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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秋，红军撤离洪湖苏区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实行残酷屠杀，苏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少数幸存下来的党员也与上级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但是革命之火是扑不灭的，l934年，我和谭波亭等同志一起，先后三次外出寻找红军，最后终于在湖南大庸找到了红二军团总指挥部，恢复了与党和红军的联系，把洪湖苏区幸存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继续进行革命斗争。

三年苦斗  两陷囹国

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同志在荆江两岸点燃了年关暴动的烽火。革命的烈焰，迅速席卷了江陵东部地区。长期处于封建桎梏下的劳苦大众，无不为之欢欣鼓舞；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土豪劣绅，则如惊弓之鸟，纷纷逃往荆沙、郝穴等城镇。

在陈香波、彭之玉等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下，沙岗成功地举行了年关暴动，成立了江陵农民协会，组建了江陵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创立了洪湖地区最早的红色武装割据之一的沙岗白鹭湖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团防武装，多次兴师动众，对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清剿”，未能使土豪劣绅摆脱被打倒的厄运。相反，闹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浪潮继续滚滚向前，根据地日益扩大。

1928年4月，我参加了江陵游击队(亦称白鹭湖游击队)。游击队当时只有三十多人，二十多条长枪，十几支手枪。游击队队长李化龙，县委领导人有陈香波、彭之玉、王帮柏(即王子香)、戴绍鼎、马子厚、马希文、陈新发等人。1930年6月，发展成为三个分队，一百四十多人，四十多条长枪，七十多支手枪。队长李辅臣，政委陈自耀，一分队长管松庭(石首人)，二分队长杨玉龙(石首人)，三分队长席正明。6月底，游击队奉特委的命令，和各县地方武装一起，在段舒甲带领下，渡过长江，迎接从湘鄂边来的红四军。红四军到达江陵县苏维埃政府驻地郝穴后，贺龙军长接见地方武装干部。他手拿花名册，一个一个地点名。点到我时，贺军长问我是哪里人。我有些拘谨地回答：“老籍湖南澧州，现住江陵普济观。”贺军长微笑着说：“我们也算老乡啦!”红四军和红六军在普济观成立红二军团的时候，江陵游击队也编入了红军，我参加了成立大会，听了贺总指挥和周逸群政委的讲话。

1931年5月，我在红九师二十六团三营九连任连长。在峰口反“围剿”的战斗中，我的右大腿被打穿，住进了瞿家湾附近的第二休养所。后来形势恶化，伤病员撤退不及，休养所几十名伤病员全部被俘。国民党把我们押到新堤上船，送到汉口满春园剧院关了一个多月。国民党为笼络人心，用政治欺骗配合军事“围剿”，把我们这批伤病员战俘押回原籍，我被押在江陵看守所，十几天后取保释放。

返普济没几天，江陵县委书记侯尉文派交通员送信给我，指示我收集驻荆沙、郝穴、普济的国民党军队的情报。虽然我当时身体很虚弱，但接到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立即行动。我和普济街上的共青团员张启成一起，多次到沙市、郝穴探听敌情，然后由张启成写成情报，由交通员转送县委。交通员三两天到普济取一次情报，一连取了四次。8月初的一天，驻普济的国民党二十一军教导师三旅七团向沙岗、黄彩剅“进剿”，当晚返回普济。就在这天夜里，我被敌人逮捕。次日，张启成从沙市返回普济，途经郝穴时也被逮捕。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张启成供出了我和他一起收集情报的经过。同时，敌人又弄到了我们向县委提供的情报(情报如何落入敌手，我不知道)。敌人严刑拷打，我被整得死去活来。1932年农历正月初，我被押到敌旅部军法处(驻沙市)受审。直到1933年lO月3日(农历八月十日)才被释放。

家破人亡  坚贞不屈

回到普济，我首先找到一位革命烈士的母亲雷大妈。她悲愤地告诉我，红军撤离洪湖后，我家因是“共匪”家属，母亲被逼致死，妻子被逼改嫁，父亲和弟弟逃离普济，去向不明，我家的房屋也被“充公”。这一个个凶讯，犹如五雷贯顶，轰得我呆若木鸡。我跑到母亲的坟前，嚎啕大哭。这时，我只有一个念头：报仇，拚命!

家破人亡，无家可归。这天晚上，好友黄凤海(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把我领到茶馆，边喝茶，边安慰我。大约九点多钟时，忽然看见普济团总李小白从鸦片馆出来，闯进茶馆。真是冤家路窄!他看到我，咬牙切齿地骂道：“姓席的共匪放回来了。好哇，我还要和你算帐呢!”看到仇人，听到骂声，我只觉得肺要气炸了，上去就是一拳，将李小白打翻在地。正当我准备再狠狠地揍他一顿时，喝茶的人们将我拉开了。李小白当时没带随从，他一个鸦片烟鬼奈何我不得，只好溜之大吉。

李小白被打后不甘罢休，策划以“清匪”为由，再次将我抓起来，密令团丁在将我押解到郝穴的途中暗地杀害。团防班长张金连是我小时候的好友。他得知李小白的毒计后，连忙给我报信。我连夜逃离普济，潜往外地，帮人家理发，躲过了这场杀身之祸。

三找红军  澧州遇险

1934年农历5月的一天，我在郝穴码头听旅客们说，红军到了湘西。我日思夜盼，想念红军，只是无处寻觅。现在得知红军的一点踪迹，真是喜出望外。我从码头转回来时，意外地碰到从普济挑脚到郝穴的黄凤海，便悄悄地把“红军到了湘西”的消息告诉了他。黄凤海回普济后，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给谭波亭。谭波亭原任沙(市)南区委书记，红军撤离江陵后，回普济隐蔽，被大劣绅谭敬之和团总李小白整过多次，倾家荡产才保住了性命。尽管如此，他的革命信念始终坚定不移，几天后，谭波亭便和黄凤海一起到郝穴找我，我们三人商定到湘西去找红军。

我们从郝穴过长江，在公安境内和松滋、澧县交界转了一圈，没有打听到一点红军的确切消息。黄凤海的父亲得知我们的行踪，怕黄凤海“惹事生非”，连累家小，便跟踪找到了我们，执意要黄凤海回家。我们怕走漏风声，只好怏怏而归。

回到普济后，谭波亭暗暗地筹集盘费。6月，他又到郝穴找我，我们再次到公安、安乡、澧县、松滋打听消息，结果还是杳无音信。返回途中，我同谭波亭商量：麻豪口地处两省交界，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加上小镇热闹，来往的人多，消息灵通，让我留在麻豪口，一来可以避开李小白的暗算，二来更便于打听红军的消息。谭波亭同意我的想法。这样，我便在麻豪口住了下来，帮人理发，借以掩护和谋生。

1934年农历8月，谭波亭把普济几个可靠的共产党员秘密地邀在一起，再次商量找红军的事。党员们一致认为，找到红军就找到了上级党组织，就找到了斗争的方向。没有盘费，党员们你一块，我一块地凑，很快凑集起一些银元。这样，谭波亭便怀揣着体现同志们对党无限忠诚的银元，肩负着同志们的殷切期望，来到麻豪口。这时，刚好我又打听到红军到了湘西的传闻。于是我俩商定，立即动身，前往澧州一带寻找红军。

湖南澧县以前叫澧州，是我的祖籍，有不少亲戚住在澧州附近。我的姑母一家，就在距澧州不远的王家场开勤行(饭馆)。为了行动方便，我和谭波亭商定，此去澧州，对外就说是回老家寻找我的父亲和弟弟。

走到澧州，我和谭波亭直接到了我姑母家。她热情地留我们在家住下，但在次日清晨，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的部队到王家场一带“清乡”，见我和谭波亭是外乡人，便将我俩当作“共匪”嫌疑犯抓了起来，关押在王家场乡公所。我姑母的媳妇姓肖，待我很好。我们被抓后，她便每天给我们送饭。

关押期间，敌人搞不清我们的底细，只是一般性的讯问，并没有动刑。我们估计，无非是关一段时间，最后总是要放我们出去的。可是，关到第三十五天，表弟媳妇意外地给我们送来一顿好菜，而且还有酒。姑母家本来并不富裕，天天送饭，已经是她家不小的负担，现在又给我们打“牙祭”，我们很过意不去。就在我和潭波亭对酌对饮时，突然发现表弟媳妇在一旁暗自流泪，便起了疑心。我问表弟媳妇：“是否和表弟吵架了而伤心。”她眼泪汪汪，隐含痛楚，噤声不语。我再三追问，她才说出实情。原来前一天，表弟媳妇当乡长的哥哥肖家林在家请客，为何键部队的一个营长送行。席间，那个营长说：“明天要把所有的嫌疑犯全部枪决，部队好移防。”这时，被叫回娘家帮忙的表弟媳妇刚好在跟前，得知此事，不知道怎么办好。今天她特地给我们送来酒和好菜，是为我们“送行”的。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凶讯，我和谭波亭都惊呆了，只好请表弟媳妇速回娘家，请她哥哥设法搭救。表弟媳妇当即赶回娘家，先把情况告诉她父亲。表伯闻讯，惊吓异常，立即赶到乡公所来看我。我参加红军前，这位表伯曾到过普济观，在我家住过。他听了我的诉说之后，十分着急和气愤。他赶忙回到家中，请母亲(我称姑婆)出面说话。老人家大义凛然，颤颤巍巍地到了乡公所，乡公所的人员，一见乡长家的老太太驾到，谁敢阻拦?她一进门就骂孙子肖家林是“六亲不认的东西”，还把看守所乡丁们也训斥了一通。乡长肖家林答应同国民党那位营长商议此事。

次日，同我们关押在一起的另外二十九名“嫌疑犯”全部处决，唯有我和谭波亭得以幸免。从乡公所出来，姑婆把我们接到她家住下，热情款待。老人家得知我家破人亡，不由得老泪纵横。

我们对姑婆一家的营救和热情接待十分感激。因为急切地希望早日找到红军，获释三天后，我便和谭波亭又踏上了寻找红军的路程。为了不再遇到类似的麻烦，我请乡长开了一张“路证”。这样我们的行动就安全多了。

喜见亲人  领受重任

我们根据当时得到的一些隐隐约约的传闻，从澧县出发，继续向桑植、大庸方向寻找红军的踪迹。农历10月，湘西山区已经很冷了。生活在平原的人翻山越岭，本来就不适应，加上我负过伤，身体不好，一路上又很少吃饱，行动确实十分艰难。但是为了早日找到红军，我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一天下午，我们走进一片树林，突然发现一个持枪的哨兵，从衣着打扮上看，不象是国民党军队的哨兵，而象是我们的红军。于是，我们两人迎着哨兵走了过去。哨兵认为我们形迹可疑，以为是敌探，便用枪逼着我们走进一片更为隐蔽的密林，将我们交给了他的上级。

就在这片密林中，我们意外地碰到了早就熟悉的张昭雄同志。在洪湖时，他是我所在营的传令班副班长，我们时常见面。战友重逢，惊喜异常。这时我才公开了我们的真实身份和此行的目的。张昭雄将我们领到师部，把我们介绍给师政委。

这位政委不认识我们，他听说我在红二军团当过连长，便问我当时所在部队的番号、领导人的姓名，然后又找谭波亭谈，以此对我们进行考察。

第二天上午，一个通信员领我们去见一位干部张炎。原来，张炎同谭波亭很熟，1929年冬，他到普济观侦察敌人驻军情况，曾在谭波亭家住过。就在那时，他介绍谭波亭入了党。那年12月29日，红军攻下普济后，张炎还主持了普济特别第三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二人久别重逢，倍感亲切。谭波亭和我向张炎倾诉了江陵苏区遭敌破坏的惨景，讲述了我们历尽艰辛寻找红军的经过。张炎同志给了我们很多安慰和鼓励，并要一个姓徐的同志送我们两人到军团部去。此时，我们才知道红二军团离开洪湖两年多来，经过几千里转战到了湘西。现在红二、六军团会师了，在湘西开展了大局面。

红二军团总指挥部驻在大庸境内的磨家岩。我们一到，关向应副政委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十分亲切地同我们交谈，非常仔细地向我们问这问那。关政委对我们不顾艰难险阻寻找红军，给了高度的赞扬和亲切的鼓励。当晚，关政委安排我们在总部住宿。第二天，关政委又同我们仔细研究了回洪湖苏区后恢复组织，建立武装，避免敌人破坏的具体方案，并亲自授予谭波亭一张盖有红二军团政治部公章的任命书：任命谭波亭为江陵中心县委书记，罗超北管组织，席正明管宣传。同时还向我们交代了今后与红军联络的暗号——“烟子火”。关政委先在纸上画了一支香烟，又画了一支燃着的火柴，整个图案就象点火吸烟。关政委指着图案再三叮咛：“这是总部与你们的联络暗号，千万要记住，以后我会派人去和你们联系!”

第三天上午，我们肩负着党和红军委以的重任，告别红军首长，离开磨家岩。临行前，关政委亲切地问我们：“多少天可以到家?”并拿出三块银元，说：“目前部队的经费很困难，不象当年在咱们洪湖苏区。给你们这么一点钱做路费吧!”

返回途中，思绪万千。我回味着找到红军、见到首长的情景，心里又温暖又兴奋，走起路来特别轻快；想到首长交代的任务，又感到担子十分重大。谭波亭也浑身是劲，边走边谈论着回到江陵后开展工作的种种设想。到了公安后，谭波亭要我继续留在麻豪口，以理发为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站，负责中心县委和红二军团的联络工作。他自己则返回普济，具体执行首长交给的任务。

重建组织  红旗再起

谭波亭回到普济后，遵照红二军团的指示，把隐蔽下来的十几个共产党员迅速地秘密组织起来，详细向同志们介绍了寻找红军的经过，并庄严地当众宣读了红二军团的任命书。同志们传看着盖有红二军团政治部大印的任命书，都十分兴奋。谭波亭又向大家讲了红军在湘西的胜利，传达了组织交代给江陵中心县委的任务。听了传达，同志们认识到，尽管国民党反动派猖狂一时，但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倒转，革命终究会胜利。这些忠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在重重阴霾之下，重新点燃了洪湖苏区的星星之火。

在江陵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进展很快，先后成立了普济、沙岗、张金河三个区委。普济区委书记陈一松，沙岗区委书记刘中柏，张金河区委书记的名字记不得了。全县重新组织起来的老党员和新发展的党员共六十多人。此外，中心县委还在公安的麻豪口、江陵的普济观和沙岗设立了三处联络站，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共产党又回来了”，在群众中暗暗地传播着。

江陵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后，中心县委为了加强领导力量，决定增补杨茂新为中心县委副书记，负责与监利、石首、公安等地的党员建立联系，以便尽快地恢复这几个县的组织。中心县委还任命刘先正为宣传干事，陈一松为组织干事，进一步健全了中心县委的组织机构。

1935年春节过后，红二军团派李善同志到麻豪口，按照规定的联络暗号和我取得联系。我把他带到普济观，同谭波亭、罗超北见面。谭波亭、罗超北和我一起，向李善详细汇报了中心县委重建江陵党组织的情况和开展其他各县工作的打算。在了解了中心县委的工作情况之后，李善同志从普济返回了湘西。

第二次，李善带着五个人来到麻豪口，由我连夜带他们到普济。在离普济约五里路的易家口，会见了谭波亭、罗超北。次日晚上，地下党召集普济附近三十多名共产党员，在易家口湖边一块荒地上开会，李善向大家报告了红二军团在湘西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的情况，代表上级组织向大家布置任务：尽快地发展组织，建立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配合湘西红军作战。处在秘密状态下的共产党员们，亲耳听到红军大部队的同志报告红军胜利的消息，当面接受上级代表布置的任务，无不欢欣鼓舞，信心百倍。红二军团两次派人到江陵，保持同处于地下状态的江陵中心县委的联系，有力地促进了江陵中心县委的工作。

1935年腊月，中心县委派刘先正化装成货郎，到麻豪口接我回普济观，研究夺取敌人枪支的计划。腊月21日，我回普济，来到陈汝章家，谭波亭、罗超北、陈一松都在那里，却不见杨茂新，一问，才知他不久前在秦市被捕。谭波亭向我介绍了他们的初步设想：以党员为基本力量，组成三十多人的行动队，于腊月30日晚开始行动，夺取普济联保自卫队的枪支，救出被关押在秦市乡公所的杨茂新同志。

普济联保自卫队是一支反动的团防武装，全分队三十支枪，队长胡占鳌(贵州人)，下辖三个班，一班长汪龙(安徽人)，二班长沈和清(贵州人)，三班长黄海军(黄岗人)。其中胡占鳌和汪龙最反动，他们指挥手下的“灰狗”，为虎作伥，鱼肉乡里。地下党曾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多次做他们的工作，但他们死心塌地，根本不考虑给自己留条后路。至于二、三班长，则还能听我们一些话，愿意保持“中立”。我们计划由陈一松跟踪胡占鳌，由共产党员侯义祥盯住汪龙。行动开始时，首先将他们干掉。对二、三班长，则派专人设一赌场，邀他们去赌博，为他们保持“中立”提供条件。行动时间定在腊月30日晚上，因为届时少数本地敌兵将回家过年，敌人的防范也会松懈一些。当时计划夺得敌人枪支后，初一即分别攻占沙岗、张金河、秦家场，救出杨茂新，接着组成百余人的游击队，拖往白鹭湖。

听了他们的介绍，我认为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战斗方案，对谭波亭、罗超北等同志的胆识和才智，深为佩服。随后，我们商定了行动队的人员名单，以普济支部的同志为主，另外再吸收几名经过考验的可靠的积极分子参加。因为我过去当过红军连长，有打仗的经验，很想参加这次战斗，但是谭波亭、罗超北考虑到我担负着联络站的任务，不宜暴露，没有让我参加。

计划拟定后，准备工作加紧进行。几天后，中心县委在明堂寺(原苏区列宁学校)召开党员、行动队员会议，布置具体的行动方案。行动队员们接受任务后，一个个摩拳擦掌，浑身是劲，活埋胡占鳌的坑，也已经挖好了。

腊月30日到了。除夕之夜，一片漆黑，只有点点星光在天空闪烁。人们都在欢度这传统的节日，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不时传来。普济联保自卫队的敌兵们也在过年，划拳喝酒的喧闹声，纵情赌博的呼叫声阵阵传来。参与夺枪行动的同志们，一个个按计划进入了战斗岗位，只等中心县委一声令下，便立即扑上去，消灭眼前这股敌人。

但时间已经到了半夜，既不见中心县委的负责同志前来，也得不到行动命令。队员们伏在地上，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到后半夜时分，突然传来“撤出”的命令。筹划已久的夺枪计划，就这样中止了。

中心县委突然改变计划的原因，据了解是因为杨茂新同志在战斗发动前夕已越狱逃脱，原订的营救杨茂新的任务不需执行了。同时，中心县委又觉察到，我内部组织不纯，混进了坏人。为了不打草惊蛇，过早地暴露自己的力量，中心县委临时作出放弃夺枪计划的决定。

1936年2月，春节过后不久，中心县委处置了混进党内的不纯分子郑矮子、谭发儿。但是，由于处置工作做得不够缜密，被普济大劣绅谭敬之发觉，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大批敌人聚集到普济，策划破坏地下党的阴谋。中心县委派党员刘帮玉去探听消息。刘帮玉粗心大意，被敌逮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利诱下，当了可耻的叛徒。随后，刘帮玉带着敌人，在普济、易家口逮捕我党员、行动队员多人。谭波亭、罗超北、刘先正同志被押到荆州惨遭敌人杀害。此时，红二、六军团已经从湘西出发长征，地下党的斗争更加困难了，洪湖苏区的革命斗争，又一次进人低潮。但是留下的革命火种并未熄灭，在杨茂新同志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孔干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