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V军事频道

全 局 在 胸

贺龙同志的一生，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我军创始人之一的光辉的一生，也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一生。贺龙同志是功勋卓著的开国元老，他的功绩是多方面的，他的特点也是多方面的。在人们心目中，贺龙同志是传奇式的人物，神话般的人物。我们这些在他领导下工作、战斗近五十年的老同志，更认为他是关心人、帮助人、极感亲切的上级、长者、老师和挚友。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贺龙同志的襟怀坦荡，顾全大局，临难毋苟，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概括说来则是：全局在胸、多难无惧。这种精神和品质是永远值得纪念，永远应当学习的。

举世闻名的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是在我党和以周恩来同志为领导的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武装反击，第一次高举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大旗，打响第一枪的伟大创举。贺龙同志率二十军全部参加了起义并担任总指挥，是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这是历史，是人所共知的。然而，贺龙同志当时并不是共产党员，他任军长的二十军也只是有党的影响和不甚多的共产党员。当时的形势是，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大好局面，已被蒋介石叛变后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工农大众而镇压下去，革命已是低潮；一些共产党员失掉了与党的联系．一些共产党员脱了党，也有一些共产党员变成了叛徒，投靠了蒋介石国民党，举起屠刀去残杀过去的战友和同志。贺龙军长在坚强的共产党员的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二十军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因此，蒋介石、张发奎、朱培德等都对贺龙同志竭尽封官许愿百般拉拢之能事。如果贺龙接受反共，离官厚禄是必然的；如果贺龙拒绝反共，参加起义，在当时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胜负难料，而失败和个人牺牲的可能性都是极大的。然而，贺龙同志做为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军长，敢于在危难之际丝毫不顾高官厚禄的诱惑，做出忘我牺牲而毅然投身武装起义，举起反抗蒋介石国民党的武装斗争大旗，这是要有高度的献身精神、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的。贺龙同志可谓全局在胸、万难不惧。这比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同志来说，就更加可贵了。而“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诬陷贺龙同志是“大军阀”，率领二十军参加南昌起义是向党“入股”，“当时就有大野心”，林彪、江青等人连历史常识也不顾及，实属下流已极，充分暴露了他们一伙的穷凶极恶和卑污的灵魂。即使是“入股”，当革命处于万分困难之际，“入股”越多岂非对革命越有利吗?可林彪在当时不是还逃跑过吗?

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潮汕失败后，领导成员周恩来、彭湃、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二三十人在普宁县流沙召开一次决策性的会议。会议在天后庙里一间细长的侧厅里举行，决定善后的办法。周恩来、叶挺讲完后，贺龙说：“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然后，贺龙同志化装到了上海。他在1961年2月2日向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部分同志谈到这段历史时说：“我从香港到上海，党决定我和刘伯承、林老(按：指林伯渠同志)一起去苏联学习。决定l927年11月17日坐货船走。但16日机关被破坏，敌人说我到了上海。结果他们先走了……我就想搞红军吧!我同周逸群把想法谈了，要他向周总理谈。……谈了四五次，中央批准了。”贺龙同志委托周逸群同志向周恩来同志谈的想法是，他认为，自己在湘鄂西地区特别是桑植、鹤峰一带(两湖边界)有很多亲族旧部并且全有武装，那里是他的家乡和长期活动过的地区，得地利、人和，有条件去开辟战场，组织红军，因而不想去苏联。这是贺龙同志在革命形势极端危难的情况下，从革命大局出发，不计个人生命安危的行动。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央批准了贺龙同志的建议。历史证明，贺龙同志在湘鄂西地区经过两年多艰苦奋斗，创建了一支坚强的红军，创造了一个著名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l930年贺龙同志领导的红四军(会合后改为红二军)与周逸群同志领导的红六军在鄂西会师，扩大了湘鄂西革命苏区，使之发展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三大苏区之一，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贺龙同志初创红军及根据地时，多次遭受挫折。当时党中央有一指示信给贺龙同志，是l928年l0月4日《中央关于军事策略问题给贺龙同志之指示信》，信中写道：“中央对于你们在那方孤军奋斗与牺牲的精神，首先表示十分的敬意，不过你们现在的实力并不很强，而龙兄在那里的目标太大，徒引起敌人联合猛力向你们进攻。若龙兄仍不脱开、减少目标，这部分实力，恐终久不能保存而要被敌人消灭。中央现在很希望龙兄来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务望接信后，即在你们现在的群众中选出一位在群众中有相当信仰能作指挥工作的，代替你的工作，同时中央可即派一军事工作同志来任参谋帮助他计划及一切。龙兄即刻起程前来中央是为主要……”

这是中央出于对贺龙同志的爱护，以及由于贺龙同志名声太大，恐因此而招致敌人强力“围剿”，而使红军和贺龙同志本人遭受严重损失，而发出的一封指示信。

1929年3月1日，贺龙同志写报告给中央，汇报了各项工作之后，向中央提出了请求：“……云卿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阻隔之故，暂难来中央工作，这并不是云卿不愿意来沪，实在县事实的困难。……请中央照准。”

当时贺龙同志领导的红军曾遭受巨大损失，只剩下九十一个人、七十二条枪。稍后虽有了发展，形势仍很严重。贺龙同志认为，不能在这种危难情况下离开部队，他甘愿冒生命危险继续战斗下去，后来终于使红军及根据地壮大起来了。当时贺龙同志是忘我的、挑重担的，顾全革命利益这个大局的。多年后，贺龙同志提到这一段历史时，仍深深感谢中央的关怀，同时认为，中央后来同意其留在湘鄂边继续领导红军与敌人进行斗争，是中央对自己的信赖。

1930年7月，贺龙同志所领导的红二军与鄂西周逸群同志所领导的红六军在公安会师后，组成了红二军团。这次两支红军会师团结得基本上是好的。那时，贺龙同志提出并同意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是巩固湘鄂西根据地，消灭根据地内部的白点，肃清地方反动武装，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开辟敌人统治较弱的襄河北岸的京山、钟祥、天门等地，并向荆(门)当(阳)远(安)地区发展，逐步使湘鄂西各块根据地连成一片。这是全局的重要部署。而在红二军奉命会师之前，贺龙同志将湘鄂边的工作做了周密安排，会合后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向中央作了报告，这同样是顾全大局的无私精神。

1931年，贺龙同志在中央第二次“左”倾错误路线严令下，率部脱离洪湖苏区以配合红一、三军团攻打长沙，没有结果。此时，中央代表兼三军(红二军团改称红三军)政委提出要创造第二中央苏区。贺龙同志立即坚决反对。他主张全军返回洪湖根据地以打破敌人对洪湖的“围剿”；若建立根据地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建立根据地，而不应称第二个中央苏区。l961年贺龙同志曾说：“当时我并没有多少马列主义水平，我经过辛亥革命，黄兴搞兴中会约过我，我说孙中山搞了同盟会，这就是个头头，我不赞成另搞一个头。井冈山是第一块苏区，也是个头，我们可以搞湘鄂西，搞鄂豫皖，也可以搞武当山，不能叫另搞第二中央苏区。”贺龙同志这种胸有全局、顾全大局的思想是贯彻始终的。

1934年10月，贺龙、关向应等同志领导的红三军与任弼时、肖克、王震同志领导的红六军团会师不久(会师后红三军改为红二军团)，兵力不多，枪弹很少，部队疲惫。为了支持和策应中央红军的长征，向湖南敌军展开猛烈进攻，占领桃源．包围常德，牵制了围堵中央红军的敌人达数十个团，这是不计得失，力保中央红军安全的胸怀全局的英勇行为。

1935年，二、六军团离开艰辛缔造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当时，贺龙、任弼时等同志所收到的电报，是朱德总司令及张国焘总政治委员名义发出原关于战略转移的指令，只知道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不知道他已同中央分裂。二、六军团长征到达贵州盘县，仍然坚持在江南创造根据地。而朱、张来电明确指示：“最好你军在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这时贺龙、任弼时等才弄清电报意图，其意是以北渡为妥。最后确定，从革命大局出发，毅然渡江北上。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贺龙、任弼时诸同志见到了朱德、刘伯承同志，才知道张国焘与中央的分裂。贺龙、任弼时等同志即坚决反对张国焘对抗中央的行为。l961年，贺龙同志谈起与张国焘的一场斗争时，曾说：“那时张国焘很得意，对我们二方面军又拉又打。我对张国焘这个人有些认识，南昌起义，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赶到南昌反对起义。这个人政治上不正派。我当时只有一个态度，那就是立刻北上与党中央会合。中央只有一个，那是个头，中央在陕北，甘孜只是一站，最终是一定要到陕北的。后来，朱总、弼时、伯承、小关，我们说服了张国焘，全军迅速北上了。”这一段历史是党内斗争很尖锐的时期，也是革命形势及武装斗争形势处于十分不利的时期。贺龙同志以大局为重，不畏张国焘的威胁，与朱德等同志一起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这对我党我军是有重大贡献的。这种全局在胸、顾全大局而不畏险阻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以红二方面军为主改编为一二О师，贺龙同志任师长。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命令一二О师开辟晋西北地区抗日根据地，即后来的晋绥解放区。晋西北地区是一个地瘦民贫、人口稀少、物产不丰的狭小地区，一面靠黄河，背后是陕甘宁，一面是晋察冀，一面是太岳区。另一面是国共合作时期阎锡山、傅作义所在的国民党统治区。因此，晋绥的条件所限，难于有较大的发展，对坚持长期抗战也有极大的困难。但是，这里是抗日战争的前方，战略地位很重要，总要有人率领部队去开辟，为了党的利益，从全局出发，贺龙同志绝对服从，尽了最大努力，使晋绥成为一个有影响、有贡献的抗日根据地。贺龙同志在晋绥工作时，全力保护通往陕北的黄河通道，精心保护各大解放区与延安的大批同志，在晋绥地区十分贫困的经济条件下全力支援陕北和中央的物资给养。对分配到一二0师工作的同志，则全力照顾和重用，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做好团结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顾全大局，严守组织纪律，有坚强党性原则的表现。在坚持以党指挥枪的原则上，贺龙同志戎马半生，深知其重要性，并且自觉地以大局为重，应当说，这是贺龙同志优秀的品质的表现。

贺龙同志从1928年在湘鄂西地区创建红军起，在他担任军长、方面军总指挥的十年中，换了几届政治委员。

第一任政委周逸群同志是贺龙同志在1927年入党的介绍人之一，是一位有理论水平、组织能力、实际经验丰富的杰出的党的领导人和政治工作者。贺龙同志在与逸群同志共事中不仅方针政策战略见解一致，相互之间也有着极为浓厚的感情和友谊。贺龙同志经常怀念周逸群同志，经常提到从逸群同志身上学习到许多东西。并且多次讲过，逸群同志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红军和苏区的极有成就，极有独创性，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具体地运动于指导湘鄂西地区革命的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家。这也体现了贺龙同志做为指挥员对政治委员的充分尊重。

第二任政治委员是邓中夏同志。邓中夏同志是建党初期的优秀领导人和职工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又是一位培养了许多知识分子党员的学识渊博的同志。l930年邓中夏同志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时，被王明等人打击排斥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他要求匾国参加实际工作，是背着右倾分子包袱回国担任红二军团政治委员的。秋天到湘鄂西和红二军团时，中夏同志与逸群同志、贺龙同志等都主张巩固和扩大湘鄂西根据地，消灭苏区内部白点的战略方针。但是，第二次“左”倾路线的中央三令五申，严令红二军团集中根据地一切可能集中的兵力、武器，去配合一、三军团攻打长沙。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邓中夏同志是中央代表、政治委员，执行了二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使红军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使洪湖根据地也受到不应有的损失。邓中夏同志虽然执行错误路线，但是为人正派，不搞阴谋诡计，不整与自己不同意见的同志，不搞打击报复，当他对某些错误有所认识时，是坦荡承认并全力改正的。贺龙同志虽然在离开洪湖以及后来主张返回洪湖等问题上与邓中夏同志屡有争论，甚至在会议上争得面红耳赤，但是，贺龙同志对中央代表、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是尊重和服从的，也是顾全大局的。他与邓中夏同志的友谊也是很深的。后来，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对邓中夏同志做了过分的处理，贺龙同志是有意见的。1961年，贺龙同志提到邓中夏同志还说，中夏是有学问、肯动脑子的好政委，是背着包袱来当政委的，换了任何人也只能执行立三路线。这个责任不在中夏。中夏是个政治上正派的人，我们相处很好，没有戒心。

第三任政治委员是中央代表、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并兼了一段政委的夏曦。夏曦同志坚决执行三次“左”倾路线，给红军和根据地带来极大损失。后来牺牲在长征路上。贺龙同志在六十年代谈到夏曦同志时说：我和几任政治委员都相处很好，最一致的是逸群。只有和夏曦相处很难。这个同志不与人交心，有学问又自以为是。执行王明路线是谁也不能避免的，不过在执行中，地区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的水平和个人品质作用就很大了。夏曦同志好记仇，利用肃反杀掉反对他的优秀同志，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与夏曦争执很多，有时拍了桌子。但是，他有最后决定权，我只能服从组织。另外，我早认识夏曦，大革命时期，夏曦是湖南党的负责人，找我要过钱，支持湖南党的开支。夏曦是有很大名气的，号称共产党的湖南三杰之一，是毛主席的好友，又是新民学会的最早参加者。当然，也是执行陈独秀指示阻止十万农军赴长沙以反击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的执行人。他的错误，认识问题为主，品质问题为次。与六军团会师后，批评了他，撤销了湘鄂西分局书记的职务，他改任湘鄂川黔苏维埃政府的副主席。后来，他担任六军团政治部主任。这个时期，他改正错误是认真的，工作是努力的，六军团的同志对他印象不错。其实，在黔东时期，他就开始有了变化。我和夏曦同志相处共事数年，彼此没能交心。我只是做到了组织服从，当争的争，争不赢就服从，只能从大局出发了。

贺龙同志与后来相继担任政治委员的关向应同志、任弼时同志，以及解放战争后期的邓小平同志，相处都是相当融洽的。

胸有全局，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利害的襟怀和思想，是贺龙同志很鲜明的特色和品德，也是时至今日仍十分值得我们学习的。无私无畏为党和革命事业贡献一切的精神是不朽的!贺龙同志是不朽的!

多 难 无 惧

我们的党，我们的红军是在困难中诞生的，困难中成长和壮大的。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大多也同样是在困难中成长壮大的。贺龙同志也不例外。不过，他所经历的困难、挫折、失败之多，都是突出的。因而，经历困难、挫折、失败，吸取经验教训，毫不畏惧，乐观地坚持斗争，继续战斗直至胜利，这应当说是贺龙同志一生的另一特点。当然，贺龙同志晚年遭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诬陷和残酷迫害直至含冤负屈逝世，这是贺龙同志本人无法预料的，即使是有所预料，也是无法抗拒的，这只能说是时代的悲剧，无可挽回的沉痛的教训。

1927年“八一”起义后，革命武装在潮汕失败，贺龙同志与两三个同志化装到了香港，又乘船来到上海到了中央。经周恩来同志同意，周逸群、贺龙同志去湘鄂西搞武装斗争。这时，贺龙同志离开上海时只有周逸群、卢冬生、张海涛、史庶元几个人同行。到了武汉，湖北省委书记郭亮领导组织武汉暴动，要贺龙同志参加任总指挥，但敌人破获了我印刷机关，搞到了我方暴动的全部计划，敌人立即做了充分准备。暴动不成，贺龙同志等即去洪湖地区，会合了贺锦斋同志领导的武装，一共发展到二百人，打出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旗号，会合了在秋收暴动失败而坚持斗争的几个县委领导和少数武装，向敌人展开了进攻。一个多月里，消灭了几股敌军，红军发展到五六百人，在进攻监利县城失败后，贺龙同志把部队交给石首中心县委，只带了十几个同志返往湘西。留下的革命武装后来也受到很大损失，但是保存了坚强的骨干，成为以后鄂西地区及洪湖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重要力量。

在贺龙、周逸群等同志到桑植洪家关之前，贺龙同志的亲友、旧部几十股武装正在那里火并。贺龙同志赶来，接受了贺龙的领导，集合起三千多人的武装，打起工农革命军的旗号，开进桑植县城，成立了桑植县委，打土豪，宣传群众，组织群众。适贺龙同志外出，敌人一个旅突来进攻，红军三战未胜，大部溃散。周逸群同志被迫返回鄂西。贺龙同志回到桑植、鹤峰边界收集失散的队伍，不久，又集中了三四百人，重新进行活动。

这是贺龙同志初组红军的第一次重大挫折。3月举旗，4月失败，开始得声势浩大，失败得也很迅速。原因是队伍尚未来得及整顿，党的力量薄弱，许多人是只服从贺龙一个人，而对革命缺乏认识。贺龙同志在这个挫折面前的态度是散了再收拢，失败了再干起来。在这种精神鼓舞下，1928年6月消灭了敌人一个连，缴获很多，红军又扩大到一千五百人。党又及时派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来到部队，又在红军中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以贺龙同志为书记，并将红军改编称为红四军，贺龙同志任军长，黄鳌同志任参谋长，贺锦斋同志任第一师师长，军还辖有几个支队。部队党的领导有了加强，刚刚着手整顿，湘西特委通知红四军南下牵制敌十四军向湘东红军的进攻，支援湘东、湘南的暴动。前委只能停止在桑植筹建根据地的工作，率红四军南下石门。去后，石门暴动已失败，四军被敌教导师偷袭，损失很大，军参谋长黄鳌同志牺牲。部队撤至泥沙，又被敌军包围，师长贺锦斋同志牺牲，部队又被打散，只剩下二百余人，撤到桑、鹤边界地区。

这次失败损失极大。直接原因是红四军进到石门西北乡时，敌军对湘东、湘南的行动已经结束，正好集中兵力对付红军。更根本的原因是成员复杂，骨于甚少，党的领导在红军中还没有来得及真正确立，许多人对革命仍缺少认识，因而遇到严重困难就会有许多人动摇逃跑。红四军的两次挫折，也使贺龙同志进一步总结了经验教训，如不彻底改变队伍的认识，如不全力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集合起来的旧式武装是经不住严酷考验的。

党的领导正确，政策符合工农群众要求，共产党员的坚贞，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除了极其特殊的因素(例如敌人极端强大以及个别非本质的偶然因素)外，任何逆境都是能够克服的，能够转危为安并取得胜利的。无数革命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贺龙同志领导的湘鄂边地区的斗争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石门失败后，贺龙同志率余部退到鹤峰大山中时，弹、粮奇缺，衣、药更少，军心不安，处境极为困难。这时，贺龙同志的姐姐贺英同志送来了一批药品、弹药、棉花、布匹和银元，并向贺龙和几个党员干部说：“你们带兵，象抓豆子一样，手一松，全散掉了。队伍跟着你，过去是为升官发财，现在为什么?你们搞革命，不是有党员、团员吗?把组织恢复起来，好好整顿部队嘛!”

贺英同志的到来，从物质到精神，给了处于困境的红四军很大的鼓舞。三十多年后的1961年2月2日，贺龙同志讲到这一段历史时说：“石门垮后比较苦，我身上的衣服都换不下来，……敌人打我的黑枪，脑子也清醒些，骄傲个人英雄主义劲也减少了。我姐姐的话，过去根本不听，现在也听了一些。我把廖卓然、陈协平、张一鸣等召集在一起找我姐姐谈。我姐姐说要好好整顿队伍。就整了三个月，共九个班，每班都有党员，也有了团员，廖卓然当排长，王炳南当大队长。他们在二十军和南昌起义的时候都是当过团长、营长的共产党员呢!几个当过特委委员、县委书记和部长的也都是担任班长、排长。那个时候的党员，从来不懂要争个什么职位高低，昨天是师长、特委常委的人，今天就当排长，也甘心情愿，一心为革命奋斗的。不象如今，一个科长改当副科长，就满脑壳官司一肚子情绪，对工作还撂挑子，很不成样子。我们那时候十几个北伐时期的团长、营长，七八个特委、县委的负责同志，全改当了班长、排长，又不是哪个人犯了错误给了处分。他们这么干，部队才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没有这些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一点私心都没有地为革命工作，我一个人有多大本领?我再有信心也是难办哪!”

大整顿后，整个红四军只剩下九十一个人，七十二支枪，编了九个班，不足现在的一个建制连。但是，红四军的革命建军，也可以说这是真正的开始。

部队经过了组织上、思想上的整顿，对敌采取了避实就虚，避强打弱的方针，首先分化了当地贫苦农民参加的被上层人物控制了的“神兵”组织，吸收了有党员领导的伐木工人参加红军。开始向敌人展开了进攻，先后打开建始县城、鹤峰县城，消灭了大量敌团防武装，建立了鹤峰县委和县苏维埃政权，公布政纲，执行正确的政策，深入发动群众，土地革命轰轰烈烈展开，党团组织、农民协会，地方武装也都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了。红四军也扩大到千余人，政治质量也有极大进步，尔后又占领了桑植县城，使鹤峰、桑植两县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一个湘鄂边地区空前的革命形势。

1929年7月，敌军一个旅两次来攻桑植，被贺龙同志指挥的红四军全部消灭。共歼敌三千余人，缴枪千余支，是红四军建军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一年前，红军初组有三千余人，却被敌人一个旅击溃，剩下几百人。后来又恢复到一千几百人，南下失败，经整顿只有九十一个人，七十二支枪。而现在，红四军只有一千余人，两仗却全歼敌人一个整旅，这足以证明红军有了质的飞跃。红四军也迅速扩大到四千余人，在部队设了专职政治干部，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还开办了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根据地的党政建设也有了加强。

1930年，鄂西特委指示红四军东下洪湖与红六军会师。贺龙同志率红四军东下，6月18日进至公安县申金渡和松滋县西斋，7月1 13，鄂西红六军占领公安县城，7月4日，贺龙同志领导的红四军与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同志领导的红六军胜利会师。

从1928年2、3月，周逸群、贺龙同志率十余同志来到湘鄂边地区。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几经挫折，几经失败，几度再起，几番胜利，终于从无到有地创造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包括五峰、长阳等县部分地区的湘鄂边根据地，也建立了一支经过战斗锻炼，有了党的坚强领导基础的红四军。这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开创时期，成功是有多种因素的，而贺龙同志的领导能力、威信和多难无惧的革命信心、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无疑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1930年秋，邓中夏同志来红二军团任政委，红二军团奉命离开洪湖根据地去配合红一、三军团打长沙没成，后来打津市、澧州，军事上受了很大损失，转战外地一年多，在鄂北房县地区建立了小块根据地。这是一次失败，是执行第二次“左”倾路线的结果。由于中央第二次“左”倾路线时间比较短，湘鄂西党的负责同志虽然执行了“左”倾路线，但能逐渐有所认识，在斗争实践中有所改变，又有以贺龙同志和从实际出发的其他领导同志不断反对“左”的错误路线，加上邓中夏同志的品质高尚，虽有路线错误而无整人行为，红军虽有所削弱，但元气损失不大，唯一遗憾的是由于执行中央的错误路线而没能直接参加巩固和发展洪湖根据地，没能使极有可能壮大红军的时机正确地加以利用和大量消灭敌人。

1931年至l934年，红三军(即红二军团)在中央代表兼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同志坚持执行中央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甚至还更“左”的情况下，使洪湖苏区全部失掉，红三军从三万余人的强大武装严重地削弱到两千余人，部队过着没有根据地的游击生活。由于“肃反”极端严重的扩大化，大批忠贞的负责干部一次又一次地成批成批被诬陷惨死，党组织解散了，使红军极大地伤了元气，濒临被毁灭的边缘，只是由于贺龙同志的崇高威望和信仰，才保存了红三军的基干力量。

在中央错误路线的指导下，湘鄂西根据地丧失，红军极大削弱，这是任何人在当时形势下也无法完全阻止的。中央苏区因此而丧失，中央红军亦被迫长征，鄂豫皖根据地也因此而丧失，红四方面军亦被迫转战川陕一带。贺龙同志本人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所能做到的只能是：第一，本人坚定不移地对党忠诚，有充分的革命信念，临危不惧，尽一切可能挽回危机。第二，尽一切力量，在党的组织原则下与坚持错误的中央代表进行建议、批评和严肃的斗争，力求尽可能减少损失。第三，在职权范围内竭力保护一些干部免于在肃反扩大化中遭受杀害。在当时，有一些老同志的生命就是由于贺龙同志的全力保护，才幸存下来的。令人十分痛心的是，在十年浩劫中，他们都遭到了极其残酷的迫害，有的同志和贺龙同志一样被迫害致死。

贺龙同志面对这些由于“左”倾路线而导致的严重失败和严重损失，竭尽全力去争取减少损失，毫不气馁，用乐观主义精神来鼓舞同志们，并且尽可能利用时机使这样极端恶劣的形势有所转化。所以，到了1934年4、5月，中央代表开始醒悟。这时，贺龙同志又强烈向中央代表建议、批评，对肃反有所缓和，开辟了黔东根据地，使红三军有了小块立足之地，喘息之机，进而开展政权建设，才使红三军又有所扩大，使敌军一时难于组织大规模的“围剿”，争取了几个月的休养生息的机会，使红三军终于复苏了。这个转化，贺龙同志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中央错误路线全面贯彻的条件下，贺龙等同志与当时中央许多对“左”倾路线有抵触的领导同志一样，是不可能力挽狂澜的，最大的可能也只是尽力减少损失。当中央路线正确时，贺龙同志也才有可能如虎添翼，发挥他的全部才能与积极性、创造性。三十年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也证明了这一点，即执行正确认识的领导同志同样无力挽狂澜，只能尽力减少损失，在有利的时机下力争条件转化，使之好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二次、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下，贺龙同志虽有抵制，但他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只是这样。而这种作用在当时不仅十分难能可贵，也是贺龙同志的多难无惧，敢于斗争并善于斗争的结果。这同样在今天也是有深刻意义并值得学习的。

胸怀全局、多难无惧是贺龙同志一生中最有特色的优秀共产党人的革命品质。至于贺龙同志自己在几十年大小战斗中、长征途中，多次面临生命危险，甚至在抗日战争的对敌作战中中了敌人施放的毒气，他更是从来无所畏惧的。有人传说，贺龙同志在敌人炮弹在身旁爆炸时他连眼皮都不眨一下，这也并不是神话。我们这些在他身边作过战的老同志都有很深的感受。但是，贺龙同志对别的同志，从政治委员到战士的安危，却是素来极为关心的。

贺龙同志如果不是被诬害逝世，以他的身体和乐观精神而论，也许直至今天仍会与我们同在，为社会主义的祖国效劳，共同为我国的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而欢欣鼓舞。现在，我们只有以更大的努力去投入四化建设，来努力学习与我们分别了的敬爱的贺龙同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