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将树丰碑
王树声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军械装备工作和军事科学研究事业的重要奠基人和卓越领导者。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至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曾任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他戎马一生，赤胆忠心，鞠躬尽瘁，功勋卓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
王树声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是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指挥了一系列重要战役战斗，表现出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是战功显赫的一代名将。
王树声１９０５年５月２６日生于湖北省麻城乘马岗项家冲村。大革命时期，他作为麻城县农运领袖，指挥农民自卫军与地主豪绅武装进行了殊死斗争，其军事指挥才能崭露头角。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树声参与领导著名的黄麻起义，开辟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创建红四方面军，先后任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第二路副司令，红军团长，红四方面军师长、军长、副总指挥，赫赫威名，令敌闻风丧胆。１９３１年２月，王树声指挥鄂豫皖红军第３０团一举攻克豫东重镇新集，首创“坑道爆破”攻坚的模范战例。１１月，他率领红１１师顽强抗击援敌３个旅的轮番攻击，击溃其８个团，为夺取黄安战役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翌年１月，在商潢战役中，王树声率红１１师，首先实施中间突破，继而转入阻敌打援，为红四方面军夺取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徐向前总指挥赞扬王树声“在关键、激烈、危险的时刻，指挥部队打得英勇、顽强、主动，充分表现了红军的优良战斗素质”。是役，他身负重伤，伤愈归队后调任红军第７３师师长，旋即指挥该师参加潢光战役，歼敌３个团，活捉敌旅长。王树声及所部的英雄事迹传扬红军内外。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红四方面军实施战略转移，王树声勇挑重担，前期率部为全军殿后，后期担任开路先锋，为方面军转移和进击川北立下了头功。１９３３年２月，四川军阀田颂尧组织３８个团５万余人发动“三路围攻”。王树声坚决贯彻“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指挥西线红军１个师顽强抗击敌左路纵队１９个团的疯狂进攻，歼敌４０００余人，为胜利粉碎川军“三路围攻”奠定了基础。同年１０月，四川军阀刘湘组织１１０多个团近２０万人发起“六路围攻”。时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红３１军军长的王树声，依托苏区，调兵布阵，指挥西线红军１０个团防御作战１０个多月，抗击敌６０多个团的反复进攻，为粉碎川军“六路围攻”创造了有利条件。１９３５年４月２日，王树声指挥红３１军等部，一举攻占川陕边界“鸟道天险”剑门关，全歼守敌３个团。此战被红军将士誉为“王树声的杰作”。１９３５年６月，王树声指挥岷江支队８个团，坚守岷江东岸，保障了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并完成掩护党中央侧后安全的光荣任务，受到了周恩来等中革军委领导的高度赞扬。长征途中，王树声与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一道，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径进行了有力斗争，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与统一。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一部奉命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王树声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红９军军长，协助徐向前、陈昌浩指挥部队与敌人浴血奋战４个多月，有力地策应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西路军作战失利后，他临危受命，率领１个支队转战祁连山区，就地坚持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尔后又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惊人的毅力，只身辗转到达延安。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他，并鼓励他说：“西路军失败，你没有责任，要继续前进。”
抗日战争时期，王树声先后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太行军区专职副司令员兼动员武装部部长，主持太行军区工作。他自觉贯彻人民战争思想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率领军民主动配合八路军主力作战，下大气力抓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为太行抗日根据地正规军、地方军、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１９４４年１１月，王树声任河南军区司令员，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意图，利用日、伪、顽之间的矛盾，采取“打、压、挤、拉”和“栽花插柳”的策略方针，很快开辟了河南豫西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了我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树声奉命率河南军区部队及大批地方干部南下鄂豫边，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１纵队司令员，在中原解放区坚持斗争１０个月，有力地支援了华北和东北地区我军的战略行动。１９４６年６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王树声坚决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率领第１纵队主力胜利实现中原突围，在鄂西北坚持外线作战１０个月，以局部牺牲为尔后我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创造了有利条件。１９４７年秋，我军转入全国性战略进攻。王树声主动请战，重返大别山，任鄂豫军区司令员，指挥军区游击兵团“分兵发动群众，集结对付敌人，有重点地开辟新区”，与兄弟部队一起，成功实现了党中央“问鼎中原”和“定鼎中原”的战略目标。１９４９年５月起，王树声先后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湖北军区司令员。他主动请缨指挥鄂豫皖边大别山区的剿匪作战，领导了湖北军区的整编和扩军，致力于军区机关和部队的正规化建设，推进建立普遍民兵制，大力加强人民武装力量建设，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推进“三结合”的人民武装力量体制，建设强大的国防军和民兵，做出了骄人的业绩。
（二）
王树声领导全军军械装备工作，励精图治，开拓进取，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重要原则建议，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举措，是我军军械装备工作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奠基人。
１９５５年３月，王树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肩负起领导全军军械装备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重担。此时，我军军械装备正处于第一次大换装，由统一制式武器装备更换部队原有的陈旧落后的杂式武器装备，武器生产由仿制逐渐向国产化过渡，这是我军装备建设史上一次历史性的转变。面对这一艰巨复杂的任务，王树声领导军械部门积极探索推进军械装备建设、使武器装备始终处于良好战备状态的方法和路子。他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军队换装后军械装备保管、统计、维护等工作落后的状态没有根本好转，军械物资严重浪费现象时有发生。他认为，这些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没有从法规的角度来规范军械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为此，他于１９５６年１月向军委呈报了《关于目前军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今后工作意见》。军委很快批复“同意其所提建议”，并批转了由王树声主持起草的《关于加强部队军械装备保养工作的指示》。在王树声的直接领导下，总军械部先后制定、完善了军械装备物资器材的登记、统计、调拨、供给、保管、保养、检验、修理、运输、回收及危险品的保管与处理等方面的规章制度，有力地保证了部队战备、作战和训练的顺利进行。这些规定和措施的实施，使军械管理和技术保障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为加速我军军械装备现代化、国产化的进程，王树声向中央军委建议应尽快建立军械科研机构，开展军械科学技术研究和试验。中央军委对此极为重视，批准成立了我军第一个常规兵器研究所。王树声强调：军械研究工作要依据毛主席“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我军的作战经验，充分考虑我国自然资源、工业水平、地理条件、南北气候特点以及中国人体等诸因素，吸收国外先进的军械科技成果，并确立了“以我为主，逐步实现中国化”的科研方针。在他的关心和指导下，军械科学研究所经过反复试验和多方论证，确定了一批新武器的研发项目，我国的兵器生产即由仿制进入了自行设计、自行生产的发展新阶段。
王树声还特别重视军械装备人才队伍建设。他认为，军械装备工作是一门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没有一支政治素质高、专业技术精湛的人才队伍，就难以适应我军军械装备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１９５６年１月，他就军械干部的管理、培养、训练与充实问题向军委提出建议。军委采纳了他的建议，决定军事工程学院每年增招９０名军械专业学员，由总军械部选送５０名尉级军官到苏联学习，国家高教部每年分配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到军械科研单位和新建部门工作；同时向全军下发了《关于遴选军械人员充实各级军械机构的指示》和《关于军械人员专业训练的指示》。在１９５６年４月召开的全军军械学校校长和训练部长会议上，王树声围绕贯彻以教学为中心、掌握教学原则与教学方针、制定和完成教学大纲和训练计划、正确认识和解决教员与教学质量的辩证关系、加强和改进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全军各军械学校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两年内先后培养了军械管理和技术干部、技工１万余人，对于提高全军军械装备技术保障水平、促进军械工作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王树声协助叶剑英领导军事科学研究，殚精竭虑，尽职尽责，为繁荣军事理论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军事科研事业的开拓者和卓越领导者。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中央军委任命王树声为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党委第三书记，后任第二政治委员、第二书记。他在军事科学院领导岗位上辛勤工作１５年，直到辞世。
军事科学院创建初期，毛泽东主席就指示院长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元帅：“要集中一批有丰富战斗经验和工作经验的同志，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叶帅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迅速集中军事科学院主要科研力量，并组织全军大单位和院校合力攻关，编写我军第一代战斗条令，委托王树声负责组织协调工作。王树声恪尽职守，精心组织，协调各路人马迅速投入紧张的条令起草工作。１９６０年４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军事科学院主持召开全军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师、团营战斗条令汇稿专业会议。王树声受叶帅委托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军师战斗条令》初稿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团营战斗条令》初稿，印发全军征求意见。在军委高度重视和叶帅直接领导下，经王树声等院领导和广大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经反复修改，从１９６１年初到１９６３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步兵战斗条令》、《合成军队军师战斗条令》和《合成军队团营战斗条令》陆续颁发全军试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自己的战斗条令。
为适应部队训练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中央军委决定由军事科学院组织全军修改我军第一代战斗条令，王树声立即与粟裕大将等其他院领导商定，沿用叶帅领导编写第一代战斗条令的成功做法，迅速展开条令的修改工作。１９７０年３月，军事科学院主持召开“全军修改条令条例座谈会”，王树声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诸多指导性意见。他强调：修改条令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树立牢固的无产阶级战争观，坚决贯彻党指挥枪的原则，强调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突出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突出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贯彻少而精的原则，着眼现代战争特点及其发展。在条令修改期间，王树声先后率调研组赴济南、南京和福州军区，深入基层部队调查研究。在王树声精心组织下，军事科学院与全军各单位共同努力，对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６４年颁发的我军第一代战斗条令和共同条令分批完成修改，并经中央军委批准，陆续颁发全军。
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叶帅向军委建议建立“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采取“直观教学法”，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我军高中级干部学习现代化军事技术知识，研究技术与战术结合、合成军队协同作战指挥等问题创造良好条件。毛主席批准了叶帅的建议。王树声受叶帅重托，挑起了领导筹建教研馆和组织教学的重任。在他的精心组织领导下，仅用３年多时间，建成了包括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铁道兵、后勤、综合所１０个所，建筑面积１０余万平方米、设备完善的军事技术直观教研馆，并先后完成高等军事学院和后勤学院共４６５名高中级干部的教学和全军师以上干部军兵种知识集训任务。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贺龙等领导人和军队许多高级将领参观时，称赞教研馆是一个现代化的宏伟工程，是培养我军高级干部的大课堂。但在“文革”中，教研馆被黄永胜等人强令撤销。叶剑英、王树声提及此事都感到极为痛心。
王树声既是卓越的军事科研领导者，也是勤奋的研究员。１９６１年，军委号召中将以上将领撰写革命战争经验总结，以指导院校教学与部队战役战术训练。王树声认真回顾战斗历程，仔细查阅战史资料，精心筛选成败战例，对自己２０余年的作战经验，进行深入研究与思考，撰写了《几点作战经验》等重要文章。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分别对“山地运动防御”、“围点打援”和“突围战斗”等战法的指导要领与战术运用原则，作了比较系统的理论阐述。王树声还始终关注外军的现状和发展态势，思考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给军队建设和未来战争造成的影响，探讨现代条件下战争新特点和我军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并对现代条件下战争的特点作了精辟阐述。他强调，现代条件下的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必须从战争的新特点出发，研究解决军队编制体制、武器技术装备、军队院校和部队教育训练、后勤建设和国防工程等方面的问题。
（四）
王树声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表现出彻底的革命精神、崇高的思想品德和优良的作风，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王树声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党无限忠诚，顽强执著，多次身陷绝境，历经严峻考验。王树声１９２６年入党后，便在家乡领导农民运动，他立场坚定，弃家取义闹革命，深受农友们的拥戴。１９２７年１２月，国民党军进攻黄麻，镇压鄂东军，悬赏捉拿王树声。在一片白色恐怖下，他坚信革命的红旗不倒、武装斗争的星火不灭，留下了“九死一生找红军”的动人故事。１９３２年，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扩大化，王树声的胞弟、胞妹和嫂嫂也遭错杀，他本人被列入“肃整”对象。时任红军师长的王树声对党忠贞不渝，强忍悲痛，率部参加商潢战役，挥刀杀入敌阵，身负重伤。１９３７年西路军作战失利，他奉命率部就地坚持游击战争，后来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孤身一人，历尽艰辛辗转到达延安。王树声晚年病重住院期间，周恩来总理、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同志去看望时，向他转达毛主席的话：“王树声同志是个好同志。”周总理对他说：“你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是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你对党是立过大功的。”徐向前对他说：“你是大别山的英雄。”他总是谦虚地说：“５０多年来，党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而我给党做的工作太少。”王树声能上能下，识大体，顾大局，是守纪律、听指挥的典范。１９３５年３月，王树声由方面军副总指挥调任军长，长征途中他由军长调任教导团团长；１９４０年６月，他由晋冀豫军区代司令员调任太行军区专职副司令员；１９４９年５月，湖北军区成立时，他任第二副司令，原来的下属成为他的上级；１９５７年７月，他由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改任总参军械部部长。无论担任什么职务，他都能以革命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名誉地位，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尽心尽力地做好工作。他说：“职务高低，都是为人民服务。我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争名誉地位的权利。”
王树声非常关心部属，爱兵至深。在鄂豫皖一次战斗中，放步哨的战士打瞌睡，敌人袭击过来，情况十分紧急。王树声命令部队迅速撤出战斗，自己带两名警卫员硬是从敌人手里抢回了那个战士。战后他解释说：这个兵是我们的同志和战友，错误归错误，先救出人来再说。中原军区１纵３旅旅长刘昌毅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王树声和妻子杨炬大夫日夜守护。几十年后刘昌毅回忆这件事时仍激动地说：“这种革命感情是十分珍贵的。”１９５４年，人民解放军准备实行军衔制，大批老同志要退出现役转地方安置。王树声两次致信湖北军区党委常委，要他们“重视老干部的安置问题”，还建议省政府“办一所养老院性质的学校来照顾、管理、教育这些老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发言中，他说：“军队老干部交地方供养，是革命胜利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军队不可忽视这一工作。不仅在物质生活上要照顾，而且在政治、文化生活上也要适当地照顾。”
王树声始终保持正直、廉洁、普通一兵的本色。王树声生活俭朴有口皆碑。和平时期身居高位，他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总军械部为他建住宅，他的要求是“不准建围墙、不准修豪华客厅、不准从市场上买家具”。后来，有关部门为照顾他工作和生活方便，三次为他选点建房，他都以搬迁涉及居民住宅、影响党的民族政策或宗教政策拒绝了。在那所普通的平房里，他一直住到１９７４年１月去世。在军事科学院工作时，他去食堂就餐时总是与普通干部一起排队买饭。王树声病重期间，警卫员听说他想吃家乡味的鱼丸子，就请某招待所的湖北大师傅做了一碗。因招待所不肯收钱，他再也没有吃过第二次。王树声对妻子、儿女要求非常严格。妻子杨炬在海淀卫生局上班不搭乘他的专车；儿子楚还的工作问题，还是他逝世后在叶帅关心下才解决的。
“发为干戈白，心于社稷丹”。王树声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光辉业绩彪炳史册，他的高尚革命情操和优秀品质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学习！
《人民日报》（２００５．０６．２２第１６版）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ｈｔｔｐ：／／ｐａｐｅｒ．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ｒｍｒｂ／ｐａｐｅｒｉｎｄｅｘ．ｈｔｍ＞