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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人民军队全体将士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作为红军三大主力中最强大的一支－－－－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一、红四方面军的战术

１９２９年１１月，徐向前与戴克敏共同起草的《军事问题决议案》中，将鄂豫皖红军的游击战争经验概括为七条作战原则：

（一）集中作战，分散游击；（二）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三）敌情不明，不与作战；（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五）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六）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七）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这七条原则形成了红四方面军军事思想的基础。这种风格的作战方式，也被称为“飘忽”战术。

“七条作战原则”与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创造的“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原则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十六字诀”更加朗朗上口，而“七条作战原则”则更加系统、详尽。“飘忽”战术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徐向前说：“红军人少武器差，打大仗不行，要靠多打小仗取胜，积小胜为大胜。”“关键是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打也好，跑也好，进也好，退也好，集中作战也好，分散游击也好，都离不开这一点。”

随着红军的成长，红军的战术也由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红四方面军成立后，他们经常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大量歼灭敌人。１９３１年，敌人第三次“围剿”前夜，红４方面军已经发展到３万余人，徐向前任总指挥。鉴于根据地周围的敌军尚未完成“围剿”的准备，他决心一反过去诱敌深入、内线作战的反“围剿做法。“先发制人”，组织外线进攻，各个击破敌人。从当年１１月至翌年６月的７个多月内，徐向前集中红军主力，忽北忽南忽西，连续发起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进攻战役，在外线歼敌近４０个正规团共６万余人。战后，方面军总兵力发展到４．５万余人，根据地面积扩大到４万余平方公里，建立了２６个县的革命政权，威胁武汉、南京，引起国民党营垒的极大震恐。这四大战役中有三大战役是采用“围点打援”战术。

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后，红四方面军的战术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产生了名为“收紧阵地”的战术。先利用有利地形，在节节抵抗中消耗敌人。最后集中兵力，大举反攻。利用这种战术，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反“六路围攻”胜利后，为了配合一方面军的长征，红四方面军又进行了强渡嘉陵江的战役，这是人民军队中最早的强渡江河的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在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还进行了强攻包座的战役，也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也是红军少有的强攻要塞的攻坚战，从而积累了宝贵的攻坚经验。

红四方面军的战术是变化多端的。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变化多端的战术，他们才成长为红军中最强大的主力。即使在遭到南下重大挫折和西路军全军覆没的重大失败之后，红四方面军的余部，仍然是红军最强大的部队。

二、事实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红四方面军军事思想的核心

红四方面军的战术的不断创新，得力于红四方面军有一大批才能卓著的军事家，如徐向前、曾中生、许继慎、蔡申熙等人，尤其以徐向前贡献最为巨大。

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思想虽然多变，但其中有其不变的内核，那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

鄂豫皖红军纯粹是由游击队产生发展起来的，人数既少，武器又差。早期的红军虽然号称三个师，但每个师只有数百人，武器连步枪都很少，更谈不上重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采用典型的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退我进”、“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每当优势敌人的“会剿”、“围剿”来临，都采取诱敌深入、避实击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法，适时从运动性的防御转入进攻，在进攻中大量歼敌。“飘忽”战术是其必然选择。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红军已有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歼灭战，但仍然没有较强的攻坚能力。于是他们采取了“围点打援”这一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常常用少数兵力围困具有坚固工事的敌人，在中途设伏，消灭来援的敌军。因为以红军的装备，能够而且只能够在野战中消灭敌人。这一时期，多数红军的主要战术仍然是诱敌深入，各个击破，但红四方面军则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变被动为主动，积极进行外线作战。这一战术的好处在于，积极在敌占区作战，从而减少敌人对根据地人民的蹂躏和破坏。徐向前在总结这次反“围剿”的经验时指出：“‘围剿’和反‘围剿’的不断反复，是我国十年内战的主要形式。毫无疑问，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内线歼敌，是红军粉碎敌人‘围剿’的基本方针。但这是否意味着不容许在一定条件下，用积极进攻手段，事先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呢？当然不是，而且也不应当是。

在川陕根据地，徐向前从当地的地势、敌情、我力等条件出发，创造了“收紧阵地”这一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反“围攻”作战形式。每当优势敌人的数路“围攻”来临时，红军采取“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攻，重点突破”的战法，即依托根据地内的山险、隘路、垭口、密林，先以部分兵力“分兵把口”，节节防御，步步抗击，逐步向心退却，诱敌深入，待大量消耗和疲劳敌人之后，再集中兵力实施总反攻，大规模歼灭敌人。

采用这种战术，红军充分利用了川北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易守难攻的特点，敌人每夺取一个阵地，向前推进一里、二里，都要付出惨重代价。红军则利用川北南低北高、山险路隘、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在运动性的阵地防御中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大量杀伤敌人。愈到根据地后部，山势愈陡险，红军兵力愈集中，愈利于实行决战防御和转入反攻。

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徐向前离开红四方面军，先后在河北、山东工作，解放后战争后，又在山西组织为数不多的地方部队，消灭了阎锡山的反动武装，解放了山西。这几个时期，其战术又有许多新的发展，这已经不属于红四方面军军事思想的范畴，这里不再详述。

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思想，完全是根据实际情况，从实际出发而不断变化的。“飘忽”战术、“围点打援”战术、“收紧阵地”战术，都是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根据地形和其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

除此之外，红四方面军战术的制定，离不开人民军队将士极高的政治素质。人民军队，以弱打强，常常要碰到比敌人多得多的困难，忍受比敌人多得多的痛苦。只有党领导的有高度阶级觉悟的将士才能执行这样的战术任务。徐向前把红四方面军的传统战斗作风概括为“狠、硬、快、猛、活”五个字。狠，即部队具有“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英勇气概，求战心切，投入战场后不消灭敌人誓不罢休。硬，即敢打硬仗、恶仗，坚韧顽强，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快，即果断神速，“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进行战役战斗，在周密组织计划的基础上，集中兵力要快，开进战场要快，兵力展开要快，抢占有利地势要快，扫清外围据点要快，断敌退路要快，突破缺口要快，分割穿插要快，扩张战果要快，追歼逃敌要快。猛，即进若锋矢，战若雷霆。它既是震慑敌人的强大精神力量，又是摧毁敌人的强大突击力量。进攻时猛打猛冲，排山倒海；防御时以十当百，众志成城；迂回分割时猛插猛进，宛如利刃；追歼逃敌时，猛打穷追，摧枯拉朽一般。活，即灵活机动性。善于利用客观形势的有利因素和敌军的矛盾、弱点，避实击虚，避强击弱。这是任何敌人所不具备的。国民党悍将卫立煌曾慨叹：“八路的打法好是好，咱们学不了。咱们的部队一撒出去，就收不拢来罗！”“别说让总司令和大家同甘共苦，就是让一个连长和士兵一样，恐怕他也不会干！”。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更应该强调，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思想，得益于广大红军官兵甚多，不是一两个天才可以独立完成的。

三、学习前辈军事思想精华，做好各项业务工作

军事学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但其思维方法与其他工作的思维方法仍然是相通的。正因为如此，《孙子兵法》不仅为世界军事学家所重视，而且为政治家和商界人士所重视。并且随着人类战争的减少，军事思想的重要价值可能越来越体现在其他领域。

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思想，和其他红军及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思想一样，不仅是重要的军事思想财产，对我们的各项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启迪。

首先，是其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许多游击队都是乘敌不备发动的武装起义，迅速取得胜利。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骄傲情绪，急于攻打大城市，或者急于同强敌作战，常常造成巨大损失，甚至全军覆没。也有些游击队在遭到失败后，陷入消极状态，同样会断送革命。红四方面军的七条军事原则，是在认真考察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制定的战术原则，既不同优势敌人硬拼，也不是消极被动挨打，而是根据自己的力量，正确地选择作战对象、作战时机，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消灭敌人，不断壮大自己。这种科学态度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在做任何工作的时候，都不能脱离客观条件，不能好高骛远。而是要踏踏实实，选择正确的目标，把自己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但绝不能脱离自身力量。

其次，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变化了敌情、我情、地形、时机等等，及时改变工作方法、工作思路。一种工作方法可能适用于不同的工作任务，但绝对不会适用于所有的工作任务。试图用一种方法处理所有的问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懒汉作风。红四方面军在根据具体情况改变战术方面是极其突出的。其“飘忽”战术、“围点打援”战术、“收紧阵地”战术等虽然变化多端，却无一不是从实际出发的正确选择。中国古代军事家孙武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明代军事理论家尹宾商说：“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来变，厥疾弗能疗也。”这些闪光的思想，不仅适合于军事学，也适合于任何工作领域。

其三，红四方面军“狠、硬、快、猛、活”的作风，也值得我们继承发扬。这种精神，这种作风，是红军它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艰险环境中，英勇善战，迭摧强敌，打不跨、拖不烂的重要原因，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我们的各项工作中，各项事业中，仍然应该发扬光大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