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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兵祁连 西路军历尽艰险

1937年3月，西路军在历经120余天的苦战后，被迫转战祁连山，开始了历时40余天、长驱1000公里的艰苦西征。“部队进入祁连山的目的是摆脱敌人，几天以后，敌人被甩远了，但是我们的困难也达到了顶点。”

石窝会议

5月11日下午，从临泽县群山环绕的梨园口进入祁连山，记者一行到达肃南县境内。肃南县城坐落在群山绿树环绕之中的一块平地上，这是全国唯一的裕固族自治县。低矮的楼房上，裕固族风格的装饰格外醒目，空气潮湿，街上行人稀少。“西路军当年就从祁连山中穿过，艰难地向瓜州前进。”肃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朱有才说。

1937年3月13日，经过临泽苦战，已不足3000人的西路军余部转移到了祁连山一座海拔3000多米的陡峭山峰上。此山之上有一片巨大的石窝，事后，西路军幸存者称它为“石窝山”。

3月14日，西路军余部集结到石窝山的雪岭上。汽油燃尽，无法发电使用电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会议上自主决定了今后的行动方针：“陈昌浩、徐向前回陕北向中央汇报西征情况；撤销西路军军事委员会，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剩余人员分三个支队分散游击，伺机东返或西进。”

在石窝山，记者见到了海拔最高的红军纪念碑——红石窝会议纪念碑。

“这座碑建于1986年，那时车还到不了山下，石料和水泥全由牛驮、驴马牵引。”朱有才说，“由于海拔太高，行路艰难，这座纪念碑前没有出现过花圈簇拥、万人瞻仰的场面，但却真实地记录了一段历史，其深远影响和存在的价值难以估量。”

兵分三路

1937年3月14日午夜，西路军分开行动。王树声、孙玉清带领五军、九军余部及总部妇女团一千余人，为右支队往东行，在祁连山北麓开展游击战争；陈昌浩、徐向前各带一名警卫员于当夜离开部队，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艰难路程；李先念、程世才等领导三十军及总部机关成员一千多人，为左支队往西走；张荣率教导团、特务团一部及伤病员、妇女团余部和总部近千人为中支队就地游击。

“中支队在突围时被敌搜山部队冲散，绝大多数战士牺牲，支队长张荣被敌人杀害于梨园口；王树声支队先后在马场滩、康隆寺、寺沟峡迂回阻敌，牵制敌人，策应李先念支队顺利西进。右支队为掩护左支队行动也被敌人打散。”西路军历史研究者王光元说。

徐向前化装后，经宁夏过黄河，历尽艰险找到了援西军总部，回延安后向党中央汇报了西路军西征情况。陈昌浩化装后先回到了他的老家汉口，“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才回到延安。

祁连山中

1937年3月，虽然已是初春，但逶迤连绵的祁连山区一片冰天雪地，寒风呼啸，渺无人烟。由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向南行动，经过三天急行军，摆脱了尾追的敌人，深入祁连山中，西路军战士衣服单薄，又缺粮食，许多人赤脚爬冰卧雪。

“部队进入祁连山的目的是摆脱敌人，几天以后敌人被甩远了，但是我们的困难也达到了顶点。”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回忆，“在这冰天雪地的绝境中，我们白天靠着指南针爬山越岭，同志们的胡子、眉毛上常常挂满冰霜，身体虚弱的同志不断倒下去……”

“饥饿无情地威胁着左支队指战员的生存，在连续的激战撤退中，全军没有来得及筹集粮食就进入了祁连山，在长达四十多天的祁连山行军中，没有见到一颗粮食。”西路军历史研究者孔祥迪说。

3月23日，经过总部三局电台工作人员试验努力，把汽油发电机改装成了手摇发电机，电台老手亲自上阵，摇动发电机，调谐频率，拍发信号，终于与党中央电台取得联络。中央电示：“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视情况可向新疆或内蒙古转移。”支队复电：“决心继续西行，向新疆前进。”

“为了防止敌人侦察到我军行动方向，左支队决定每周与中央联络一次，同时工委决定，立即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向部队传达。”孔祥迪说，“得到了中央的指示，全军经过传达动员，立刻精神振奋，怀着无限的希望向西挺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