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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空中闪闪发光的星斗，无论是乱云飞渡，无论是狂风骤起，那闪烁的星光，总是与日月同辉，光耀人间。红二军团离开洪湖苏区以后，在白色恐怖的漫漫长夜里，荆江两岸就有这样一颗“星斗”，这就是荆沙地下党组织。

在洪湖革命斗争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在各地党组织几经破坏的情况下，荆沙地下党组织怀着对党、对革命的无限忠贞和必胜信念，转辗千里找红军、找党，先后四次与红二军团取得联系，重新建立组织，高举革命的旗帜，领导群众顽强坚持斗争，一直到抗日战争的到来。荆沙地下党组织，是顽强和意志的结晶，是热血和生命凝结的红色组织。作为洪湖地区唯一坚持下来的党组织——荆沙地下党组织，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誉和深切怀念。

两次审查一个结论

1937年l0月下旬的一天，从武汉至沙市的客船靠岸了。从下船的旅客中走出两个特殊身份的人：一个是于光远，他是受党湖北省工委的委托到江陵来审查荆沙地下党组织的；一个是陈钟万(又名邓东、郑重)，荆沙地下党负责人之一，他是专程赴武汉迎接于光远同志的。两人步行二十华里赶到了荆州古城，陈钟万的家就住在城内。于光远在荆州见到了荆沙地下党组织的几位主要负责人，以后又以“青年救国团”的公开身份往返于荆州，每天步行几十里路，深入学校、工厂、码头和偏僻村庄，听取荆沙地下党组织每一个党员的工作和思想汇报。于光远经过二十多天的调查后，代表省工委承认了荆沙地下党组织，并将荆沙地下党组织命名为“中共荆沙特别支部”，杨茂新为特支书记，陈钟万、王明鼎为委员，特支下有荆州、沙市、公安、石首、华容、监利六个支部(组)。

审查完毕，于光远回到武汉向中共湖北省工委组织部长钱瑛同志汇报了这次审查的情况。钱瑛听了汇报，觉得有些问题还不够清楚，所以不久又派人作第二次审查。

1937年11月下旬，钱瑛在湖北临时省委机关里，与刚从延安回来的魏西谈话说：“省委决定由你(指魏西)同罗乃夫、谭友林(长征时为红二军团五师政委)三人组成荆沙地区工作委员会，审查红军撤离洪湖苏区后，在荆沙地区活动的一个地下党组织的情况，查清他们在国民党反革命大屠杀下，是如何保存和发展自己的。”遵照省委指示，罗乃夫、谭友林、魏西到达荆沙地区，开始了第二次审查工作。

工委经过四个多月的调查了解，更深入地进行了审查。l938年4月，在沙市梅台巷召开审查工作汇报会议，为荆沙地下党组织作出结论：以杨茂新为首的荆沙地下党组织，是红军离开洪湖根据地后一直坚持斗争的党组织。这个组织的主要活动，是根据红二军团政治部指示的“联系同志，建立秘密武装”的方针，秘密发展组织，进行党的政治生活联系，领导群众坚持斗争。这个组织的成员，由红二军团政治部1934年底任命的江陵中心县委三名负责人，发展到六十三人。1935年春，中心县委遭敌破坏后，地下党员全部逃离自己的家乡，转移到邻县恢复和重建组织，又建立了四十七人的地下支部，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爆发。

钱瑛同志在仔细听了工委的审查汇报以后，心情十分激动地说：同志们!你们很好地完成了这项审查任务。荆沙地下党组织在那样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能保存下来，发展自己，坚持斗争，实在难得!这是我们洪湖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红二军团的“委任状”

1932年秋红二军团撤离洪湖后，国民党对洪湖开始了惨无人道的“清剿”。一时间，千里洪湖血流成河，白色恐怖笼罩荆江。

然而，洪湖人民决不屈服，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江陵县沙南区委书记谭波亭、军事委员罗超北，转移到他乡隐蔽，避开了敌人的大屠杀。留在洪湖的“青年坚持工作队”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主要负责人杨茂新(共产党员、江陵少共书记)化装到黄彩剅，与人合伙开勤行(即面食买卖)，借以隐蔽下来。原红九师连长席正明，1931年5月在洪湖反“围剿”中负伤，后与红军休养所的十几名同志一起被俘，l933年10月取保释放，回到普济观。

洪湖人民不屈，洪湖火种尚存。l934年6月，谭波亭聚集失散的几个共产党员，商量派人找红军。然而，先后两次长途跋涉，未能打听到红军的消息。同年lO月，谭波亭、席正明决心再一次寻找红军。临行前，地下党员你一块银元、我一块银元凑集盘费。谭、席二人举起拳头发誓，这已是第三次出门，找不到红军决不回来!

二人南渡长江上路了。他们经公安、松滋，进至湖南。湖南澧州是席正明的祖籍，那里有熟人，心想可以方便一些。不料刚到澧州就碰上敌人“清乡”，谭、席二人被当作“共匪”嫌疑关进乡公所。外乡人因无钱取保，一关就是一个月。谭、席二人心急如焚。、后来，在当地席正明的一位亲戚的帮助下，他们才逃出虎口。澧州脱险后，两人继续向湘西一带寻找红军。他们翻山越岭，历尽千辛万苦，细心打听红军在哪里活动。无钱住店，就露宿村头、山洞，夜里两人相依取暖。

1 1月底的一天，两人在湖南大庸的一个密林中见到一个哨兵，从衣着打扮上看，觉得不象国民党的兵，而象红军哨兵。于是就迎着哨兵走过去。谭、席二人被哨兵押送到又一层密林中。此时，席正明意外地碰到了老熟人张昭雄(原红军某营传令班副班长，和席正明同一个营)。战友重逢，惊喜异常。谭、席二人这才公开自己的身份。张昭雄将他们领到师部、军团政治部，见到了老领导、老熟人张炎(谭波亭的入党介绍人，在谭家住过)。后来他们又到磨家岩见到了红二军团关向应政委。

经受了多少饥饿和寒冷，终于找到了红军，好象孩子找到了父母。两个人含着泪水，向关政委诉说了红军离开洪湖两年多以后那里白色恐怖的惨状。关政委对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寻找红军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赞扬和鼓励，向他们讲了革命的形势和如何坚持洪湖苏区斗争问题。关政委说：二军团是从洪湖出来的，洪湖的子弟时时想念洪湖的人民。现在二军团和六军团会合了，力量更大了，在湘西又搞了一块根据地，与洪湖隔江相望，两地要很好配合。关政委指示他们要恢复组织，建立秘密武装，并授予他们一份盖有红二军团政治部印章的任命书，任命谭波亭为江陵中心县委书记，罗超北、席正明为委员。关政委指示，中心县委的任务是负责联络洪湖苏区的老党员，坚持地下活动，建立游击武装。最后，还确定了日后的联络暗号为“烟子火”。关政委指着暗号图案再三叮咛：“这是军团与你们的联络暗号，千万要记住!以后，我们会派人同你们联系的。”

告别了红军，谭波亭、席正明回到了江陵普济观。在党员会上，大家听了红二军团委任书的事，并得知红军还要派人回洪湖，一个个象久别父母的孩子，禁不住哭出声来，十三名地下党员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根据红二军团的指示，这些共产党员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在沙岗、普济；郝穴、张金河一带秘密活动，很快聚集了一部分失散的共产党员。布满阴霾的洪湖，重新闪烁起希望的星光。

普济观风云

普济观，位于江陵东部地区，为洪湖苏区的发祥地之一。1930年，红二军团就是在这里组建的。这里的人民与红军有着特殊的感情。江陵中心县委成立后，就以普济观为活动中心，积极开展工作。首先建立了普济观联络站，随后又建立了公安麻豪口联络站，负责联络同志，继续打听失散的党员、赤卫队员。中心县委委员席正明(因伤致残，行动不便)以理发为掩护，坐镇麻豪口联络站，负责与湘西红军的联络。此后，红二军团曾两次派人到普济观指示工作。一次是l935年春节后，红二军团政治部派李善同志到普济观，听取了中心县委的工作汇报，一起研究了工作。不久，李善同志带着五个人又来到普济观，在普济观附近一个村子里，向三十多名共产党员通报了红二、六军团在湘西消灭敌人、扩大根据地的情况，并代表党组织布置了任务。红二军团两次派人到江陵，给当地党组织以很大鼓舞。

江陵中心县委在普济观联系同志，恢复组织，工作进展很快。l935年4月，建立了普济区委，接着张金区委和沙岗区委也先后建立，全县联系党员六十三人。

随着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中心县委增补杨茂新同志为中心县委副书记，同时还增补了两名县委委员，以加强斗争的领导。

在洪湖地区，由于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地主恶霸卷土重来，残酷镇压和掠夺人民。l935年秋后，国民党地主劣绅及其爪牙，将人民群众一年的血汗洗劫一空，夺走秋粮，人民失去了生路。

为了人民的生存，打击恶霸劣绅的嚣张气焰，中心县委在普济观地区发动群众，掀起了“拯救灾民”运动。普济观各个村子，三、五只船为一个行动小组，船上是党员和各家各户的青壮年，他们手持铁锹鱼叉，用夜间袭击的手段，去土豪劣绅家弄钱、弄粮。因为人多势大，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不等劣绅们叫来自卫队，一船船钱粮已回到人民手中。恶霸劣绅们无可奈何，只好勾结自卫队来对付。

“普济观人造反了!”一时间，神出鬼没的普济观人把恶霸劣绅搞得惶恐不安。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普济观“拯救灾民”运动迅速在老苏区推广，沙岗、张金、龙湾等地也迅速掀起“吃大户”、“还我秋粮”的农民运动。洪湖人民争得了粮食、布匹，仿佛又回到了打土豪分田地的“红军时期”。

“墙外桃花墙里血”

根据红二军团关于“发展组织，建立秘密武装”的指示，在群

众斗争开始恢复的基础上，县委作出了“普济观夺枪”的计划，即

夺取普济观国民党自卫队的枪，之后拖人白鹭湖打游击。正在这时，中心县委副书记杨茂新不幸被捕。为了营救杨茂新，“普济观夺枪”计划提前进行，时间定在腊月三十晚上。这天，天空一片漆黑，三十多名行动队员，按计划进入战斗岗位。然而在行动前夕，县委得知杨茂新已经越狱，加之发现行动队中混进了不纯分子，县委暂时放弃了夺枪计划。

春节过后不久，县委处置了地下行动队中的不纯分子郑矮子、谭发儿。但由于事机不密，被敌人发觉。敌人抓住了地一下党员刘帮玉，刘经不起敌人的严刑拷打，当了叛徒。随后他带领国民党特务在普济观，沙岗等地抓捕地下党员和革命群众。谭波亭、罗超北、刘先正等中心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先后被捕。

沙岗高台党支部书记高世昌同志被捕以后，敌人以金钱诱降，妄图得到“同党”名单。然而，敌人落空了。

与高世昌同志同时被捕的朱喜媶和陈三媶两名沙岗联络站的女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嘴里没吐出半个字来。

敌人把朱喜媶、陈三媶、高世昌一起带到沙岗，在街上召开大会，首先用铡刀杀了高世昌，以此来威胁朱喜媶和陈三媶。朱喜媶的爱人随红军离开洪湖南征了，家中还有年迈多病的婆婆，她是多么希望能活下去，能亲眼见到胜利的一天啊!陈三媶，这位婷婷玉立的姑娘，是江陵地下党组织中唯一的女知识分子，刚刚十七岁!但是，她们对革命坚贞不移，早已把“死亡”二字置之度外。面对凶残的刽子手，两位女共产党员，唱着雄壮的歌走向铡刀。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沙岗的土地。

对谭波亭，敌人心想，有了这个中心县委书记，就可以得到“洪湖共党”的全部名单。然而，高官厚禄，谭波亭同志不屑一顾，在带血的刺刀面前，他没有低头。谭波亭被押到荆州监狱。丧心病狂的敌人，一天要刑讯三四次。昏死了，又醒来，醒来了，又昏死过去，皮开肉绽的谭波亭吭都没吭一声。牢房的难友为他擦去身上的血，他鼓励大家说：“革命不怕流血，为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而流血是自豪的、光荣的!”

鲜血流淌着，浸透了衣服和被子，染红了牢房的铺草。“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谭波亭同志直到牺牲前的一刻，还在向牢房的难友讲红军杀敌的故事。

“那怕西风吹正烈，难干壮士殷殷血”。这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惨遭敌人屠杀后，已经复苏的洪湖革命斗争再一次转入低潮。但是，不断蔓延的革命之火，是扑灭不了的。

前仆后继屡仆屡起

江陵中心县委副书记杨茂新在普济秦市乡公所越狱后，得知“普济观夺枪”计划未能实现，刘帮玉反水，于是连夜赶往石首，但不幸在石首再次被捕。杨茂新在狱中坚持斗争，最后，组织了几名同牢的难友，深夜撬开牢房的天窗，再一次越狱成功。

杨茂新越狱后，才知道中心县委遭到破坏和谭波亭等同志壮烈牺牲的消息。杨茂新强忍着巨大的痛苦，默默担负起原中心县委的全盘工作。

此时，红二、六军团已于1935年底离开湘西进行长征。斗争的环境更加严酷。杨茂新同志吸取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党组织的活动采取分散隐蔽、化整为零的方法，并充分团结进步力量，保存革命实力，以坚持长期斗争。

1936年3月，杨茂新化名王凤亭，来到公安县麻豪口，以帮地主姬兆远做长工为掩护，在公安县秘密开展活动。首先，他指派隐蔽在麻豪口的王以山(共产党员，监利县人)夫妇，开设“王和记”饭店，重新建立了江南秘密联络站，继续联络大江南北失散的同志。

公安麻豪口，是江南水乡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在反革命大屠杀时，不少人常逃到这里避难。在这里，杨茂新结识了一位名叫廖果生的人士，此人是红军高文华的父亲，高文华随红二军团长征之前，他的父亲到麻豪口隐蔽，化名廖果生。他是一位既有进步思想又很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尔后，杨茂新又通过本地进步青年彭维西(即魏西)，结识了从湖南来的进步青年欧阳幼删。杨茂新与廖果生、彭维西积极活动，创办了自强中学。杨茂新把自强中学作为开展青年工作的重要基地，通过进步师生，向广大青年学生秘密宣传进步思想，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进步青年彭维西、欧阳幼删、马朝会、毛传德等，先后加人了党的组织。党组织以自强中学为阵地，仅一年时间就培养了一百二十多名进步青年投入革命斗争，其中部分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与此同时，江北党的活动也秘密展开，隐蔽在荆州城的地下党员王明鼎和隐蔽在沙市便河的刘祖喜等，与江南取得了联系之后，以荆州八中为活动据点，先后发展了陈钟万、李远乾(又名黎竞平)等青年入党，并由陈黎在八中组织了“读书会”，秘密传阅进步书刊，随后又创办了《新生》文艺社和《春潮》期刊，传播进步思想，影响很大。后来国民党当局进行干涉，李远乾首先做李铁六(国民党报刊界权威人士)的工作，然后通过印刷工人，直接出版发行。

1936年暑假过后，江北地下党组织又在“读书会”的基础上，秘密组织了“反帝大同盟”。这个组织的宗旨是抗日救亡，以读书、研究时事政治为活动方式，团结进步学生和社会上的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活动。共产党员陈钟万为“反帝大同盟”的总负责人，郭昶远、陈焱、李宗杰、章洛等共产党员为骨干。同年8、9月，以“反帝大同盟”为核心，组织八中学生三十多人参加抗日宣传队，他们深入本县乡村和邻近的枝江、公安、石首、监利等地，公开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随着荆沙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党组织活动经费成为突出问题。杨茂新同志在困难面前挺身而出，亲自到一支同情党的地方武装那里，组织他们到荆门后港“打了一次经济”。杨茂新很早就跟随红军参加过战斗，富有作战经验。这次“打经济”，他一马当先，勇敢机智，同国民党后港区署的武装作战，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战斗中他负了伤，同情党的地方武装称赞他的战功，从缴获中送给他一千元作养伤费。杨茂新同志分文不取，把这笔钱交给党作为活动经费，而他自己却采用红军在艰苦岁月里治伤的土办法——敷上南瓜瓤，让伤口慢慢愈合。

杨茂新宁可用南瓜瓤治伤而不动用养伤费的事迹，深得地下党同志们的赞扬。荆州八中的陈钟万、李运乾也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捐钱购买进步书刊，王铭鼎则腾出房子作党的秘密联络点，甚至变卖家产为革命筹集活动经费，并且全家人投入了革命。

江南的自强中学，江北的荆州八中，作为荆沙地下党的两个活动据点，迅速向外发展。为了统一领导，杨茂新组织江南和江北荆沙的地下党员，于l936年4月，在荆州城召开会议，组织成立了江南、江北两个党小组。随着江南、江北党组织的不断发展，l937年4月，荆沙地下党组织又在公安县陈祠桥召开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以杨茂新为书记的荆沙地下党支部，下辖荆沙、江陵、公安、石首四个党小组。江北荆州城的陈钟万、王铭鼎被选为支部委员。会上作出三条决定：第一，积极找党，迅速和红二军团取得联系；第二，巩固原有阵地，慎重发展新党员；第三，党员必须在社会上找到合法职业，以方便工作。

“家乡来人了!”

1937年初，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日益扩大，“延安”的名声传遍全国，这对在困难中坚持斗争的地下党更具有吸引力。荆沙地下党支部决定，派人赴延安找红军、找党。任务艰巨，派出的人极为重要，党支部认为彭维西同志是这次找党的合适人选。

彭维西，这位穷苦家庭出身的青年，是杨茂新在麻豪口帮地主姬兆远做长工时结识的朋友，在杨茂新的帮助下，他上了自强中学，并人了党。他机智勇敢，学业优秀，是老师们器重的学生。彭维西毕业后，组织上安排他在公安孟家溪小学任教，开展地下活动，独立工作能力很强。

1937年5月初的一天，杨茂新在孟家溪小学与彭维西商量找红军的具体行动方案。杨茂新向彭维西仔细地介绍了荆沙地区党组织几年来恢复和发展的情况，认真分析了路途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随后把写给关向应政委的一封信交给了彭维西，又从党费中拿出两块银元，对彭维西说：“我们现在十分困难，你带上它吧，这不是钱，而是洪湖人民的心!”两人都流下了热泪。最后，杨茂新紧握着彭维西的手说：一路上千山万水，困难很多，特别是要经过敌人的封锁线，相信你能克服一切困难，找到红军，找到党中央!

带着荆沙地下党和洪湖地区人民的希望，彭维西上路了。他以小学教员的身份，手提一口小皮箱，步行到阧湖堤，搭上了去武汉的轮船。战乱年代，物价混乱异常，船上的生活费贵得出奇，一个教员身份的人，又不能乞讨。彭维西仔细计算着从家里带的一点路费，拿出组织上给的两块银元，看了又看，总舍不得花费它。彭维西忍着饥饿到了武汉，又坐火车到西安。在西安，他首先买了一本陕西省地图，又买来《西安日报》，在旅馆仔细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当时正是西安事变以后，红军调动频繁，他在报上看到“共军已进入三原”的报道，于是决定去三原找红军。为了探听去三原的路线，彭维西到火车站等地打听，都说要通过几道国民党关卡，极不安全。怎么办?事不宜迟，不能犹疑，就是盘查也要走。后来他还是设法弄到一张东北军一位师长坐的火车的车票，因此，路上无人盘查，出乎意料顺利地到达三原县。此时，他的钱早已用光，来到三原已经饿了几天。

三原是个红白交界的地方，街上有张学良的东北军，也有红军，彭维西冒充做生意的商人，住进了三原一家旅馆。在嘈杂纷乱的旅馆里，他小心翼翼地与三原的红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第二天清早，红军来人把他带到办事处，事有凑巧，这里的办事处恰恰是红二方面军的办事处，费尽辛苦要寻找的红二军团果然找到了。彭维西这时一下子轻松下来，那天他在办事处饱饱地吃了一顿。随后，办事处派了一名工作人员和一辆马车，把他送到了云阳镇，这里是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彭维西在那里休息了几天，又随部队移到富平县庄里镇。

找到了红军，找到了红二方面军的领导，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彭维西从衣褊里取出密藏的给关向应政委的信，交给了组织。

“家乡来人了!”方面军政治部甘泗淇主任热情地用这样一句话给同志们作了介绍，红军干部战士们非常兴奋，热切地希望听听洪湖家乡的消息。在方面军政治部特地为彭维西举行的欢迎晚会上，首长们让彭维西给红军战士们介绍一下家乡的情况。

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彭维西兴奋而激动地站在台上，准备汇报红军离开洪湖以后那里人民的苦难和前仆后继的斗争。他有多少话要向红军亲人倾诉啊!然而，他还未开口便已泣不成声了。找到了日夜思念的红军，找到了党，他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心情，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位体现着洪湖老区人民感情的洪湖娃子，站在台上向首长、向全体红军指战员表示了深深的敬意和依恋之情。

关向应政委来了，他和彭维西扼要地核实了几件事实，然后详细地询问了荆沙地下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当得知洪湖这个党组织一直存在、一直坚持斗争时，他高度赞扬了老苏区的党和人民英勇斗争的精神，深深地喟叹着：“同志们不简单啊!”

贺老总来了，他摸着小彭的头说：“多大了?”‘二十二岁。”“好哇!一看就知道是个洪湖娃子!”随后，贺老总详细地询问了洪湖的斗争情况。当贺老总听到苏区人民、红军家属遭受国民党的残酷迫害时，愤怒地说：“这笔债是一定要找龟儿子们算的!”

彭维西在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给“家”中写了密信：“你托的事我已办成，家里人都很好，很想念你们!”信封上的地址，按事先约定的“空谷音”字样寄回，及时向荆沙地下党组织报告了找到红二军团的喜讯。

两天后，红二方面军政治部通知彭维西去延安学习，并向党中央汇报洪湖老区党组织的情形。一路去延安学习的有郭鹏、卢冬生、谷志标等人。

临行前，总指挥部送给彭维西一匹骡子和一头毛驴，发了十五元零用钱。贺老总对郭鹏师长说：“这是我们洪湖苏区的代表，沿途可要好好照顾呀!”接着又对彭维西说：“这里到延安有五六百里，你骑一头牲口，毛驴可以驮行李。”贺老总的亲切关怀，使彭维西这个长期在白色恐怖下工作的青年，禁不住热泪盈眶。

奔赴延安学习的一行十五人，走了六天到达延安。在延安，郭鹏同志把彭维西带到中央组织部，见到了李富春部长。彭维西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李富春部长先后三次听取了彭维西汇报，对洪湖地区党和人民群众的斗争表示称赞和关怀。在第三次汇报时，中央党校党支部书记高文华也在座。当彭维西汇报完工作后，高文华特意问：

“你们自强中学的廖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

“年龄五十多岁，左眼已失明。”

“他有什么爱好?”

“他喜欢弹三弦。”

“他身边还有什么人?”

“有老伴。”

“她身体如何？"

“身体很胖……”

高文华接着问：“他们身边还有什么人?”

“还有一个孙姑娘(孙女)!”

“叫什么名字?”

“秋娃子。”

问到这里，高文华极其兴奋，长时间和彭维西拥抱在一起说：“你说的件件是实，廖老师就是我的父亲啊!”

汇报结束后，中央组织部让彭维西与二方面军同来的一批师团干部一起，参加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直到1937年底，彭维西同志才返回荆沙，回到了同志们中间。随着历史由土地革命战争转到抗日战争，荆沙地下党组织经过审查和整理，部分成员参加了中共荆沙地区工作委员会，大部分成员作为荆沙地区党组织的骨干，投入了新时期的革命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