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智斗张国焘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与建国初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为中国共产党五大书记。
1950年10月27日,开国元勋任弼时英年早逝。
长征途中,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是中共党史上危害党与红军团结统一的最严重事件。在关系党和红军前途与命运的紧要关头,任弼时挺身而出,坚决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北上抗日路线,维护全党全军团结,同张国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推动党和红军实现集中统一,促进和实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弄清真相●
1936年,任弼时三十二岁,却有着与中国共产党建党几乎相同的党龄,以及同龄人所少有的老成。当时,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红二方面军政委。
任弼时一向十分重视与党中央的电讯联系。中央红军长征后,任弼时更是一再嘱咐,一定要与中央保持好联系。但是,大约在1935年8月上旬,红二方面军二、六军团与中央的电讯联系中断了。任弼时非常焦急,每天都要询问几次,并且命令电台日夜呼叫,一定要与中央取得联络。
1935年9月29日,报务员呼到一个电台,音调和报务员的手法都很像中央电台,马上向任弼时报告。任弼时将信将疑,当即复电周恩来,除报告二、六军团的情况,还特地提出:“你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说明此间省委委员姓名,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因中央没有二、六军团的密电码,收不到电报,周恩来没有回电。但任弼时却意外地收到署名“朱张”的复电。来电准确地列出湘赣川黔省委委员和书记的名单,并告知: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中央任命张国焘为总政委……他仔细研究了电文:“朱”是指朱德总司令;张是指张国焘,中央刚刚任命的总政委。
后来才知道,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公然反对中央北上的方针,党中央、毛泽东只好率红一方面军一部单独北上,张国焘则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为达到分裂红军的目的,张国焘对随左路军行动的电台和密码本严加控制。
1936年1月,六军团的报务员,发现又有中央电台呼叫。经过验证,得到肯定回答后,对方立即用明码发来一份署名“豪”的电报,大意是:“弼时,我们已到陕西保安,密留在老四处。”任弼时读罢,心里明白,这是周恩来发来的电报,告之中央已到陕北,与二、六军团联络用的密码本留在四方面军。电报还确定了新的联络方式。
在与中央失去联系数月之后,再次恢复联络,任弼时心中的喜悦是难以形容的。随即,党中央向二、六军团通报了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朱总司令及一方面军的一部留在四方面军,张国焘另立中央搞分裂活动并坚持错误路线等情况。这时,任弼时才搞清楚了1935年9月29日的“朱张”来电究竟是怎么回事。任弼时也向中央报告了二、六军团的基本情况并坚决拥护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
任弼时将这一情况通知二、六军团领导,因此,对于张国焘搞分裂的情况以及可能面临的严峻斗争,二、六军团的领导是有思想准备的。
果然不出所料,尚未会师,矛盾与问题就发生了。张国焘派“工作团”前来慰问,同时也送来一些文件和材料。王震发现其中有诽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内容,马上报告任弼时。任弼时十分警觉,立即向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明确交代:张国焘派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许搞分裂,特别是不准讲党中央、毛主席和红一方面军的坏话,一句都不准讲;送来的材料一律不准下发,保留一份,其余全部销毁。
●针锋相对●
1936年6月底,二、四方面军跨越千山万水,在敌人的疯狂堵截中杀出重围,终于在甘孜会合了。远来的战士噙着热泪,拥抱着在草原上翘首伫立、等候已久的兄弟。两军都沉醉在狂欢的热潮里。慰问品源源不断地送到了二、六军团指战员手中,战士们高亢的歌声震撼山河。
任弼时也很兴奋,不顾万里跋涉的劳顿,征尘未洗就忙着找战士、干部谈话,了解他们的情况和愿望,忙着找新建的当地政府了解民情和地形。
7月1日,朱德、张国焘等日夜兼程赶到甘孜会见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王震等二、六军团领导人。同志们久别重逢,分外高兴。有的同志多年南征北战,叱咤风云,但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今日见到了,相互紧握着手舍不得放开,久久地端详,联想昔日传闻,重温旧时的印象,打量今日的变化。
当天晚上,朱老总将任、贺留了下来。经过数年征战再聚首,自然都有许多话要说。然而,一见面,朱德就直奔主题,把从沙窝分兵以来张国焘反对中央,搞分裂的阴谋行径原原本本地叙述了一遍,并拿出一大沓文件:有政治局关于北上的决定,有中央严令张国焘北上的电报,有“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等等。
朱德沉重地说:“看来,一场严重的斗争是不可避免了。”
听了介绍,任、贺进一步弄清了近两年来党内激烈斗争的详情。
任弼时坚定地表示:“朱总司令,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坚决服从您的命令,一切听从您的指挥。”
贺龙也说:“朱老总,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着与中央会合呢!”
此刻,任弼时深深感到维护、促进红军的团结统一,实现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客观上讲,任弼时确实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其一,没有参与红一、四方面军之间的争论与斗争,是“局外人”,有利于从中进行调解与斡旋;其二,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红二方面军的政治委员,在党和红军中都有重要职务,说话有权威,有分量。
第二天,召开庆祝大会。在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坐着张国焘、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绿草茵茵的山坡上,二、四方面军的战士排成整齐的方阵,歌声、欢呼声、口号声连成一片。他们中有江西的老,有湖南的大哥,有四川的娃子,有湖北的老乡,不管相识不相识,都是同志,更是亲人。
朱总司令首先讲话。他庆祝两军的会师,同时也明确地说:西康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继续北上,要团结一致,战胜一切困难,到陕北同毛泽东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合。
总司令的讲话激起了热烈的掌声。
任弼时也讲了话,特别强调:我们惟一的道路是北上与中央会合。
接下来,张国焘刚要起身讲话,坐在旁边的贺龙就半认真半玩笑地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
结果,张国焘硬是没敢讲不利团结的话。
后来,贺龙说:“其实,我哪里会打他的黑枪,是他自己心里有鬼嘛!”
会后,张国焘向任弼时提出“六军团归我指挥”,“二、六军团调换首长”、“另派政委”等主张,都被任弼时一一拒绝。在军队领导权的问题上,任弼时是当仁不让的。
张国焘又派人向任弼时提出,在政治上与他“保持一致”。任弼时则明确地回答,只有在中央十二月(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
张国焘建议召开党的会议,任弼时就提出:“报告由哪个作,有争论谁来作结论?”把张顶得张口结舌。
任弼时坚持原则,态度鲜明,给朱德以全力支持。在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红军将领及广大红军战士的共同反对下,张国焘终于被迫同意北上。
许多年以后,朱德说:“与二方面军会合后,我们气壮了。”
●智救“罪犯”●
会师不久,任弼时就听说廖承志仍在监禁中。
在鄂豫皖苏区时,张国焘搞“肃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凡是反对他的干部和战士无一幸免地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许多优秀的红军指挥员没有战死在沙场,却惨死在自己同志的屠刀之下。相比之下,廖承志、罗世文、朱光等还属于幸运者,虽然一直处于监禁、审查中,但毕竟没有被杀头。长征开始后,他们就被押解着随队伍前进。他们是“另类”,谁都不敢与之接触,更别说讲话。他们也不愿意和别人打招呼,怕连累人家。
对于廖承志,任弼时久闻其名,知道他不但是国民革命先驱廖仲恺之子,还是著名的共产党人。
那天,在一个小山坡上,任弼时正和张国焘谈话,一队被押解的“罪犯”刚好从旁边走过。任弼时打量着其中一个身材中等、头发蓬乱、衣衫褴褛、截着眼镜的人,忖度着此人可能就是廖承志。
于是,他径直走过去,伸出手,小声问:“你是廖承志吗?我是任弼时。”
廖承志又惊又疑,连声答道:“是,是我。”
任弼时马上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并高声地问候。
张国焘看到这种情况,赶忙走了过来,装起笑脸问:“怎么,你们认识?”
任弼时笑着说:“老早就认得,老朋友了!”
其实,此前任弼时根本就不认识廖承志,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廖承志心如明镜,非常感动,一种温暖油然而生。
任弼时指着武装押送人员,显出惊异的神情,回头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张国焘异常狼狈。
任弼时见状,也不想让张国焘太难堪,就说:“他是我的朋友。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请你告诉我。”
张国焘不免尴尬地应答着。此时,凭张国焘的心计,他不一定就相信任弼时的话。但毕竟心中有鬼,害怕任弼时的义正词严,不得不暗中恢复了廖承志、罗世文、朱光等人的部分自由。
此后,廖承志从未与任弼时一处工作过,但却永远记住了他们初次相识的情景。十几年过去,任弼时病逝,许多战友满怀悲痛回忆共同战斗的一件件往事,而廖承志却只写了“一点”回忆,他真诚地写道:“实际上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彻夜长谈●
离开甘孜,两大主力红军就分路北上,进入充满神秘而变幻莫测的草地。
这是红二方面军第一次过草地,而对红四方面军来说,则是第三次了。
按照朱德的意见,任弼时离开了二方面军,随同总司令部一起行动。任弼时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主动找四方面军的干部谈话,了解情况。他默默地倾听他们的意见,从广泛的接触交谈中,了解部队的各个侧面,做了大量促进团结的工作。
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晚上,他与前敌政治部主任傅钟进行彻夜长谈。为了不影响战友们休息,他们走出帐篷,来到一块高地上。
深蓝的夜空满天星斗,苍茫的草原融入浓浓的夜色。疲倦的红军战士早已进入梦乡,万籁俱寂,好像偌大个世界只有他们两个人在低声述说。任弼时讲述了二方面军的艰难行程,也肯定了四方面军做得好的地方。接着,他严肃地批评道,你们送来的小册子,公开宣传同党中央的分歧,说中央红军“不辞而别”,这样的内容有损于团结,有损于中央的威信,为什么还散发?
随后,任弼时直截了当地问:“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走?”
傅钟不假思索地说:“不知道。”
任弼时十分惊讶。
傅钟说:“当时确实如此,不知道怎么就闹到这个地步。”
任弼时就让傅钟将他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详细地叙述一遍。
任弼时敏于事而慎于言,同时也善于抓住要害。听罢,他严肃地问:“中央有没有北上的决议?”
“有!”
“有,为什么不执行?”
这一问,一针见血,击中傅钟的要害。尽管草地上凌晨格外寒冷,内疚之情仍令他直冒汗。关于制定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中央召开了多次会议,其中有两个会议,傅钟也列席了,但却没有执行和维护它。
见到傅钟开始认识到错误,任弼时没有再说什么,只是要他在天亮后到总司令部机要室看电报,并说:“凡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
看过电报,傅钟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四方面军分开前后,中央一直坚持两河口会议精神,希望、等待并准备接应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对争取张国焘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而这些重要信息都被张国焘封锁了,如果不是任弼时的点拨,自己仍然被蒙在鼓里。
第二天晚上,他们的谈话继续进行,任弼时语重心长地指出:“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
听了这话,傅钟心服口服。
还有一件事,像石头一样压在傅钟的心上。张国焘自立“中央”,搞了个中央委员名单,傅钟的名字也在其中,因此他感到有很大的压力。任弼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经过调查,对傅钟说:“那个名单全是张国焘和黄超搞的,事是他定的,人也是他定的,责任全在张国焘,你们没有任何责任。”听了这话,傅钟一下子就解脱了。后来,任弼时也没有因此批评名单上的任何一个同志。
天快亮了,一夜长谈又要结束了。告别时,任弼时语重心长地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能参加党内斗争。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
几十年后,傅钟回忆起草地的彻夜长谈,仍然十分激动,说:“弼时的这些话贵如金石,在我心里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不仅使我经久不忘,而且每想到它,都会引起新的震动。”他还说,任弼时“多次同我彻夜长谈,以和蔼诚挚的态度教育了我,也教育了成千上万的同志”。
9月初,任弼时要回二方面军了。分手时,依依不舍之情难以言表。傅钟说:“和任弼时同志一起度过的两个月令我永远难忘。”
在与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交谈后,任弼时得出这样的结论: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希望团结反对分裂的;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做法,许多干部是有着不同意见的。他还发现,张国焘虽然私立了“中央”,却不敢公然亮出。
一个消除隔阂,促进团结的方案逐渐形成。
任弼时建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并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的分歧。在此之前,大家暂时不要提那段不愉快的往事,而要面对现实,以应付瞬息万变的局势。这个方案得到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普遍的赞同。当时,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最大心愿就是盼望和中央红军早日会合。
●推动北上●
在北进途中,任弼时与张国焘日则同吃同行,夜则同坐同睡,耐心与之交流。他还和朱德一起找张国焘谈话,帮助和促使其改正错误。
张国焘仍然顽固不化,继续坚持分裂主义的立场,散布一些奇谈怪论,主张取消“中央”,成立西南局;陕北那边应该改称西北局,两边平起平坐,都由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统一领导。他还是不想承认党中央,反对党中央的统一领导。
任弼时了解张国焘的底细,知道搞派别活动是他的老毛病,但想不到会发展到这个地步。针对当时的情况,任弼时认为最迫切的问题是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他说:列宁是非常重视统一问题的。列宁说过,统一对工人阶级是无限宝贵的,无限重要的,在斗争中是最伟大的武器。若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党的真正统一是不可能的。
任弼时这种立场鲜明坚定的态度,对干部战士教育极大。
1936年7月27日,中央来电,批准成立中共西北局,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这显然不是张国焘希望的那种直属共产国际代表团而且和党中央平行的组织,而是归中共中央统一领导的下属组织。广大指战员热烈拥护西北局的成立,并寄予厚望。任弼时非常清楚:西北局的使命就是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领导地位,坚持党的组织原则,保证中央方针的贯彻和北上会师部署的顺利实施。
西北局的成立,打破了张国焘的个人专权,重新建立民主集中制的集体领导,为反对分裂主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西北局会议上,任弼时与其他委员对张国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此之前,朱德、徐向前也对张国焘提出过批评,但张国焘根本听不进去。现在在西北局会议上正式提出来,张国焘就不能不听了。由于任弼时、朱德、徐向前等人带头坚持正确原则,党内生活有了新鲜空气,张国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极不情愿地服从多数人的意见,执行中央继续北上的方针。
经过一个月的行军,红军大部队分别于1936年7月27日至8月1日,陆续走出了草地。由于已经有了过草地的经验,事先准备了大量的粮食、牛羊与帐篷,也由于睛天多,雨天少,因此,整个行军比较顺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这次北上,目的很明确。广大指战员兴高采烈,精神焕发,勇气倍增。”“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军顶烈日,战饥饿,越高山,第三次过草地,终于胜利到达包座地区。”
进入甘南地区,确实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那里人口较多,物产丰富。刚刚走出茫茫草地,皑皑雪山,猛地看到庄田村舍,听到鸡鸣犬吠,红军干部战士莫不欢欣跳跃,热泪盈眶。
然而,张国焘是不甘心的,显得非常急躁,派人向任弼时建议:召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议,求得意见一致。任弼时心里很清楚,张国焘这是自恃人多枪多,企图以势压人;同时是想利用这个会议,争取一部分同志的同情与支持,继续同党中央对抗。于是,任弼时明确表示:不要开这个会,把党内分歧在干部中公开出来没有任何好处,只会造成上层对立,加深分歧,使工作更困难。
张国焘听不进去,亲自出马,找到任弼时,执意要召开两军干部会。
任弼时非常冷静、镇定,义正词严地说:“我反对开这个会!如果你坚持要开,我敢肯定,你的目的一定达不到。四方面军的干部一旦弄清真相,绝大多数要站到党中央一边的。如果二、四方面军干部对你的态度尖锐起来,那谁都帮不了你!”任弼时的话,力抵千钧,张国焘害怕自己更加孤立,就再也不敢提议开会了。
干部联席会议没能召开,但上层的斗争更激烈地进行着。
会议室里,首长们继续会谈。门口布置了更多的岗哨,拒绝任何人接近。会场里传出任弼时那坚定的声音:“其他问题一律不谈,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要赶快和一方面军会合!”
针对张国焘那种蛮横无理,诋毁毛主席的恶意言论,任弼时沉下脸来,严厉地说:“我们二方面军的同志,很多是从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是很熟悉的,有感情的。即使不是井冈山来的,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也有崇高的信仰。你如果要强迫他们反对毛主席,那么他们就要翻脸。我认识你,可是,他们是不认识你的!”任弼时这话有如重磅炸弹,让张国焘心惊肉跳。
越往北走,张国焘就越着急,像热锅上的蚂蚁。于是,左一个鬼点子,右一个馊主意,拼命反对北上。比如,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往西,到新疆接通苏联,获得武器装备再回来;一是出东南,向川陕豫鄂发展。任弼时看透了张国焘的心思,这些主张的症结就在于害怕和党中央会合。想当初,他竭力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坚持率部南下,实践证明,南下无出路,现在再要北上,实在是无颜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西北局的会议上,为了解除张的顾虑,任弼时非常诚恳地劝告:“错了就认错,作个自我批评,回到马列主义路线上来,不再搞派别活动,这样,对党有好处,对个人也有好处,起码不会抹杀自己的功绩和光荣。”
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由于任弼时、朱德等领导同志以及广大指战员不懈的斗争,张国焘只好同意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1936年10月,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一方面军会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任弼时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为主力红军的大会师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此,中共中央书记处给予充分的肯定:“任弼时、贺龙、肖克同志等率领的红二方面军的路线是正确的。”张国焘后来之所以取消第二“中央”和北上,原因之一“是由于二方面军的逼迫”,张国焘“虽然采取各种方法企图压迫二方面军的领导者同意其路线,但受到二方面军布尔什维克的反对”。
朱德也赞扬有加,说:“二方面军始终都是好的,听指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