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川陕边区和红四方面军的经历--刘瑞龙
我在川陕边区和红四方面军的经历（节录）
刘瑞龙
我原来在党的江苏省委农委工作。一九三二年秋，由于叛徒陈资平窜到上海，破坏我党，我不能再在上海活动了。同年十月，党中央调我离开省委。在红四方面军到达川北后，决定派我前往川陕工作。
一九三三年二月三日，我化装成商人，随党中央交通（当时党的陕北特委派到上海向中央请示工作的）崔凤运同志，取道西安，尔后转道去川陕。临行前，党中央交给我的任务是：到西安，协同陕西省委研究有关陕北问题后，再到红四方面军总部报到，接受分配工作。并要我把用药水密印在几部旧小说页背面的共产国际十二次全会的文件和党中央的其它文件，带给红四方面军总部。还约定，我途中化名“王大舜”与中央联系。以队途中万一发生不幸，一提王大舜，中央便知道了。
交通员把我领到党的陕西省委秘密联络处——“西北文化日报”社的社长宋绮云同志（即小萝卜头的父亲）处。他曾任过我党江苏邳县县委委员，是杨虎城将军驻军安徽阜阳时的老友（后来当了杨的秘书）。接着，经过当时任杨军警卫团副官的我党省委内部交通史维然同志，领我到了省委机关，见到了省委书记贾洪光（即贾拓夫）和省委委员张德生、省军委负贡人汪峰等同志。
我参加了省委的会议，转达了党中央的委托，讨论了陕西的政治、军事情况，陕北游击运动和工作等问题。
我办完了党中央委托的一些事情，就决定离西安去陕南了。离西安时，我用约定的化名（王大舜）通过陕西省委，转给中央一份报告，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
我去汉中前，陕西省委托我，到了汉南特委，参加他们讨论建立红二十九军的工作，并派巡视员杜润之同志和一位交通员带路（因我身带重要文件）。为了应付旅途盘问，省委通过西安一家金店的社会关系，说我是该店去汉中收账的。这个安排和我当时的行装、身份相符的，因为我那时穿着还是不错的。
到了汉中，润之同志向汉南特委书记孟芳周同志转达了陕西省委的委托，参加了会议，讨论了建设红二十九军的工作问题。耽搁了一两天，我决定随孟芳周、杜润之同志一道到西乡马儿岩红二十九军军部去。红二十九军是从川陕边区游击队发展起来的。红四方面军于一九三二年底驻西乡后，指示共产党员陈浅伦的游击队和张正万的“神团”、王国民等人的民团，改编为川陕边区游击队。十二月二十五日，成立了马儿岩苏维埃政府。汉南特委一九三三年一月作出扩大西乡、城固边新苏区、创建红二十九军的决议。随即任命陈浅伦为红二十九军政委，军部驻马儿岩。一月中旬，陈浅伦带领十余人到川北通江，向红四方面军总部请示正式建军问题。红四方面军任命陈浅伦为红二十九军军长兼政委，并补充给他们一些枪支弹药，回到了马儿岩。
我从汉中出发，骑上驴马店出租的马，直奔城固。在西乡私渡河桥西，离马儿岩军部不远的地方，遇到一位老大娘。他用手向东一指，对我们说：“那边有杨虎的队伍，去不得。”（当地农民称杨虎城为“杨虎”。）另引我们走了一条向南的山沟小路。我们顺这条小路走去，很快便到了马儿岩。我在路上问这位老大娘，为什么叫我们走这条路。她说这条路好走。我问：“你有儿子吗？”她说有儿子。“你的儿子干什么？”她说：“在干红军，这条路就是到我儿子那里去的。”这位老大娘实际上是为我们红军放哨的。我在红二十九军军部，同陈浅伦、孟芳周、李艮、杜润之等同志，研究了有关二十九军初建后活动的情况、整顿部队和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尔后，由军部派了一个排护送我入川。据说，从这里到川北两河口，道路险峻，上七十，下七十，山上又七十，要走二百一十里山路才能到达。
我们从马儿岩出发，经过八海坪、天池寺、牌坊洞、大河坝、高洞子、楼方坪，再往前走就到了川北通江县的曲江洞。这个洞，原来是上匪头子王三春的老窝。红军赶走了土匪后，就把洞作为川陕保卫局关押案犯的地方。当时，保卫局副局长了武选同志在那里工作。我向他说明来意后，他热情地带我参观了洞子。洞分两层，一层押犯人，一层住部队。洞子又长又大，吃水也方便。
出了曲江洞再南行，经核桃树，就到了两河口。我在那里见到了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同志。他在清剿曲江洞的王三春土匪时，取得了显着成绩。他带领一支红军，对盘据曲江洞的上匪发动政治攻势，宣传红军的强大和剿匪政策，没有开枪，土匪就投诚了。免除了附近多年来的匪患。我们又南行两、三天，经过泥溪场，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到达通江。从二月初离沪西行，至今天碰巧一个半月，车行、步行总程四千余里，越过秦岭、巴山，参加了陕北、陕南工作研究，途中见闻，增长了很多知识，安全到达目的地，完成了党中央的委托，心情是很愉快的。
通江是川陕边界重镇之一，当时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首府。中共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四方面军总部，都驻在这里。我们兴奋地看到，在红军解放了的土地上，翻身农民喜气洋洋。不少农民给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抬猪送匾，鸣炮唱歌，都说共产党好，红军好，工农政府好。我们刚人苏区，就看到了这样动人的情景，实在令人兴奋。
我到通江时，和上海老友、方面军总参谋长曾中生同志，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同志见了面，彼此都很高兴。当我谈到红四方面军的英勇战绩时，曾中生同志说他正准备总结方面军的军事斗争经验。当时，红四方面军正在反击军阀田颂尧发动的三路围攻。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总部领导人都在南江县的两河口前线，指挥红军收紧阵地，诱敌深入，待机反击。于是，我又赶到南江，向红四方面军总部领导人交了党中央要我带来的文件。同时，汇报了我在陕西省委和汉南特委所了解的敌我情况、研究的问题以及陕南红二十九军的要求。然后，总部领导正式派我到二十九军担任政治部主任，让我率领川陕省政治保卫局的一个排（记得是三十七支驳壳枪），连同原来护送人川的一个排，配齐武器，迅速返回陕南红二十九军，开展游击运动，以配合红军主力的反三路围攻。
当我率领两个排由通江返回马儿岩时，就得到当地群众报告说：混进革命队伍的原“神团”首领张正万已经叛变，红二十九军领导机关遭到他的袭击，主要负责干部陈浅伦、李良、孟芳周、陈于文、杜润之等四十多人壮烈牺牲，许多战士失散。“神团”反动首领叛变得逞，红二十九军遭受惨重损失，是过去特委领导工作中只顾发展，忽视巩固，会前缺乏必要的安全准备工作的结果。对二十九军初创时收编的“神团”武装，没有进行很好的改造和消化，不少人缺乏警惕，让他们住在军部附近，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同时，又将当地群众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可靠部队派往远处活动，会址附近的群众又发动不充分，以致事变突然发生时，不能得到及时有力的援救。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我了解情况后，立即着手寻找失散的战士。在红四方面军十师二十九团（那时的团政委是杜义德同志）的配合下，找回了一百二十多人，同我带回的两个排的兵力，合编成“陕南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开展游击斗争，进行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到五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在空山坝大捷中，粉碎了田颂尧的围攻。我即奉命调回党的陕川省委工作，红二十九军所余部亦编进了红四方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