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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湖南桑植县横塘湾人，距离贺龙家洪家关只二三里路，所以从小就与贺龙熟悉。我父亲是农民兼商人，种几亩地，还赶骡子，在湘鄂川边界地区做贩运盐巴、桐油生意，全家生活还可以。我从小读了几年私塾，又在常德读了两年中学。因家境中落，未能卒业。

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贺龙到湘鄂西组织武装斗争，开辟根据地。记得是l928年的正月十三，贺龙回到桑植洪家关，一共十三个人。在这之前，当地已开展了自发性的革命武装斗争和农民斗争，贺连元、贺炳南、谷志龙、贺英等人分别拉起了队伍，共同合作，把当地反动头目陈策勋一伙赶到了空壳树一隅。我也参加了这些行动，在贺连元的队伍里当秘书长。贺龙一回来，大家都拥护，都愿归他收编领导，参加了起义，并占领了桑植城。后来我因与贺连元在筹款方式上意见不一致，引起他对我的不满。贺连元特别是他的老婆汤小妹等人，主张“捉肥猪”暗筹，我主张公开找地主商人借筹，帐目也公开。他们不听，矛盾越来越大，发展到汤小妹暗中派人来刺杀我，幸得行刺人一位连长讲义气，不但不杀我，还把汤小妹如何拿金钱(二百块银元)和升官许愿收买他的详情告诉我。我为顾全大局，就借口回家过年离开了贺连元的队伍。1928年秋，我到长沙参加了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办的自治训练班学习。桑植县共派了六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原定训练八个月，但未到期，鲁涤平即被何键赶下了台，训练班也就结束了。我们六个人都回到县里。我在家闲住了一年。l931年，我堂弟谷禹锡在龙凤塔教书时病故，我就当了这个小学的教师。1932年到l933年教了两年书。1934年，贺龙的红三军打到湘西，驻军桑植，我就当了贺龙的交通员，属贺龙、夏曦、关向应等直接领导，负责与上海党中央机关的交通联络。办事一般都是单线联系。

1934年正月二十八那天，我们学校从龙凤塔搬到洪家关开学。贺龙带的红军这天也来到洪家关，我们学校的师生出来观看。有一位红军战士问我：“民团往哪里去了?”我指着远处的山梁说：“喏!走远了。”红军过了洪家关，当天就在杜家山宿了营。过了几天，贺龙得知我在当地小学当教师，就派贺锦斋的弟弟贺锦章来找我，说：“贺龙想请你出来替红军做点事，你意下如何?”我说可以。贺锦章即向贺龙回了话。贺龙又要贺锦章转告我，今晚在他那里见面。我当天住到贺锦章家，天将黄昏时，贺龙和关向应来了，我们见了面。寒暄几句后，就讲到具体任务，贺龙要我陪同一个姓陈的先生到上海去一趟。我说：“恐怕不行，上海我不熟悉。”贺龙说：“不要紧，湖南情况你熟悉，由你负责，出了湖南到上海，陈先生熟悉，一切就由他负责。过了湖南这些红白交界的地方，你就完成任务了。”我考虑了一下，答应了。当即随贺龙到宿营地杜家山。

一到杜家山，贺龙把我介绍给夏曦，并说：“老夏，请你给他交代任务和上海情况与注意事项。”最后又说了一句，“老夏，你在给中央的报告上，再加上一条，要求中央派一些干部来这里工作。”夏曦答道：“可以。”

这时，正是早春天气，湘西山区还是寒气袭人，而且是阴雨连绵。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从1931年3月以来，由于夏曦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特别是搞错误的肃反，因而丢掉了根据地，红军也受到极大削弱。正当红三军在湘鄂川边流动游击艰苦支撑的时候，1933年2月，蒋介石派说客熊贡卿来红三军，阴谋收编贺龙的队伍。“这是对红军的极大侮辱!”贺龙召开红军指战员大会，公布了熊贡卿的罪行，把他处决了。这是红三军斗争中的一件大事，加上还有其他一些事情，需要向中央报告，因没有电台，只好派人送信到上海去。

湘鄂西分局要把这些情况尽快报告党中央驻上海联络机关。我当时虽然不知道要送的信是些什么具体内容，但心里知道肯定是紧要机密。夏曦交代任务后，又对我说，你不能这样一副教书先生的样子去送信，你得化装成商人；又讲了一些注意事项，以及如何利用我自己的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了解多方面的情况，谋取通行证作掩护等等。我做了两套新衣服，都是长袍，中等料子，不寒酸，也不太阔气，象个中等商人。

化装以后，我和陈先生跟随十多个贩鸦片的商人一起，结帮而行，从澧县、津市到沙市，一路上有时走山路，有时坐轿子，夜里住宿都在烟铺，到沙市就乘轮船顺江而下，一路平安地到达了上海。

在上海，我们住在公共租界（英租界)，蒋介石的特务不敢到那里随便抓人。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还是三天两头换地方，改姓名，究竟换了几次，改了几个姓和名，我已记不得了。按夏曦的指示，我们要找党中央驻上海联络机关，但不能直接去找，而是要由上海本地专门做通讯联络的同志单线联系，传递信件。那时，谈到苏区的情况，把贺龙等领导人都用暗号代替，例如贺龙叫加兄，夏曦叫日兄，关向应叫门兄。4月间，我在上海曾向中央联络机关写过一份关于苏区情况的汇报材料。不过，向中央写的材料．就不必用加兄、门兄等代号了。从上海回苏区时．还带了重要信件，信用药水密写在我的两件衬衣贴边上，一件衬衣是白的，一件是黄条子的，内容我不知道。

从此我就成了贺龙那里的正式交通员。

我独自从上海回到湘西，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已到龙山…带打游击。贺龙让我留下来到陈渠珍那里做工作。陈渠珍是湘西的土著军阀，国民党省政府历届省长都委任他主管湘西凤凰、永顺、保靖、龙山、桑植等十县，人称“湘西王”。当时他正在学时髦，要搞“湘西自治”，为此举办了一个自治训练班，要招收学生。贺龙就让我想办法打进他的训练班。这时，陈渠珍那里我有几个可靠的关系：一是我的族叔谷梅桥，在陈渠珍那里担任高级秘书，他是晚清秀才，很有学问，为人正直，很受陈渠珍的器重，待我们这些人比较热情。陈渠珍身边还有个高级参谋陈少雄，这个人1919年曾在贺龙部下当过参谋，办事很能干，贺龙出任澧州镇守使后，派陈少雄常驻汉口，专事联络。南昌起义他没有去，在陈渠珍那里当了参谋，陈渠珍对他也很器重。有了这两个关系，加上桑植县的保举，我很容易地进了陈渠珍的自治训练班，并且取得了通行证，在湖南各地可以自由通行。陈渠珍要我帮他做调查工作，实际上也就是搜集情报。我就利用这些条件和关系，反过来搞陈渠珍那里的情报向贺龙报告。

1934年1 1月，二、六军团会师后发动湘西攻势，取得永顺十万坪大捷，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消灭了陈渠珍两个多旅，占其有生力量的十之六七，陈渠珍所在的凤凰一片混乱，自治班即宣布结束，人员各回本县。但我没有回桑植，而是绕道沅陵去了常德。我在那里写信给我在津市做鸦片生意的五叔，告诉他因无路费不能去津市，希望他寄钱来。恰在这时，不久前与我一起去上海的陈先生也到了津市，他到我五叔的大烟铺子，寻找有无前次同行的烟商，无意中找到了五叔，打听到了我的住址。于是立即与我通了电话，并在当天就乘公共汽车到常德找我。次日我们又一起乘车到津市。与陈先生同来的还有李先生和马先生，李先生是江苏镇江人，马先生是四川嘉陵人，叫马嘉陵。经过商议，陈先生和我们一起回到了桑植根据地。此时，二、六军团正准备出发执行中央指示，向沅陵、常德进攻，发展湘西攻势。我们先到洪家关与红军取得了联系，又连夜赶到桑植县城，喊开了城门，去找贺龙。贺龙见到我们很高兴，说现在正有任务找你们，要我到长沙设站搞联络，接待上海与湘西苏区来往的人。接受任务后，第二天晚上我就动身。我先回到家里，做了些准备。红军派了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班长化装成老百姓给我挑行李，我化装成商人，带了几包鸦片，他叫我“老板”。走了几天，我们来到石门县崖门口一个歇脚店里住宿。第二天清早出门一看，大队红军正从门前经过。战士们对我们发生怀疑，上来就要检查。作为党的交通员，我除了对贺龙等领导同志可以公开身份外，对谁都不能暴露，所以我说我们是做生意的。但他们怎么也不相信。我和一位战士到店门外边避开店老板说话，郑重地声明，你不能动我的东西，动了你要负责，不信我们一起去你们司令部找首长解决问题。战士没法，就带着我们到了王家场，找到了贺龙。贺龙正忙，便叫谷志标处理。谷志标是我的侄儿，在司令部当参谋。谷志标叫战士把东西退给了我们。可是后来发现，我的一本“同学录”不知怎么丢了，那是我用来作掩护的，在某种情况下，用来说明我是失学青年外出找事做的重要证件，丢了真可惜!住了一天，贺龙、关向应晚上找我谈话，说，情况变了，交通站不设在长沙，改到常德去。于是我们化装成逃难地主的样子去了常德，住在常德第二师范学校门前的一家小店里。店老板姓陈，也是桑植人。那时桑植被红军占领，地主豪绅出来逃难的人不少，我说我也是被迫逃难出来的，这样就在这家小店落了脚，任务是接待上海来人和苏区来人。约定如有来人，先到省第二师范的一个学生韦耀元处接头，再由韦引来与我会面，不直接在店里接谈。韦是贺龙的亲戚，又是我的学生。

在常德住了几个月，没有什么大事，记得l935年4月，从苏区来了一个人叫罗辉然，给我送了生活费，并问我上海有无来人。我说没有。大概在5、6月间，我绕道回到了桑植。

这时，贺龙正在带部队围攻龙山，我即去见了贺龙。贺龙让我和上海来的李先生再去上海执行任务。原来那个陈先生，已被处决，据说他暗中通敌，出卖情报。李先生问我，你对陈有什么感觉?我说，他在上海时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夏曦曾提醒过我，上海这个地方很复杂，要注意，那些小瘪三总是把袖子卷起一半，流里流气，见了不要理他们。而陈先生就和这种人来往过。有一天晚上，我们都在旅店里，陈先生来了几个客人。他说有事，把我打发出去了。我只好上马路遛大街，一直等到十点多钟回旅店时，那些人还没有走，其中就有我在街上看到过的瘪三样的人。陈先生在1934年冬被处决。而马嘉陵呢，据说在上海被敌人盯住过，不能再去，所以让我和姓李的一起去上海。

我与李先生化装到了上海，还是住在公共租界里。有个姓吴的跟我们接了头。姓吴的立即把我们二人分开，并严格交代，以后你们二人再也不要见面，一切行动都分开。又单独告诉我：李已暴露，今后你就与我接头，过两天有个女的给你送钱来，这人是可靠的。事后我才知道，那女人是他的老婆。

这次在上海时间比较长，呆了四十多天。任务一是要带几个干部到苏区，二是要带回一个重要文件，说那个文件有关人员还在研究，要等几个外国人来参加研究才能最后决定。带干部的事因情况几经变化，没有带成。带文件的事办成了，但费了很大一番周折。开始吴先生说，那文件有半张《申报》那样大。我说太大了，不好带。吴说，我们写密件小字的人最近被捕了，一时找不着可靠的人抄写，要我再等几天。过了一个星期才写好，缩小到巴掌那么大小，装在我穿的一双黑直贡呢皮底鞋的鞋底夹层里。这鞋底是麂皮的，很结实。就在这时，吴先生通知我，说李先生被捕了。

我一个人带着文件回桑植，这时已是1935年底。在途经石门时，听说由于敌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红二、六军团已经撤走，离开了根据地，实际也就是长征了。国民党军队在石门一带，砍树埋桩，架了两米多高的铁丝网，筑起了从南到北横亘一百多里长的封锁线，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出入。去桑植的路被隔断了。我只得停下来，在石门县的崖门口前的小镇住下，等了二十四天才放行。

事真凑巧，就在我回到家的当天晚上，贺锦章把马嘉陵带来了。他是在二、六军团转移后留下十八师掩护主力行动，在一次战斗中，部分部队被打散，赶不上部队跑回来的。我问他十八师到哪里去了?他说不知道具体情况，只是往西走了，情况困难复杂，找队伍是找不上了。我俩一商量，家中不能久留，决定动身去上海找关系报告情况，打听贺龙的去向。母亲要留我过年，祖父还病在床上，也不让我走，我要走又没有钱。我就卖了一处田地得了一百八十元光洋，做了路费。这样，不顾老人们的意愿离开了家。行前，我特地把那双藏有文件的鞋子交给了姐姐，嘱咐她好好保管，谁也不准动，等我回来再给我。我清楚地记得，1935年的旧历新年，我是在和马嘉陵去上海的路上过的。

我们这次到上海，先是到跑马厅旁的一个小医院找一个女护士接头，但等了三四天没见人来，我即按原定的暗号，花钱在《申报》上登了一个寻人启事，说：“自你出走后，家里人都着急，望见报即回。刘某。”启事登出以后两三天，有个中年妇女来我住的法租界爱多亚路旅馆找我。当时我正和旅店的茶房说话，她见有人在，掉头就走。我跟着下楼追她，但已不见人了。关系断了，没有办法，我和马嘉陵就买了船票，水路陆路兼程返回桑植。这时已是1936年桃李争春的时节了。

上海无法接上关系，红军也找不到了。桑植当地的反动派正在疯狂地“追剿”游击队，到处抓人杀人，不少革命同志和红军家属被抓走了。我心里很焦急，搞得一筹莫展。贺锦章为我出主意说：你可以到四门崖贺文慈那里暂时避一下，以待时机。他当即给贺文慈写信，我与马嘉陵持信去找贺文慈。贺文慈曾领导桑(植)鹤(峰)地区一支地方武装，后来参加了贺龙的部队，成为桑鹤游击队，我叔伯哥哥谷友年，曾在这个游击队搞过财务，后来牺牲了。这个游击队在1931年斗争极其艰苦时，有些人叛变了，杀了十几个共产党员，但仍然“反共不反贺(龙)”。二、六军团离开湘西长征后，贺文慈率领一支队伍还在桑鹤地区活动。他们的驻地在桑植边界芭茅溪高山上的四门崖。从芭茅溪走去，到四门崖有四五十里路，一天也难走到。那里山高林密，敌人不敢上去。贺文慈带领的人，分散住在林子里，三五个人一群，种一片苞谷，喝岩缝里流出来的山泉水。我们爬上芭茅溪到四门崖，找到了贺文慈。他看过信后说，你们可以来这里，贺教之离这里七八里路，我派人送你们到他们那里去住，生活由他负责安排。贺教之是我的学生，他也在这个游击队里，有四五个人，四五条枪，搭了个茅棚子，住在高山梁上的树林深处。他知道我与贺龙的关系好，所以加意地保护我。

我在四门崖住了一年多。为了避人耳目，上山以后我就改名换姓叫刘可夫，并留起了胡子。山上的人都称我刘先生或刘胡子。后来贺文慈让我在山上办了一所“自治小学”，我和马嘉陵当教员。开始家里人不知道我在山上，l936年下半年我曾偷偷地回家一趟，没有打听到红军的消息。直到西安事变后，国共实行合作，平静了一些，我才得到我姐姐的信，与贺龙取得了联系。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西安事变后，贺龙叫谷志标给我写了一封信，寄到湖南慈利县江垭镇经商的表弟熊楚南家，叫熊楚南转交给我姐夫刘德成。刘德成也是贺龙的交通员，在1936年上半年被捕遭杀害。当时贺龙还不知道他已经牺牲。我姐姐看信很快转给了我。谷志标是以一个小学教员的身份写的信，信上问我现在何处，叫我到他那里去做事。我见信喜出望外，连忙回信告诉他们：刘德成已被仇人杀害，我在上海“做生意”也亏了本，现已回家，等等。不久，我收到贺龙、关向应的回信，信仍是谷志标写的，内容说西安事变后，出现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希望我接信后即赴陕西参加抗日工作，并随信寄来了一百元光洋，叫我可以先到西安找办事处，再到富平。我看了信非常高兴，立即找马嘉陵商量，只有一百块钱，两个人都去，路费不够，于是决定我一个人先走，到那里看情况寄钱让马嘉陵再走。

我按照贺龙信上所说的路线，辗转北上，于I937年7月到达了红二方面军驻地富平县庄里镇。见面后，我当即把藏在麂皮鞋底的文件交给了贺龙。贺龙看了非常高兴，连声说：“好!好!八一宣言。”但又说，“两年了，晚了!我们早已见过了，你送来的这份材料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件了。”我这时才知道从上海千辛万苦带出来的是发生过重大政治影响的党的《八一宣言》。我说：“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应该交差呀!”贺龙笑着说：“对，你已经完成了任务!”说话间，他看我留着齐胸的大胡子，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了原因。他又问我：“还留着吗?”我说：“还要准备进(白区)去吗?”贺龙说：“现在用不着了!”我这才把大胡子剃掉了。胡子虽然剃了，但以后在一二0师，人们还常叫我谷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