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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接触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历史的人们，往往对长征中的红小鬼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些小鬼年少幼稚，却能够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坚定地跟着红军干革命；他们身单体弱，却能够在生与死的磨难中顽强地走完长征之路。我作为一名经历过红二军团艰苦卓绝长征历程的小鬼，每当回想起这段历史，总感到骄傲和自豪，特别是忘不了敬爱的贺龙同志对红小鬼的关怀和培养。

“谁个不收你们，找我贺龙!”

我出生在湖北省宣恩县李家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尽管全家人一年含辛茹苦地种田，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加给农民的种种剥削压迫和苛捐杂税，使得一家人食不果腹，一遇年景不好，生活更是难熬，家里当衣卖田，连一天吃一顿红薯饭的生活也难以维持。

1935年6月，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率领红二、六军团，在鄂西咸丰县忠堡镇附近地区，将“围剿”红军之敌四十一师引入预设阵地，一举歼灭了该师师部和一二一旅，活捉了敌纵队司令兼四十一师长张振汉，同时解放了我的家乡。红军打开了地主的仓库，把粮食和衣物分给穷人。大伙背着粮食，捧着衣物，奔走相告，都说红军是“菩萨兵”。当地早已秘密流传的民歌，这时也唱开了：“天不平来地不平，官家办事没良心，火红太阳当头照，穷人天天盼红军。”

那些日子，我高兴极了，整天跟在红军后边又跳又唱，有说有笑，还跟着住在我家的红军到邻村的土豪家为穷苦乡亲分衣分粮。可一回到家里，父母就埋怨我不该在地主、土豪家露面，担心红军走后，地主、土豪、团防要报复。我毕竟年龄小，真有点后怕了。

有一天，我去附近的塘坊坪看热闹，只见那里挤满了人群，是红军正在开庆祝忠堡战斗胜利大会。我人小个子矮，在大人们的胳膊下东窜西窜，挤到了大会主席台前，仰头一看，国民党那个司令官张振汉正站在主席台上“亮相”，活象个泄了气的皮球。忽然，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贺老总出现在主席台上，气魄豪爽地讲了话。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贺老总这样一段话：“老乡们，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是专门打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打地主、土豪，打团防的!红军官兵平等，不打人，不骂人。不愿受剥削压迫、没吃没穿的青年老乡们，欢迎你们参加红军!谁个不收你们，找我贺龙贺胡子!”贺老总一手摸着嘴边的一字形黑胡子，一手插腰，爽朗地笑了。会散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不由地重复着贺老总的话：“穷人当红军，穷人当红军!”我想到贫穷的家境，想到红军来了以后我家分了粮食，想到住在我家里的红军战士对我们穷人那样亲热，感到贺老总的话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太好了!我暗暗下定决心，要当红军!当得知红军就要离开我的家乡时，这个念头愈发强烈!于是我和叔叔周德强暗中约好，要背着家人参加红军。就在庆祝大会后的第三天早上，我俩在村外红军出发要经过的一个又道口等红军。不一会儿，红军队伍过来了，我一眼就认出在我家住过的红军班长，我们把他拉住，提出要当红军。当班长把我俩介绍给走在前面的连长时，连长朝着叔叔周德强满意地点了点头，而后扭头看了看我说：

“小伢，等你长高了，象枪这样高，再参加红军好么?”

我赶紧向红军队伍靠近了几步，生怕他让我离开红军。

“回来!”连长一把揪住我，“谁同意你参加红军了?”

“贺龙，贺胡子!”我把贺老总动员乡亲们参加红军的那段话，一口气地学给连长听。

连长很感兴趣地看着我，口气变了，笑着说：“好，我听贺胡子的，收下你这个小伢!”说着，扶着肩膀将我拉进队伍里。一见他同意了，我心里可乐坏了!

此刻，部队正在向湘鄂两省交界处的龙山进发，准备去打龙山城。我不由得回头望去，我家屋后那棵高大的古老杨树慢慢消失在远方。再见了，父母!家乡!我加快脚步跟上队伍，头也不回地跟红军走了。

人生的转折令人难忘，我珍视这段往事，就在于贺老总那一席打动人心的话语，对我发生了启蒙作用，决定了我的一生，使我参加了红军，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不让一个小鬼掉队

1935年11月19日，我红二、六军团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战略转移行动——长征。当时，我在红二军团供给部当勤务员，由于参加红军刚刚半年和年幼无知，对当时的突围转移不甚理解，甚至当首长叮咛要多准备几双草鞋和一条粮袋时，我心里还嘀咕：“明天打到哪里，从土豪家拿吃拿穿的也不迟嘛!”可哪里知道，在这以后的整整一年时间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多么漫长而艰险的征程。特别在雪山草地，我红二、六军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全军减员近半，不少身经百战的红军指战员牺牲了。但是，在这场人类前所未有的艰苦斗争中，我这个年小体弱的红小鬼却有幸活了下来。那雪山、草地，行军、战斗，特别是贺老总关怀红小鬼和与红军官兵生死与共的动人事迹，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记得从桑植刘家坪出发突围的第二天拂晓，贺老总率领红二军团直属队、红校和四师一部，翻过一座叫轿子垭的山后，隐蔽在澧水河边一片长满梨树和橙子树的河川地，待机过河。

天空泛出鱼肚白，眼前可以看清了：澧水河并不甚宽，六十多米，水却很急，水面上激起团团漩涡，一根木棍扔到河里，眨眼功夫就漂得不见了。河对面的守敌虽被我军先头部队消灭，河面上架了一条简易浮桥，但部队过河人多，速度很慢。追赶我军的敌人离我们只有十几里路，加上敌机又来炸桥，怎么办?这时，供给部的一位首长向我们传达总指挥部的指示说：“总部指示，敌机如果炸断了浮桥，就坚决涉水过河!各单位要组织好防空过河，所有人员必须听命令，不准乱跑!”这位首长特别关照那些小鬼，把我拉到他的身边，说：“尤其是小鬼，贺总指挥讲，要把会水的和不会水的，大人和小鬼搭配好，不要让河水冲走我们的同志，保护我们的红小鬼!”

天空中响起嗡嗡的声音，象打闷雷似的。“敌机来了，隐蔽!”话音未落，只见两架敌机从河下游飞来，一先一后地向浮桥投下几枚炸弹，浮桥被炸断了。接着，敌机掉头向河川地俯冲。一阵轰炸和扫射后，树木折断，人员伤亡不少。中午时分，轿子垭方向枪声大作，我军后卫与尾追的敌人交上火了，情况十分危急。但一直等到黄昏敌机飞走后，我们才涉水渡河。在首长的安排下，两个会游泳的同志照顾我过河。我们三个人游到河中央，急流几次将我冲得忽上忽下，那两个同志叫我不要害怕，一人拉着我的一只胳膊，又用身体将我夹在他俩中间，一步一划水，不大一会儿就到达对岸。这时，未等我们拧干衣服上的水，就听见一阵呼喊声，一位同志被急流冲走了。原来，被冲走的同志本来会游泳，只是因为他护送不会游泳的同志往返多次，体力消耗过多而遇难!多么好的同志啊!轿子垭方向的枪声不断，掩护我们安全过河的后卫部队还在阻击敌人。当时，结伴涉水的大约三个人中就有一个红小鬼，可以说，后卫部队也是为保护红小鬼的安全渡河而在流血牺牲。以后，每当我想起这些往事，我的眼泪就象澧水河的流水一样，沿着两颊往下流……

1936年3月，我红二、六军团进入云贵高原的乌蒙山中，与“追剿”我军的敌人展开了历时二十多天，转战千里的大回旋战。当时敌人愈聚愈多，包围圈愈来愈小，加上乌蒙山区全是高山大岭，道路狭窄，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缺粮缺水，既不便我军迅速行动，又容易被敌人阻截。有时为了调动敌人，我军不得不紧急改变行进方向；有时为了创造有利条件，又不得不强行军，伤病员也无法休息和治疗。同时，突围以来入伍的新战士缺乏连续作战的锻炼，疲劳过度，掉队落伍者很多。可以说，这是我军从桑植出发突围以来最险恶的时刻了。

部队几经周旋，终于摆脱各路敌军的合围，进至黔滇交界的盘县地区，此后即开始了抢渡金沙江北上的行动。我军从盘县向西，最初企图在元谋以北渡金沙江，但未成功。接着转而南进，向昆明虚晃一枪，又扬长而西，直奔金沙江上游石鼓渡口。部队在滇西北丘陵平川地区行军，生活条件有了改善，敌情也不太严重，大家情绪活跃起来。但是，来自昆明方三向的敌机不断对我军俯冲扫射，狂轰滥炸。我军为了尽量拉大与敌“追剿”军的距离，和避免敌机的干扰，改白天行军为夜行军。一天、两天、三天……同志们疲劳得边走边睡，东摇西摆，前碰后撞，活象个“不倒翁”，有时便身不由己地歪倒在路旁打瞌睡，队伍中的人越走越少，有的同志掉队后，竞被后面的敌人抓去杀害了。

夜行军以来，我几乎天天掉队。大概小鬼比成年人更爱犯瞌睡，我的双腿象被瞌睡虫拖住了，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地就倒在地上睡着了。“小鬼!小鬼!”一阵急促的呼喊，耳朵一阵疼痛，我被人揪着耳朵站了起来，一位同志冲着我大声喊：“你掉队了。起来!敌人在后面正追呢。你睡，眼一闭就别想再睁开了!”我只好硬着头皮走。

有一天贺老总来供给部检查工作。他见了我问：“小鬼，每天晚上要走八十里路，吃不消了吧?”象吃苦受屈的孩子见了娘，我难过地低下了头。贺老总关怀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对供给部的一位首长说：“一定不让一个小鬼掉队，要想法从土豪那里搞一些马，让小鬼和重病的同志骑上，这样他们就不会掉队了，脑袋也不会搬家了!”有一天宿营，我们在一个土豪家真搞到了一匹枣红马。这以后，在每天晚上两点左右最爱瞌睡时，大家就用绳子将我捆在那匹枣红马的背上，让我在马背上打瞌睡。回想起来，正是由于贺老总等首长处处以身作则，在全体指战员中间广泛组织思想互助、体力互助，特别是加强了对新战士、对红小鬼和伤病员的帮助，发扬了工农红军伟大的团结友爱和集体主义精神，才渡过了长征中一次又一次的生死关头。由于红二、六军团进军神速，将敌军远远抛在了背后。l936年4月28日，我军从石鼓、巨甸之间，从容地渡过了天险金沙江。至此，敌人对二、六军团多次围追堵截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渡过了金沙江，红二、六军团很快就进入了雪山草地。在去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路上，有四座大雪山挡住了我们。大雪山上，铺满了厚厚的积雪，山势陡峭，道路崎岖，气候变化无常，愈往上走空气愈稀薄，呼吸愈加困难。倘若在山上停下休息，就有死亡的危险。对于生长在南方、有生以来第一次爬大雪山的红二、六军团广大指战员来说，翻越第一座海拔六千多米的玉龙大雪山，尤其困难，真是难于上青天呀!多少同志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和围追堵截勇敢地走了过来，可是却被大雪山这个凶恶的“敌人”夺走了宝贵的生命。翻越玉龙雪山途中，倒下去的同志真是太多了!

我身上披着被子，嘴里嚼着生姜和辣椒，双手紧紧抓住那匹常驮我夜行军的枣红马的尾巴，一步一喘气地往上爬!快到半山腰了，山坡更陡了，马的后腿一个劲往下滑，我的身子猛地向后一仰，两眼顿时发黑，倒在雪地上。这时，身后的首长把我扶起来，关切地说：“小鬼，再坚持一会儿，过了雪山就是胜利!在这里千万不能停呀!”首长说着，从马背上卸下了驮的东西，进行轻装，把几条装有炒面、青稞的粮袋和装有必备军需物资(金条、银元)的几个包包，放在其他同志的肩上。很清楚，首长们宁肯自己和其他同志多背东西，也要让我们这些红小鬼拉住马尾巴翻过雪山。当时我执意要自己走，首长生气了，命令我抓住马尾巴：“你看，贺总指挥正用自己的马抢救伤病员呢!”我顺着首长指的方向看去，前方十几米处，贺老总正扶着一位骑在马上的伤员走路，并不时回头招呼身后的同志向山顶走去。

经过漫长的雪山草地行军，在我们快到包座前的一个下午，我的脚面因被草根刺破，脚跟被污水腐蚀，已经发炎溃烂，加上好些天来只有野菜充饥，四肢无力，行动十分困难。我在一位同志的搀扶下，咬着牙朝前走着。茫茫草地，到处是污水和腐草，高高低低的草墩子旁边，倒着许多因疾病、饥饿而牺牲的同志。在这之前，仅六师抵达绒玉那天夜里，就死亡一百四十人。有一天宿营时，我和同志们软弱无力地躺在地上，望着天空，一语不发。突然一位同志兴冲冲地跑来，手里举着一株野菜说：“有救了，有野菜吃了!”大家急忙起身围住了这位同志。原来，他拿的这株野菜是上午贺老总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亲口尝过的。为这事，总部的医生替贺老总捏了一把汗，一直到下午宿营时，经医生检查没有发现中毒现象后，才让试验组的同志通知各部队。大伙争相传看这株救命的“灵芝草”。照例，我这个红小鬼比其他同志多分到一缸子野菜，而且，首长又给了我一把青稞面。这时我想：粮食早已吃光了，牛马羊骨头中的骨髓也吃光了，连草鞋上的牛皮都吃光了，哪来的粮食?后来首长告诉我，先头部队搞到了一点粮食，送给贺老总和其他军团首长，可是贺老总他们坚持要警卫员把粮食分给总部各机关部队的伤病员和小鬼。听到这些，我真不知说什么好。贺老总呀，贺老总!长征以来，过河渡江，昼夜行军，爬雪山，过草地，您时刻关怀着我们红小鬼，您乘的马，您的口粮，您尝的野菜，您的指示，您的一言一行，救活了多少红军战士和红小鬼。从这以后，无论刮风下雨，任凭饥饿寒冷，我总是咬紧牙关跟上部队。我心里坚定了一个信念，跟着贺老总，就有力量，就一定能够走出草地!

“我们的红小鬼成长起来了!”

1936年12月20日，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红二方面军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伟大长征。之后，“西安事变”爆发。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红二方面军开到距西安不远的三原县云阳镇，准备迎击国民党亲日派的进攻。

1937年元旦刚过没几天，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命令所属部队的红小鬼，带着背包到方面军政治部集合待命。在一个打麦场上，来自各部队的四十多个红小鬼整整齐齐站成一排。贺老总和其他几位首长来到我们面前。贺老总脸上堆满笑容，说：“小鬼们来，事先没给你们的领导讲明情由，是怕他们不把你们送来。叫你们来指挥部，一是到政治部新组建的‘战斗剧社’唱歌跳舞演戏，搞抗日宣传。”他接着让我们中间能识字写信的小鬼举起手来。当他看到只有四五个人举手时，目光变得严肃起来，说：“这第二个任务，就是让你们学文化、学政治，将来好做革命工作。没有文化可不行呀!”

当时，红军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穷苦农民出身，识字的人很少，基层连队找个文书都很困难。我们红小鬼到了剧社后，总部专们给我们配了讲政治课和文化课的教员。政治课主要讲第一次大革命，十年土地革命战争，“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怎样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等；文化课主要教识字、算术、自然、地理、历史，着重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等。贺老总对我们红小鬼的学习非常关心，要求很严，经常抽空参加我们的政治课讨论和检查我们的学习情况。他还亲自给我们讲了几次政治课。他讲课围绕着“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一主题，讲红军为什么要改编，为什么要停止反蒋和没收地主土地，讲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贺老总借助有力的手势，讲得生动、形象、风趣，我们都听得入了迷。贺老总还不厌其烦地检查我们文化学习的情况。有一次，他让我回答山西由南到北的铁路的名字，我没有答上来。他就在我的手上写了“同蒲路”三个字，说“下次我来考你，再答不上来，当心打你的屁股!”他笑了，我们小鬼也咧着嘴笑了。

1937年4月，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0师前，国民党派了一个“考察团”到方面军总指挥部，进行改编的“考察”。当时，我们一些红小鬼被抽调到考察团做勤务工作。有的首长对我们有点不放心，因为听说考察团中有些人是国民党特务，有些事怕我们对付不了。我们自己更担心。贺老总却说：小鬼们经过长征锻炼，又学了几个月的政治、文化，思想觉悟提高了，相信他们是能做好接待工作的。他鼓励我们不要害怕，要把学到的革命道理都用上。同时，他又让政治部首长专门对我们进行了七八天的针对性训练。这样一来，我们就更有底了。

一天晚上，考察团中一名国民党中校参谋官，吃过饭以后，对我进行个别“考察”。他跟我交谈了几句以后，问：

“你不到十四岁就参加红军，为什么?”

“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太多，我家当衣卖田，没吃没穿，所以我要当红军!”

“参加国民政府的军队，吃穿不比红军好?”

“国民政府的军队不是穷人的军队，官兵不平等。红军不打人，不骂人，官兵平等。”

这位中校参谋官似乎觉得我的回答比较平淡，站起来说：“红军要改编为国民政府的军队，要穿国民政府发的军装，你愿意吗?过去蒋委员长指挥军队打过红军，现在红军为什么还要拥护他?你们的最高长官说要实行三民主义，那红军还搞不搞打土豪分田地?现在国内和平了，你不想回家吗?”在他看来，这一连串不好回答的问题我是难以回答了。

这时，我对这位国民党军官提出的这些问题，觉得有许多话要说，一时间贺老总讲的政治课，“针对性训练”中涉及的有关问题，一古脑地从脑海中涌了出来。我很快回答：“为了共同抗日，我愿意穿国民政府军队的军装；蒋委员长要是真的实行抗日，不打红军，我们就拥护他；红军是真心实意抗日的，按新三民主义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现在日本鬼子正在侵略中国，我不能回家，要拿枪跟日本鬼子干!长官，你说对吗?”

中校参谋官对我的回答大出意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似乎不解地转身盯着我：“对……对……”又自言自语地说：“这么小的年龄，懂得这么多道理……”

我不知道中校参谋官对我的考察作何感想，由他去吧!过了两天，贺老总碰见我，问我的接待工作如何，我向他汇报了那天晚上中校参谋官对我的考察。他听后点点头说：“小鬼回答得对!看来你学政治学得不错嘛!用得也很好呀!”贺老总的话使我受到极大鼓舞，更爱学习了。

“七七”事变以后，贺老总率领一二0师东渡黄河，沿同蒲路向北，开赴抗日前线。我们战斗剧社随师部进到晋西北地区，用唱歌、跳舞、演戏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由于我学习了半年的政治和文化，师宣传科领导安排我在每次戏剧演出之前，向群众进行一小时左右的宣传演讲，讲什么是八路军，八路军是干什么的，以及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政策等。据说这个主意还是贺老总出的呢!他说，小鬼们人小胆子大，能吸引人，做这种工作最合适。记得一次剧社在师部驻地向几千名群众，其中包括不少国民党的溃散士兵，进行抗日宣传。贺老总和其他首长也坐在台下，观看我们剧社的宣传和演出。贺老总不时地为我们鼓掌。演出结束后，还看望了剧社的全体同志，同我们红小鬼一一握手，并拍拍这个小鬼的肩膀，摸摸那个小鬼的头，说：“小鬼们，你们的宣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有唱有跳，演讲很吸引人呀!”他转身对旁边的几位首长说：“怎么样，我们的红小鬼成长起来了!记得长征时，有些同志看到这些小鬼不能走路，不能打仗，是个累赘；长征结束后，有些同志说这些小鬼只能干勤务工作，不放他们去学习。这些同志目光好短浅哟!其实有些工作，小鬼比大人干更合适，比大人干得更好!我们要好好培养他们，小鬼们会成为革命事业有用的人!”

“小鬼们会成为革命事业有用的人!”这句话道出了贺老总下决心，花力气，不惜代价关怀和培养红小鬼的崇高思想!一滴水能反映太阳的光辉。我十分怀念贺老总，是因为他关怀和培养红小鬼的言行，对我走上革命道路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我的生死息息相关，并且是我为革命奋斗终生的力量源泉!在红军这座革命熔炉中，多少红小鬼成长为革命的骨干。这些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但每当回忆起来，我总觉得十分温暖和幸福，心情不能平静。如今，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新的长征中，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对红小鬼的教诲和期望，不正是当代中国青少年应该认真学习，发扬光大的吗!贺老总，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