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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初，党中央派周逸群、贺龙来到湘鄂西，领导了鄂西、鄂中和湘西桑植的武装斗争。这些武装经几起几落，不断得到扩大。进而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在兴旺时期，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达三万余人，把敌人整旅整师地消灭，直接威胁武汉三镇，沙市、宜昌亦被苏区包围。苏区的发展由秘密到公开，由点到面，由小到大，以至形成大块苏区，也就是被称为全国三大苏区之一的湘鄂西苏区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了全党。中央代表夏曦来到湘鄂西苏区，并组成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从其“左”的路线和宗派主义出发，对这里的工作几乎一切都不如意，提出种种不切实际的批评，形成了两者之问的不同看法和矛盾。l932年1月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错误路线在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得势，由此更日甚一日、有恃无恐地推行“左”倾错误路线。错误路线的领导者对形势和军事战略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方针，认为国民党处在“危机”之中，过高地估计红军的力量，提出“争取比鄂豫皖更大的胜利”，要求打大仗、打硬仗、打大中城市，致使红军不断受到损失。

由于夏曦推行一系列“左”的政策，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经过连续“肃反”，把军队和地方大批优秀干部，都当成“反革命”加以诬陷，一个好端端的苏区就这样失败了，红军也削弱了，缩小了。

使红三军在近两年的长时间里，过着极其艰苦的、无目的的、无前途的流浪生活。部队没有后方，没有医药，伤病员也没有地方安置，部队不断减员，又不动员群众参加红军。这样一来，红三军就象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到黔东时，三万余人的红军仅剩二千余人，真是凄惨得很!

当时司令部工作也是名存实亡。我们红三军第七师的司令部没有参谋人员，只有一个参谋长和两个文书，主要任务就是下达命令，写个报告。司令部管理科的人就是号个房子，寻找部队集合场，招呼部队集合以及找向导等。在团里，司令部也没有参谋人员，只有一个文书和几个差遣(管理员)等。军事训练几乎到了取消的程度。部队出操就是搞队列，喊个“一、二、三、四”。当时部队的军事素质特别差，最典型的就是战士们不会投手榴弹。我们七师在占领湖北利川县时，缴到了很多手榴弹，因为不会用，不得不整箱地丢到水井里去了。战士们没有刺刀，因为当时不提倡刺杀训练，几乎是没有人会刺杀，只有个别喜欢刺刀的人才带上一把。子弹也极为缺乏，1934年10月统计，全军每人平均十发子弹。那时红三军第七师有两门迫击炮，因为没有技术打不准，炮弹也不多，打仗时很少用。还有几挺重机枪，用得也很少，行军时把它带着，起个扩大影响的作用。

红三军在流动游击中，物质生活非常之差，一年到头战士们没有什么伙食费。部队在几省边界山区，山高地瘠，人烟稀少，全靠打土豪来解决穿衣、吃粮、吃菜问题。那时也不发衣服，有什么穿什么，各种样式、各种颜色的都有，有穿大襟的，也有穿对襟的，有蓝色的，也有青色的，还有从白军那里缴获的，等等。有的同志戴着从白军那里缴获的大檐帽，大多数是用各种各样的手帕和毛巾包在头上，颜色不一，实在不象个正规红军的样子，可以说比游击队还游击队。

所有这一切，可以看出当时部队处在何等困难的境地。只是凭着红三军广大红色战士忠于革命事业的无比坚定和顽强，特别是贺龙的巨大声望对全军的团结和维系，红三军才得以在那样严重的敌情和复杂的党内斗争中坚持了下来，保存了部队的骨干力量。

1934年5月，红三军来到黔东。随着湘鄂西中央分局主要领导人夏曦执行的错误路线在实践中一再碰壁，贺龙等领导同志对错误路线的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红三军广大指战员坚决要求转变路线。在这种情况下，6月19日，中央分局在沿河县枫香溪召开会议，决定开创黔东苏区。7月21日，正当黔东初步打开局面的时候，党中央的交通到达沿河，带来了党中央5月6日发出的指示信和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中央的指示信对湘鄂西中央分局“错误的肃反路线”和解散党、团组织等错误进行了坚决批评和纠正。同时指出，目前红三军在湘鄂川黔边界创造苏维埃根据地“是大有可为的”。这封中央来信对于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络、独立奋斗的红三军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对转变红三军的错误领导有着重要意义。8月初，中央分局开会讨论中央的指示，完全接受了中央的批评，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同时取消了准备还要进行的第五次肃反计划。经过三个月的努力，黔东苏区已有一定规模：拥有印江、德江、沿河等县的乡村，纵横约二百里，人口约二十万；成立了黔东革命委员会和黔东特委以及县的苏维埃政权；部分地区分了土地；组织了游击队、独立团和黔东独立师共两千人左右；各种群众性组织如少先队、赤卫队、妇女会等也建立起来。

枫香溪会议后，红三军开始恢复党、团组织，将原来的党、团员重新进行调查登记，同时还发展了一些新党员。到9月问，红三军已经有党员二百六十七名和团员一百九十六名。枫香溪会议之前开办的干部大队继续训练，培养了一部分干部，第二期学员更多一些。恢复了军政治部，逐步配备了师、团的政治委员，有些连队也有了指导员。这些干部有的是从于部大队培养出来的，有的是从战士和基层干部中调来组成的，如军政治部主任黄新远就是七师特务队的司务长，这不能不说是“拉夫”式的凑个数目，但总比没有要好得多。这些同志由于缺乏训练，政治水平、文化水平、工作能力都比较低，但有一个长处，就是工作热情很高，充满革命朝气，进步很快。

总之，自1932年l0月撤出湘鄂西苏区到1934年6月决定创造黔东根据地这个时期里，红三军经过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曲折和磨难，其次数之频，损失之大，困难之多，是其它根据地的红军所没有的!由于取消了军队的政治机关，取消了党，正象贺龙同志所讲的，“就剩下一面红旗子了”。这种困难情况在红三军到达黔东之时才开始有了转机，黔东根据地的创建正是这种转变的结果。应当说，红三军在当时的条件下，依靠本身的努力，能够有这种转机是很不容易的；但这种转机只是初步的。

二

1934年9月，红三军军部一份通报说：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红六军团要来同贺龙的红三军会合。我们看到这个通报后，真是高兴得很，心想如果这要是真的，那是一件多大的喜事啊!果然，l0月l5日，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带领红六军团一部，到达贵州沿河县的铅厂坝，同我们会合了。贺军长、关政委率红三军主力从黔东南下一百多里，前往迎接红六军团主力，两军于l0月24日在贵州印江县的木黄胜利会师，六军团的到来，真令人兴奋! 10月26日，两军在四川省酉阳县的南腰界召开了胜利会师庆祝大会。

随着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红六军团西征到达黔东与红二军团(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师，两军团合为一个战略单位，并确立了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为主要成员的新的领导集团。这样，红二军团就在新的斗争中，开始了自己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发展。

首先是组织上的变化。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后，贺龙为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为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任弼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湘赣苏区省委书记，是和肖克、王震率领六军团与二军团会合的核心领导人。原红三军政治委员关向应改为红二军团的副政治委员。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为红二军团参谋长。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为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继任的是甘泗淇同志。各师、团的番号也作了调整：原红三军的第七师改为红二军团第四师，辖两个团，即第十团和第十二团；原红三军的第九师改为红二军团第六师，辖第十六和第十八两个团。两个师共四个团，每个团编三个营。过去的几个团都是小团，每个团只有三至四个连，现在的四个团都改为大团，每个团九个连。撤销黔东独立师，分别充实到红二军团的四、六两师。这一组织上的变化和调整，使全军更加精干有力，战斗力加强了。

其次是军事上的变化。军、师的司令部各部门开始恢复和充实，按业务设立各科和各种参谋人员。各团也建立了精干的司令部，有了参谋长和参谋人员。司令部工作内容也很丰富，在组织战斗，部队调动，下达命令、通令、通报，贯彻首长意图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尤其重要的是，会师后六军团带来两部电台，从而结束了以前二军团撤出洪湖两年来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局面。会师后打了几次胜仗，不断缴获敌军电台，两个军团后来共有八部电台，还建立了侦察台，这就大大便利了我军作战的指挥和协同。特别是侦察工作大为加强，能够及时丽准确地得到有关敌人的行动、部署、敌人各部的配合等战略战役情报，对战胜敌人起了重大作用。过去司号员用的是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的号谱，同白军的一样，根本不保密，这时都改用新的号谱，并且建立了旗语联络。

军事训练变化也很大，指战员的军事素质提高很快。战术训练从单兵动作并始到班、排战术训练，同时也开始搞火力与运动的配合实战训练。后来，又将六军团带来的刘伯承翻译的苏联的《红军步兵战斗条令》印发到部队，对提高部队战术水平起了很好的作用。军司令部还翻印了根据地及周围有关地区的地形图，训练干部学会使用地图，这在过去是没有的。各级司令部对军事技术训练特别重视，各种技术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采用了一些为部队喜闻乐见的训练新方法，克服了过去一些古板的做法。广泛提倡学会使用手榴弹，要求投得远、投得准，许多同志的技术提高很快。射击训练不但认真学习射击原理，而且对射击要领，从瞄准到各种射击姿势以及对空射击动作，都有严格具体的要求，特别强调要打得准，口号是：百发百中，一弹一敌。开始提倡用刺刀消灭敌人，要求人人都会用刺刀，各部队都抓紧了刺杀训练。各部队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教育和训练。如部队在集合行军出发或者是开会之前，就举行一些小型的军事技术和战术比赛。  还以灵活的方式对干部进行战术、技术集训，有时半个月，有时三、五天，有时把干部集中训练两个钟头，完成一个课目学习，用来解决迫切需要掌握的知识。在二军团司令部建设和军事训练上，军团参谋长李达既搞组织领导，又当教员，起了重要作用。

战略战术上也有了大的变化。会师后，二军团和六军团一起发起了湘西攻势，在永顺龙家寨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了敌两个旅大部，俘虏两千余人，缴枪二千二百余支。这次战斗的胜利，是我军采用运动战方针，巧妙地迷惑敌人、诱敌深入的结果。随后，我军又乘势包围常德，占领桃源，胜利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开辟了以永顺、桑植、大庸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接着在长达半年的反“围剿”中，二军团和六军团一起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完全抛弃了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越来越自觉地运用机动灵活、积极防御的思想，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战役上，运用诱敌深入、围点打援、到敌人纵深伏击敌人等手段，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忠堡、板栗园等一连串的胜利。红三军离开洪湖苏区以后，最大的一仗只能歼灭敌人一个营和打一些击溃仗，比较起来，这个时期不能不说是红二军团在战略战术上的大进步和大提高时期。

三是政治工作的变化。二、六军团会师后，为了加强二军团的政治工作，六军团政治部和红三军政治部合并为红二军团政治部，还调了一些优秀干部到二军团任师、团长和政委及部分营、连干部。师、团的政治机关和党组织也进一步恢复起来，各连队普遍开始恢复和建立了党支部，各种群众性组织也陆续建立。

随着各级政治机关和党组织的恢复，党的生活逐步走向健全。党员登记和发展进展较快。会师以前，红三军只有党、团员四百六十三名，会师以后，至1935年1月，除新组建的第十一、十七两个团之外，已有党员七百零三名，团员四百一十三名。部队中各伙食单位都有了党支部。行军作战中，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党支部起战斗堡垒作用，干部战士个个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心情愉快。

古田会议文件可能在洪湖时期就有，但当时我没有见过。会师后，我们从六军团来的同志那里知道了这个文件。作为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决议的精神对二军团也是适用的，决议中指出的各种问题，有些在红三军中表现更为严重。二军团虽然没有翻印过这个决议，但由六军团调到二军团的很多同志都有或在工作中介绍过决议精神，这对二军团的变化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对如何做好平肘的政治工作，二军团的政治干部从六军团那里学到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并且还有新的发展。我们都懂得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明白了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和什么样的情况下，对凡是可能出现的思想问题，总是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来解决。部队生活艰苦，缺衣少粮，战士们想家，官兵之间某些不团结，有的部队还有打人骂人的现象，有的对武器、弹药爱护不够等等，就要采取个别谈话、集体动员或开会的方式来进行说服教育。这时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有效地纠正了一些基层单位过去那些捆、打、压、骂的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我们还懂得了如何加强战时政治思想工作，在火线上及时做些简短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干部带头搞杀敌、缴枪、捉俘虏比赛等等。另外，不管是在行军还是驻军，都注意向群众作宣传，积极扩大红军。我们每到一地，都把土豪家里的粮食、财物没收分给当地贫苦群众，发动青年参加红军。扩大红军工作，从上到下都抓得很紧。连队战斗伤亡和因病减员，要靠自己扩大新战士补充。连队自己组织“扩红小组”扩大新战士。l935年秋，四师十一团在湖南津市驻了一个月，团政治处发动各连开展扩大红军比赛，共扩大新战士七八百人，这个成绩是不小的。这些过去不注意做的事，这时会做了。争取俘虏的工作也是个转变。过去捉到俘虏往往放掉了事，现在捉到俘虏就集中起来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争取大批俘虏当红军。当时由于生活艰苦等原因，部队中有些成员开小差是难免的，因此，减少开小差、巩固部队，是红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主要是进行仇恨阶级敌人的教育，还有就是搞好官兵关系，搞好物质生活，使新战士处处感到温暖，不想家。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来巩固部队。文化娱乐活动开展得很活跃，发动一些同志自编自演一些活报剧，还建立了“列宁室”，只要有条件，就搞上一间房子，贴上几条标语、口号，办起墙报，再放上几本书，报刊是油印的，虽不多但也有一点，干部战士既学到了知识，又开阔了眼界。文化教育也搞起来了。那时主要是搞识字运动，要求相当严，有时还组织检查，看谁认识的字多。当时钢笔、铅笔极少，人们就找棍子在地上划。没有读过书的人，开始先从自己的名字写起。行军的时候，就背上识字牌——一块三四寸长，一二寸宽的木牌或竹片，写上几个字，比如写“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等，后面同志学前边识字牌上的字，认熟了后就换新字。这种办法的效果很好，现在还健在的好多同志当初学文化，就是从识字牌学起的。

对于红二军团政治工作的发展，甘泗淇同志起了重大作用。

四是供给工作和卫生工作的变化。过去红三军的军、师经理处改为红二军团的军、师供给部，健全了供给部组织。各团也新建了供给处。由于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创建，部队有了相对稳定的后方，被服厂、小型兵工厂等，都陆续地建立起来。部队的物资供应有了很大的改善，由供给部门给部队供应军需品。那时军装叫“列宁装”，上面钉一副红领章，帽子上还缝制了红五星，绑腿每人一副，有时还发鞋子、袜子以及子弹袋和挂包等，真象个威武雄壮的军队了。由于经常扩充新战士，光靠后方供不上，部队不得不自己做军衣发给新战士。因此，师团供给机关和军政干部也都学会了领导做服装。打土豪缴来的白布，用稻草灰染成灰颜色，用来做军衣、军帽。搞一些红布用来做红五星和红领章。把缴到的敌人的灰军衣帽，钉上红五星和红领章，发给新扩大来的战士们。

军、师卫生部健全了组织，团的卫生队也普遍建立起来，担架队、担架排相继成立。医务部门对医务人员加强培训，进一步学习如何进行战场包扎救护以及向后方转送伤员，提高了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水平。因此，一般轻伤员和病号，各师、团的卫生部门都能自己治疗，只有一些重伤员和重病号才向后方医院转送。这对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五是对“左”倾路线进行了清算和批判。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在党中央指示下，确立了贺、任、关首长为核心的新领导，结束了原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活动，这就为从根本上解决夏曦对二军团的错误领导创造了前提。1935年1月27日，红二军团在大庸丁家溶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在任弼时、贺龙主持下，严肃批判了原分局主要领导人夏曦在根据地建设、建党、建军和肃反等各方面的严重错误，解决了多年以来一直困扰二军团的问题。这在过去是很难办的事，现在大家能理直气壮地同错误路线进行斗争了。这是红二军团党和部队建设上的一个大胜利、大变化。夏曦也有转变，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由此，二军团建设得到全面加强，元气日渐恢复，肃反造成的恐怖情绪逐渐消除。加上部队不断打胜仗，队伍扩大，广大指战员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进步的幅度大大加快。由于历史的局限，当时对夏曦的批判有些问题不尽科学和准确，正如任弼时在延安整风讲到党内斗争问题时指出的：那时在思想斗争中搞打击政策，特别“左”，“一直到我们与夏曦同志的斗争方法也有错误。”

三

红二、六军团会师以后这一年，红二军团建设得到全面系统的加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与六军团互相协同，战斗力大大提高，连续打了很多胜仗，粉碎了十倍于我的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到l935年l0月，红二军团又新组建第五师；同时，四、六两师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补充。二军团这一年的成就是显著的，可以说是胜利的一年，发展的一年，飞跃的一年。其发展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精神在二军团的贯彻执行，使二军团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起了很大变化(有些变化稍在遵义会议之先)。尤其是撤销原湘鄂西中央分局，批判夏曦的路线错误，确立贺、任、关新的领导，对二军团的发展和命运有着决定的作用。在军事上，在反“围剿”之初，l935年2月1日党中央曾给二、六军团发来了一个重要指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这对二、六军团领导比较自觉地转变作战思想，实行打运动战、歼灭战、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从而屡战屡胜，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其次是二军团领导的加强。任弼时作为二军团的政治委员，有高超的领导艺术，善于在艰苦复杂的局面中，从实际出发处理各种问题，在二军团中起着核心作用。贺龙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望，有坚强的党性和很高的组织观念，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即使在极端危难之中，总是指挥若定，全局在胸，临危不乱。尤其在摆脱了“左”倾路线的束缚以后，他的才智和长处更得到了充分发挥，这对二军团的变化起了重大作用。关向应在路线斗争问题上，能从实践中吸取教训，转变得很快，工作的积极性很高。他忠诚党的事业、勤勤恳恳、不畏艰苦的工作作风，为全军指战员所称道。

三是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热情得到充分发挥。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左”倾路线在湘鄂西的执行者的职务被撤销并受到批判，激励了二军团广大指战员极高的革命热情。他们英勇奋斗，不怕牺牲，敢于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敢于同严峻的困难作斗争。许多同志多次负伤，往往不待痊愈就上战场同敌人作战。有的指挥员因伤致残，但只要腿能走路，就继续上战场，指挥战士们同敌人拚搏。尽管这一年一仗接一仗，战斗持续不断，物质条件非常困难，但都挡不住广大指战员英勇前进的步伐，而且把他们锻炼得更加坚强。

四是六军团良好的影响和帮助。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六军团的许多优秀干部调到二军团工作，带来了他们的光荣传统和先进的工作经验，使二军团在工作中走了不少捷径。作为从湘赣井冈山地区来的红军，六军团的部队建设和战斗作风，对二军团起了示范作用。六军团的同志们对二军团的帮助是非常热情的和无私的。人们一直这样认为：二、六军团会合是团结的模范。

“而今迈步从头越”。红二军团在经历了长期的磨难之后，在党所处的那样的历史条件和那样严酷的战争环境下，能有那样大的转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充分表明，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为核心的二军团的领导，具有对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才能，能够在困难中从实际出发，独当一面地解决自己的问题。红二军团在建军和作战上的这些重大进步，对尔后二、六军团完成长征和成立红二方面军，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