龙,自知有罪,吓得不敢抬头。贺龙轻轻地一笑,幽默地对他说:“呵呀,我们是老朋友啦,分别好久了,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了。抬头看嘛!我就是你要活捉的‘贺匪’,今天到底是谁捉住谁呀?”张振汉以为非死不可了,连声说:“有罪、有罪!”乞求饶命。贺龙郑重地说:“红军优待俘虏嘛!放下武器,就可以变敌为友,你也不例外!”转身招呼副官:“告诉卫生部,好生给他治伤。他学过炮兵,留着,以后给我们当教员吧!”贺龙总指挥在敌我搏杀的火线上,对被俘的敌军高级军官,作出如此冷静明智的决断,这种豁达大度的将军雄风,实在令人赞佩不已,张振汉更是感激涕零。到红军不到一个月,这位原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和纵队司令官,果然操起了他过去用以攻打红军的大炮,对着龙山国民党守军的碉堡开火了。当时,我站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看着他选好炮位,指挥战士们把大炮架在一家老乡的柴草房缺口处,瞄准约一千米远的碉堡,用熟练的动作操作着。“轰、轰”两声,只两炮,就准确地把那个久攻不下的顽固堡垒炸毁了,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此后不久,张振汉就分配二、六军团随营学校,担任教员。后来又随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到了陕北。抗日战争开始后,奉派回国民党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全国解放后,他到了北京,作为特邀代表,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可巧,我从l959年开始也当了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开会时正好与张振汉分在一个小组,坐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我们在这种场合下意外地相见,都十分高兴和感慨。相处之下,正题之外免不了谈些往事。那时虽然不如今天这样开放,相互都有些拘谨,但每当此时,这位原国民党将军,总要由衷地赞颂一番共产党的政策好,也总要深情地赞扬一番贺老总的宽阔胸怀和对党忠诚的高贵品质,而我更忘不了张振汉当年在龙山战斗中的那一炮之功和不断追求真理的品格。可惜,这位在敌对的交战中受到党的政策宽大而生还,并跟随红军走过长征之路的张将军,却逃不过十年动乱的灾难,而被迫害死于狱中,令人不胜惋惜!

张振汉打的两炮,又准又狠,敌人的炮火全都哑了。我带了几名战士,低姿冲过去一看,碉堡已被炸开了一个两米多大的窟窿。进入碉堡仔细查看,见到断墙的青砖上,溅留着血迹,但一个尸体也没有,也没有活着的敌人。原来,碉堡里有条地道通向城里,守敌早已逃进城了。地道也被砖石堵得严严实实,无法利用了。

靠城墙最近的这个碉堡被我军占领后,我们的对敌宣传工作就跟着推向敌人城下。

龙山南门城外有一条小街,叫凤阳街,街道窄而长,有好几十家店铺,城门早被敌人封堵死了。我们就发动群众在这条街上搭盖了天棚,把整整一条街的上空都遮盖住了,敌人在城头无法看到街里的活动。这样,我们在大白天都可以在小街里做群众工作。一到晚上,我们的喊话小组便从这里出发,分散上到房顶,从四面八方向敌人喊话宣传。有的离城墙只有几米远,双方说话都听得清清楚楚。敌人不敢打我们,还唯恐我们偷袭攻城,于是在城头组织了通宵达旦的巡逻。太阳一落,敌人巡逻队就敲着梆子上城转悠。放人又强迫老百姓用瓦罐做油灯送上城墙垛口,每隔十步八步就挑出一盏油灯。漆黑的夜空,油灯的火苗随风忽忽悠悠地晃动着,照在城墙上,显现出一片片昏黄的光亮,给敌人壮胆。城墙上,不时传来几声敌巡逻兵的吼叫声:“注意罗!注意城墙脚,小心红脑壳!”我们也针锋相对地喊话:“白军弟兄们,不要为当官的卖命了,被围的日子不好过,与其活活饿死,不如早早投降!”“红军好,红军爱护老百姓,红军优待俘虏,红军官兵平等!”渐渐地,敌人士兵跟我们达成了默契,一般互不打枪,甚

至还跟我们的战士聊天。只有当敌军官来到时,他们才事先发出信号,向远处打两枪。但也有个别时候,出现特别反动的谩骂。有一次我亲耳听到城垛里几个敌人指名道姓地骂贺龙是“土匪”,对着我们的战士大声叫嚷:“你们的总指挥贺龙是个干什么的?是赶牲口的!下贱人!”据了解,这种口出恶言的敌人,不是一般的士兵,而是从湘西大庸、永顺等被我军占领的县城里逃亡出来的土豪劣绅,这些人对贺龙、对红军有刻骨仇恨,所以特别反动。我们便气愤地大声反骂:“顽固派,放老实点,再反动,小心你们的脑壳!”有的战士对着城头狠狠地说:“老子打进城去,把你们一锅熬!”

这样对峙了一个多月,城里敌人打不出来,我们也无力攻进城去。后来蒋介石调来两个师向湘鄂边增援。敌人行动的电报被我军截获破译,于是贺龙总指挥决定:撤围设伏打援!留下少数部队继续围困龙山城,大部队迅速隐蔽撤离龙山,到板栗园设伏。几天以后,我军就全歼敌八十五师,这就是有名的板栗园战斗。这正是二、六军团围困龙山近四十天引来的一个重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