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足轻重 红二方面军不负全局----陈伙成
举足轻重 红二方面军不负全局
——从全局观念看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的作用
红二方面军是长征末期组成的。也许是作为方面军的资格没有红一、红四方面军老，长征出发时也没有红一、红四方面军的人马众多，途中没有那么大的起伏，那么多惊心动魄的遭遇，蒙受那么惨重的损失，所以显得相对“平淡”。在以往有关长征的研究和报道中，涉及红二方面军的文章相对较少。
然而，红二方面军所部的历史并不比红一、红四方面军所部的历史晚。长征中，它的一部走得最早、主体走得最晚，既拉开了长征的序幕，又把长征推向尾声。它是红军长征这部英雄史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它，就没有三军会师。因此，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很有必要对它在长征中的地位作用加深认识。
红二方面军在长征历史中最为闪耀的亮点，是它的全局观念。这种观念从它的部队史开始，在长征的复杂斗争中更显本色。
红二方面军于1936年7月上旬，以红二、红六军团为主体，加上原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红九军团改称的红三十二军组成的。其中的红二军团，是红军最早组成的3个军团之一，当时，即1930年夏，中央曾计划以此发展为红二方面军。但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仅没有能扩大为红二方面军，反而按中央的统一改编计划、改称为红三军，从富庶的洪湖地区，被强敌逼到贫困的湘西，成了偏师。但他们不计名份，在困境中苦苦支撑。红六军团于1933年夏由湘鄂赣苏区红十六、红十八师和湘赣苏区红十七师组成，当时未成立军团部。此后，在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出击南浔路作战中失利，红十六师损失惨重，全部转为红军游击队；红十八师缩编为1个团，随红十七师到湘赣苏区。
1934年初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形势严重恶化，博古、李德内定必要时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他们想到了红三军和红六军团这两支偏师，命令红六军团先征转移，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既前往探路，又让其与红三军取得联系，增强湘西地区斗争的基础，以为下一步中央红军将中央苏区搬迁到湘西做准备。但他们并没有把真实的意图告诉红六军团的领导任弼时等人。红六军团奉命于1934年8月上旬撤出湘赣苏区开始西征，沿湘桂边境五岭西去，转经贵州东部，历尽艰辛于同年12月24日到黔东苏区印江木黄，与红三军会师。是时，全军已由出发时的9700余人，锐减至3300余人。他们以自身的重大损失，为中央红军下一步的战略转移验证了沿五岭西去的可行，故史称红六军团西征揭开了红军长征序幕。更重要的意义是两部的会师，加强了湘西战略区红军的力量和影响。两部会师后，红三军复红二军团，两军团共7700余人，在贺龙、任弼时统一领导下，展开了湘鄂川黔边的斗争，并为后来红二方面军的正式组成，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在红六军团与红二军团会师的十几天前，即1934年10月10日，博古中央命令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将中央苏区迁到湘西。为此，他们于10月22日以中革军委名义电令红六军团立即与红二军团联系，在黔东松桃和湘西乾域(今吉首)、凤凰地区建立新苏区。熟悉当地情况的贺龙、任弼时，深知中央指定的区域并不适合于红军大部队长期生存发展，他们从实际出发，决定两军团一起行动，向湘西北广大地区发起攻势作战，利用红二军团早先在这里建立的群众基础，争取恢复苏区、增强兵力、营造军事、政治声威，进而影响相对靠近的长沙，将湖南国民党军主力吸引在湘西北地区，策应中央红军行动。他们坚信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不顾博古中央的一再反对，两军团坚持一起行动，于同年11月和12月间，接连袭占了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地，并进攻湘西北重地辰州，围攻常德，给湖南国民党军以震慑，也使所部实力突破了万人，初步恢复了湘西苏区，从而造成了在长江中流两岸，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三军鼎立的新的战略态势。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鼎立于长江中流的三军，作了战略上的通盘考虑，力图扭转大局。赋予红二、红六军团的任务，是坚持湘鄂川黔边的斗争，竭力拖住敌军，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协同争取“四川赤化”。
这时，蒋介石的战略重点虽仍然放在对我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求得将中央红军聚歼于贵州。但由于四川有红四方面军，湖南有红二、红六军团，他既担心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又担心中央红军东渡乌江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如果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出现，都将是更大的麻烦。但长江是天堑，相对而言，将介石更担心的是中央红军东返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此，他解除了何键湘军主要用于“追剿”中央红军的任务，而是让何键湘军大部在鄂军配合下“围剿”红二、红六军团，一部用于对乌江东岸的守备，防止中央红军东渡进入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使得红二、红六军团面对的“围剿”军兵力达到了12万人，相当于自己兵力的十倍。
在这样严重的敌情压力下，如果从本部的稳妥着想，红二、红六军团完全可以乘敌“围剿”军派系不同并且尚未完全到位之机，突进湖北外线，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但如若那样，何键湘军失去目标，必然被蒋介石调回参加对在贵州的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那样，中央红军的敌情压力也就加重了。在从全局还是从局部着想的面前，他们选择了服从全局，坚决承担中央赋予的任务，坚持湘鄂川黔边的斗争。在这一方针下，红二、红六军团从1935年2月开始，积极寻求战机，至8月间，先后进行了后坪战斗，陈家河、桃子溪战役，板栗园战斗等30次战役战斗，先后与敌80多个团作战，共毙伤敌师长以下官兵约万人，俘敌师长以下官兵约8000人，缴枪近万支，轻重机枪150余挺，山炮两门，子弹120万余发，极大地改善了部队的装备，两军团的总兵力比会师时增长了一倍以上。对于这段斗争，正如任弼时在总结中所指出：“在配合主力红军与其他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的。”
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北上，红四方面军也撤出川陕苏区战略转移，三角鼎立的战略态势不复存在，红二、红六军成了孤悬于江南的唯一的主力红军。1935年11月，蒋介石国民党集中130个团，对红二、红六团发动“围剿”。为了保存实力，贺龙、任弼时率领红二、红六军团撤出湘鄂川黔苏区，向贵州转移，于1936年3月通过乌蒙山回旋甩开敌之“追剿”后，决定在黔西南盘县地区建立新苏区，坚持江南的斗争。
这时，党内出现的张国焘分裂主义，将贺龙、任弼时和他们的红二、红六军团推到了对党的政治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地位。他们这一票的投向，关系到党的命运。正因为这样，朱德和张国焘都想到了贺龙、任弼时及其所部。朱德想联合他们说服张国焘放弃与党中央对抗；张国焘想拉他们站在自己的一边，继续与党中央对抗。朱、张同床异梦电令贺、任率部北上甘孜会合。早已与中央失去联系的贺龙、任弼时把朱张的电令当成是中央的命令，立即放弃在江南坚持斗争的计划，率部继续长征，实现与南下红军在甘孜的会师。甘孜会师后，贺龙、任弼时得悉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真相后，旗帜鲜明地站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一边，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一起，共同促使张国焘同意南下红军北上。
于是，有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西北革命大本营，也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
回顾这段历史，可以从贺龙、任弼时乃至红二方面军广大官兵身上学到其高贵的品质：位居偏师不忘全局，举足轻重不负全局。
（中国军事科学院军史历史专家 陈伙成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